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发生在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的恐怖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59人受伤。这起事件比最近欧洲其他几次恐袭更残酷、更有针对性。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目标是“一场聚集着众多十几岁年轻女孩的演唱会，她们的人生刚刚起步，只为在那度过一个开心的夜晚”。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这起已被“伊斯兰国”（IS）认领的恐袭代表着一场噩梦的延续：这块大陆遭受恐袭的节奏和致命性已经达到“后9·11”时代前所未有的水平。 

误判
5年前，专家们用一只手便可数完“9·11”以后西方国家发生的恐袭事件，并清楚地记得每一起事件的日期，如“3·11”马德里袭击、“7·7”伦敦袭击等。然而，在过去3年里，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的频率和杀伤力呈爆炸性增长：从2015年11月“城市作战式”巴黎恐袭，到2016年3月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爆炸案，到法国国庆日尼斯卡车冲撞人群，再到卡车撞击柏林圣诞市场，以及现在的曼彻斯特演唱会爆炸……
6年前，一些“非常事件”被广泛误读为解决“圣战主义”的好办法。当时（2011年3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法里德·扎卡利亚声称，年初横扫了阿拉伯世界的政局变动表明，他们“完全拒绝了‘基地’组织创立时的思想”，这或许表明恐怖运动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当时，这类观点不仅被权威人士分享，而且也被美国政府分析师所推崇。中央情报局（CIA）前副局长米歇尔·莫雷尔曾在回忆录《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战争》里说，CIA认为并告诉政策制定者，“中东多国的政局动荡将极大削弱‘基地’组织的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叙利亚爆发的惨烈内战和利比亚国内“后卡扎菲时代”的“烂摊子”，让更多极端分子走上了世界上一些主要冲突的前线。IS之所以能够利用社交媒体来推广其“事业”，正是沿续了当年示威者走上街头反对的行动“惯性”。圣战分子所掌握的在社交媒体上的技能，使得IS成为“虚拟策划”模式的先行者，屡屡通过远程指导操控袭击行动。 

应变
那些预计2011年后的恐怖活动会偃旗息鼓的人们，漏看了几样东西。最重要的也许是，极端组织的适应性和应变性。正如恐怖主义学者布鲁斯·霍夫曼在其经典著作《透视恐怖主义》中提到的，恐怖组织都会频繁开展“内部学习”，当他们面对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挑战时，这些群体必须迅速适应变化并承担后果。
纵观一系列组织——不仅仅是激进组织——当某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可以转化为更广泛的团体知识时，便会开展“内部学习”。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最臭名昭著的炸弹制造者易普拉辛·阿普杜拉，常常把他个人非凡的技术知识在整个组织内部推广传播。这也反映了安全专家早在几年前的担忧，易普拉辛·阿普杜拉的炸弹早已经从也门“运”到了叙利亚。安全专家认为，当个人知识通过这种方式扩展成整个组织的“记忆”时，这个组织就不再依赖于、局限于某种思想、某个人。这个过程对于遭受“高水平消耗”的极端组织来说特别重要，他们必须尽快为其组织编写新鲜的“DNA密码”，否则无法长期生存。
与此同时，新技术还为恐怖组织提供了强化“内部学习”的额外动力：通信平台和系统可以塑造成新式武器；不断完善的无人机，正被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引进。据伊拉克方面的报道，BuzzFeed网站的麦克·吉利欧最近指出，IS高频率地使用无人机给人不祥的预感： 伊拉克官员说，IS还对无人机的使用做出了致命的调整。在摩苏尔西部战役最初的几天里，IS前所未有地密集使用无人机，盘踞在伊拉克阵地，干扰军事行动，造成人员伤亡。伊拉克方面的指挥官说，无人机仅在短短两天内便向某一区域扔下超过70枚炸弹。
对于恐怖组织来说，新技术的最大意义并不是它们带来了某种技术飞跃，而是那些已经广泛问世的技术可以被他们运用。IS的“虚拟策划”模式融合了两种技术趋势：社会媒体和加密改进技术，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网上传播。

反思
就曼彻斯特恐袭而言，还有许多我们还不知道的问题，但与袭击相关的许多答案可能把我们带回“内部学习”问题上。攻击者如何带着炸弹通过曼彻斯特竞技场严密的安检？他最初是如何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他是在英国本土找帮凶，还是由位于叙利亚的技术专家远程指导？这是一次零散的攻击，还是一整套作战战略中的一环？
目前，对于恐怖主义问题，欧洲政治家们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怖分子的适应性和应变性也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在阻止他们、拯救生命上是否具有同样的创造力和应变能力？

图片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