自2015年股灾以来，“监管”一直在资本市场的热词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要加强中国的金融监管”等观点已成为当下的共识。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却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放松监管。

面对大型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如何监管才能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在这个端午假期，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来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希望自己在监管与公司治理关系方面研究成果能给中国微观经济学研究带来一些讨论和启发。

帕特里克•博尔顿，有望获诺奖的微观经济学家

帕特里克•博尔顿于2005年加入哥伦比亚商学院成为讲习教授，在此之前，他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欧美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

去年，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姆斯特朗以其在契约理论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帕特里克•博尔顿与两者研究的内容有一定关联，并且是可以与两位诺奖得主相提并论的全球顶尖经济学家。

帕特里克•博尔顿

一直以来，帕特里克•博尔顿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契约理论、公司金融中的合约问题和产业组织方面，具体涉及企业的最优债务结构、公司治理、企业最优所有制结构等。在国内最大的经济与管理类论坛人大经济学论坛（经管之家）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评价：“如果未来有志于从事企业理论、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研究，一定要读帕特里克•博尔顿和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合著的书籍《合同理论》。”

这次来到上财，并不是帕特里克•博尔顿第一次参与中国的学术研讨，早在1996年，他就受中国社科院的邀请来中国参加“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当时与他一同参会的还有经济学家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约翰·穆尔（John Moore）、热若尔·罗兰（Gérald Roland）和让·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其中，埃里克·马斯金和本特·霍姆斯特朗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第一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创始人对国的微观经济学领域影响很大。”一同参会的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曾回忆，“而帕特里克•博尔顿和埃里克·马斯金、本特·霍姆斯特朗等经济学家都属于第二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研究者。现在中国对产业组织、微观金融、公司治理、转轨经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也深受这些第二代研究者所著理论的影响。”

“博尔顿与哈特、米尔格罗姆，马斯金、霍姆斯特朗、默尔等经济学家一样，都是最顶尖的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已有三位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剩下的在未来也都有可能会获奖。”钱颖一评价。

“这个想法是我9年前访问清华大学时产生的。”

帕特里克•博尔顿对监管和公司治理的探讨从自己的一篇与中国颇有渊源的论文开始：“我对这次研究的想法如何产生的过程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想法是我9年前访问清华大学时产生的，而那天正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

在公司理论中，“现代公司”概念由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在其1932年的开创性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首次提出。书中描述，现代市场存在股权分散且缺乏大股东的状况，这种特点在美国尤为突出。基于此，过去观点普遍认为，在资本市场监管和法律能对中小股东进行很好保护的情况下，现代企业的股东就会呈现分散状态。

但是，帕特里克•博尔顿确认为，现在需要对这一结论进行进一步研究。他特别选取了具备代表性的美国电力行业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在1992年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而不是资本市场的监管之后，出现公司股权越来越集中的现象。此外，政府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还会对成本效率、价格、金融风险及消费者活力产生影响。

“从帕特里克•博尔顿的研究中可以学到，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以小窥大’，”钱颖一指出，“从对电力行业监管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管制对未来市场动态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例如，创新的影响是什么。”

“由此可见，在微观经济学中，即使讨论一个具体行业，也可以不仅有深度，也有宽度。”钱颖一说。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帕特里克•博尔顿谈论的是公司治理，但他的理论研究对国家治理的理论研究也有所启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表示。

为什么会有所启发？因为，治理从本质上讲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是游戏规则（rule of game）的问题，无论是国家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制度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基本指标的衡量。

“因此，由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去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是以偏概全。”田国强提出，同时，因熊彼特理论而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但忽略制度环境建设也有所偏颇。

田国强认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不是外生变量，不是天然具有，因此企业并不是天生偏爱创新，关键看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条件。刚过世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也曾论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制度的选择，从而是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乃至破坏性的，则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所以，基础性制度的建立才是最为关键的，如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研究认为，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竞争越激烈，企业利润下降越快，企业就不得不进行创新，而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就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保持活力，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田国强进一步指出。

由此谈到中国问题，田国强认为，若既要提高市场效率又要勃发创新能力离不开进一步改革，“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因此，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当今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田国强最后说，“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图片来源：哥伦比亚商学院；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