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为了纪念上海解放68周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史料选编》近日首发。陈一心等原上海地下党老同志讲述了作为学生地下党成员，如何为解放上海进行秘密的斗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节选了其中一篇，呈现上海解放前夕的那段岁月。

【人物档案】

陈一心，1945年进入麦伦中学（现上海继光中学），他的父亲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1947年，他15岁时读高一就参加了地下党，当时是年纪最小的中共党员。

以下为陈一心的讲述：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5万余人云集在北火车站广场，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举行反内战示威大游行。

1949年1月，党中央作出建团的决定，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全国解放区，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统治区，叫“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或者其他各地定的名称。当时，领导我的是地下党区委张显崇同志。他布置说，上海即将解放，现在有24名党员，我们在高三、高二、高一、初三分别建立了秘密组织，每个组织有3～5人，发展了近60个人，加上党员在里面作为核心，一共有80多个人。

党中央对地下党有一个16字方针，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待什么时机呢？以待上海地下组织最后配合解放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

秘密绘制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

当时地下党的领导找我，他说：“一心，我们能不能做到上海一解放，红旗在上海升起的时候，就能够把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两幅巨大画像拿出来？”当时，国民党每天都在抓共产党员、杀共产党员，要怎么想办法把这两幅像画出来、保存好呢？我找支部委员傅家驹去商量，我说：“我们有没有条件，保密得很好的地方，能够画像的？”

经过研究分析，当时高二有一个党员叫许福闳，他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少将，但已经弃政经商了。他的家在新闸路泰兴路口，是一座很漂亮的小洋房，很隐蔽，因为对外讲是国民党少将的官邸。许福闳说，我去想办法。

一天，许福闳拿了一张报纸，在北四川路横浜桥的桥口，有个人来跟他讲：“借一本代数数学书，你有吗？”“我有，你跟我去拿。”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跟许福闳接上头。当时地下党很严格，不好问什么名字，也不好问到哪里去。许福闳就把这个人带到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另外又出来一个年纪比他轻一点的人，两个人跟着许福闳到了他家里。到了许家，他们把布窗帘都挂起来，另有一个新青联的成员在外面买了几个木条子回来制作了画架，在上面铺了油画画布。

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戏剧学院美术系的学生、地下党员，叫周祖泰，还有一位叫曾路夫，是中学的美术老师。这两个人就住在许家，许妈妈非常好，每天给他们做饭送上去。当时我们不知道毛主席长什么样，朱总司令又是长什么样的，我们在美国的一本《时代杂志》上找到一张毛主席的像，把这张彩色的像买回来，再另外通过版画家野夫找到朱总司令的像。周祖泰和曾路夫夜以继日地画，一共用了14天，2米高、1.5米宽的像画好了。这幅画就藏在许家，非常保密。外面，警备车哗啦哗啦地过，如果查到格杀勿论。

这两幅像画好以后，上海就解放了。5月25日，苏州河以南先解放。我们麦伦中学当时在高阳路、苏州河北面。5月26日，这里枪声小了，许福闳、戚国延，两个党员叫了2部三轮车，将一幅毛主席的像和一幅朱总司令的像从苏州河的南边运到麦伦中学门口。一路上，看见的人都很惊讶：“毛主席毛主席，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这是解放当天我们上海沪东区最早出现的两幅领袖像。

1948年1月17日，全市2万多名学生齐集外滩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前，抗议港英当局的九龙暴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奴才外交。

绘制上海的秘密地图

地下党为了解放上海，每个区都要做详细调查。每一条马路从这头到那头，工厂、学校、仓库、国民党警察局、部队的营房等，都要画出一张很详细的图。怎么调查呢？发动小同学很好，也发挥初中同学的作用，放学以后大家三三两两地出去，背了书包，有的人假装打球，啪一下把球拍到院子里面去，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也有的假装上厕所，还有采取各种办法的。

最后提篮桥区的这张图就是麦伦中学的地下党和积极分子完成的。东长治路、提篮桥，包括国民党的兵营、警察局全部都画在里面。我们把这个图交给上级，上级一直把它送到市委，市委又送到华东野战军。后来，陈老总（注：陈毅）在上海地下党会师大会上专门提到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很了不起，提供了大量的地图和国民党军警的分布情况，对他们顺利解放上海起到了很好的帮助。

1947年12月底，寒流袭击上海，上海学生界开展救饥救寒运动。图为学生们在街头向市民劝募寒衣。

手抄密码转给党组织

当时地下党还要想办法弄到敌人的情报和武器，这个要求很高。

当时我们有不少同学的社会关系是国民党的上层、知识分子、各界人士。有一个地下党员张闽，他有一个亲戚是国民党空军，曾经有一支小手枪放在他家，后来此人出差去北京了。这支手枪里面没有子弹，是一支德国造的小手枪，张闽擦拭过后还是很亮的，拿出来很像样，结果他拿到了。

拿到枪以后，我们约了领导张显崇，但怎么把这支枪带给他呢？ 我们找了一只旧皮箱，把小手枪放在里面。他当时是乘电车，张闽坐着，脚下就是装枪的皮箱。他对面坐着地下党员张恭伟（麦伦中学学生会副主席），两人装着不认识。如果有敌人上来，张闽就把皮箱拿走，我们大家都下车；如果没有问题，张恭伟下车的时候就把皮箱带走。他们走了20分钟，从市区一直走到了提篮桥，下车后张恭伟就把这支枪拿走了，交给了区委领导张显崇。上海一解放，张显崇就别着这支枪冲进了麦伦，非常威武，虽然没有子弹，对敌人也起到威慑作用。

还有一个党员叫金绍华，他的家住在东长治路。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的军官突然住到他家的阁楼里，这个军官每天中午出去一个小时，实际上是吃饭，其他的时间从早到晚都关在那里。他的家里放了许多的电线，金绍华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他是在发密码，向国民党特务组织发电报。金绍华想办法弄到了钥匙，有一天中午，就利用国民党军官出去吃饭的机会，把房门打开，找到密码。他没有照相机，就用手抄，花了三天时间才把整个密码抄下来。他抄完以后交给我，我就把这本密码送给了地下党组织，供上级用。

1948年6月5日，上海大、中学学生举行反美扶日大示威，麦伦中学7名学生被捕，经营救获释后，与欢迎人群在学校合影。

国民党官兵穿上学生服出逃

1949年5月中旬，我们听到了上海郊区传来的炮声。学校组织了一个护校委员会，成员包括学校的代理校长陈其德、教师党员马健行老师、英国校董白约翰老师（他维护英国伦敦教会的校产，也要保护麦伦）。白约翰在学校门口贴了一块大牌子： 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是英国人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入内。

5月20日以后学校就停课了，有一批人回去了，一批人留了下来。地下党领导告诉我们要坚守学校，保卫学校。23日、24日两天下暴雨，炮声就在市郊区隆隆作响。25日，我们打开无线电，听到苏州河那边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而我们这里却被国民党包围了。我们自己组织了纠察队，为迎接解放准备了大量的横幅和臂章，都藏在大礼堂舞台底下。

到5月26日晚上还在打仗。5月27日清晨5点多钟，我们都醒了。那时候留校的有几十个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我们听到对面一点声音都没有，都很奇怪，赶快起来到对面去，发现整排的国民党都换上了同学们的衣服裤子逃走了，枪支、弹药、军服都被丢下了。那天早晨7点钟，我看到解放军从我们校门口过来。他们是吹牛角号，不是吹喇叭，身穿草黄色的军装，佩带红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我们当时很激动，我们的队伍来了，我们和他们拥抱，他们留了几个解放军在这里。到处都是枪支弹药、手榴弹，我们帮忙从舟山路、海伦路收过来，放在活动房里。那时，我们每人背一支枪，很威武。学校里都是马，把树皮都啃光了。

上海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

南京路上，市民争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

当天晚上，有近1000个国民党的俘虏被抓来，关在体兰馆一楼、二楼。我们配合解放军，缴了他们的武器，把马圈起来，然后跟国民党俘虏宣布政策： 你们要回去，每人发2块袁大头，你们要参加解放军就留下来。有少部分人参加了解放军，大部分人走了，回老家去了。

我们一直忙了五天五夜，忙到庆祝上海解放游行。不管下多大的雨，大家都有一颗炽热的心。

（陈一心的讲述节选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史料选编》，本文照片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