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跑了几年长三角，常有领导干部和老同志面带笑意，主动提起“与上海的联系”。首要的，便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对我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功不可没”。还有几次采访长三角大企业，企业主见记者是上海来的，第一句话便是“星期日工程师”，想不到如今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当年“第一桶金”也与上海工程师相关。还有一次，因国人赴日本抢购马桶盖风波，记者去台州采访，十多家马桶企业七嘴八舌说历史，原来也是上海工程师在业余帮忙，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了第一只智能马桶盖……

想当年，“星期日工程师”是社会上最火热的词汇之一。也有些人称之为“星期六工程师”、“星期天工程师”或“周末工程师”。

上海星期日工程师今安在？这个念想，在记者心底存了很久。

有热心人帮忙找过。浙江嘉兴某区宣传部的领导找出一本老通讯录，上海工程师们留下了固定电话，可惜那时还是7位数的；还有江苏苏州某纺织企业，董事长能清楚说出每一位来帮过忙的上海工程师的名字，可已没了联系方式。在更多场合，不少有点年纪的人一提起“星期日工程师”，便两眼放光；可年轻一代，则大多数听了一头雾水，记者只能解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曾出现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当年每周只有星期日休息，但到了星期六的傍晚，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或轮船码头，可以看到一些外表特征明显、等待上车上船的人群，他们大约40岁到60岁，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卡其布中山装，风纪扣整整齐齐，拎着人造革的包；到了星期日傍晚，同样是车站码头，可以看到他们回来的身影；星期一，他们则依旧在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上班。这是去郊区或长三角县市兼职去了，人们彼此都明白，就是不能明说。上海的智力、技术、理念就这样流动起来，给大批中小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救了急。

年轻人听完似懂非懂，年长者感慨：看来这段集体记忆也需要“抢救”了。但要抢救的仅仅是记忆和情怀吗？

而今，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劲头正足；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也处于关键时期，雏形初具。两者相通相似之处，在于大胆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瓶颈——这其中，核心都在人，都在于一股冲劲与发展的可能性。若以史观今，异同之间，当有借鉴。

念念不忘中，记者终于寻到这群老工程师，也把当下新工程师的情况，讲给他们听。

▲1988年5月，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大会。

一　　

笑谈当年事，年轻人不信。

白海临曾在原上海星际无线电厂工作，他对上世纪70年代末应邀去浙江湖州上课的情景记忆犹新——为了请教上海人的“高频头”技术，当地几乎用了最高款待规格。请吃饭时，德高望重的老红军和整整两桌的当地领导陪着两位从上海来上课的小青年。上课在当地最古老的大祠堂，屋里挤不下，干脆拉了有线广播到院子里，人人都在记笔记。事后塞来信封，白海临不敢要，后来硬是塞了一条黑鱼、一只甲鱼。为何如此？高频头是电视机接受信号的主要装置，当时长三角一些乡镇企业想制造电视机，却苦于技术难。

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光用钱还未必解决得了。

曾在华东开关厂工作的刘忠云，曾公派国外参与技术援助。上世纪80年代回国之后，常州老家镇上的领导班子登门拜访，恳请他老母亲“放人”——家乡要办厂，需要上海的技术，若刘忠云能迁户口回常州，并能协助办厂成功，允诺给20万元奖励。要知道，当年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数十元。刘忠云和母亲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上海大国企的工程师，黄金堆成山也不去“乡下”小厂，何况，当时刘忠云在厂里的名气“砰砰响”，半身照在门口挂了半年。刘忠云只答应，节假日可以回老家帮帮忙。

改革开放初期，新产品不断涌现，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风起云涌，技术上的短缺让他们把目光都聚集到上海。当时，科技正是上海最大的优势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上海科技人才拥有量和科技成果拥有量，全国领先，且工业产品门类较为齐全，各行业能人更是不少。

当时，科技创新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退休教师陈忠民记得，当时只要是技术好、有理论基础的上海师傅，总有朋友辗转介绍找上门的，来求帮忙：某个厂某个产品“不灵光”了，能否去看看？他曾为一家乡镇企业解决过制造电磁灶的核心问题，也给某塑料厂解决过塑料包装的技术问题。他至今记得，在电磁灶产品研发成功后，对方递过来的酬劳让他惊得不敢伸手，他从没见过那么多钱——5元、10元人民币装满一个大包。那时候，陈忠民的月工资约是36元。

“走出去”的上海人也开眼界。黄浦区原海燕制品厂的杨干贤，1984年前后，从上海乘了20个小时的轮船去浙江台州，他发现当地商品市场虽然还很简陋，不过是碎石子路和小雨棚，买卖的不少是二手货和旧款式产品，可有商户开门一天便能赚上千元，且整个市场都在渴望新技术和新产品。他也敬佩当地小企业主，村里原本没有像样的路，竟然硬是用土办法生拉硬滚地引进了一台专业注塑机，然后不断跑上海，变着法子买配方、找销路。

若那时也有“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长三角尤其是上海与邻近地区县市之间的“体系”还真是好苗头，资金、技术、人才与理念，在市场推动下朦胧地“搭配”起来。

▲1988年5月，上海科技工作者踊跃参加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成立大会。

二　

市场推动转型。似乎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制造”开启了全新的升级之路，这其中，处处有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身影，但回望上世纪80年代，几乎都是扣齐风纪扣等车的谨小慎微形象。

毕竟，传统观念的枷锁犹在，有人认为科技人员和工程师，应该是单位的“固有财产”，不能自由流动。由此还引发出不少官司。最有名的当属“韩琨事件”——他是上海“星期日工程师”中的一员，业余时间为奉贤一家乡镇企业研制橡胶密封圈，让工厂扭亏为盈，后因为3400元奖金，一度被定为“受贿罪”。此事上了《光明日报》的头版，成为当时“重案大案”，虽然最后被认定“无罪”，可影响很大，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在业余时间搞创造发明并收取报酬，是不是“不务正业”，是不是“技术投机倒把”？这样的话题，在当时引发关注。

杨干贤1986年曾因“受贿罪”被判刑，因他介绍了浙江黄岩某塑料厂和上海某厂工程师合作，研制出畅销一时的变色唇膏，并根据约定收取了推销费4050元。杨曾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难道只有拉大车、扛大包才是劳动，用脑力发现商机就不是劳动？明明创造了效益，为何被认为是破坏市场秩序？后来案件重审，他无罪释放。

曾在上海淮海照明灯具厂任厂长的严荣华也经历过一场类似风波。该厂依靠灯具研究所一位工程师业余时间在家实验造出来的新型日光灯，在原本小打小闹的弄堂工厂里搞出了小有名气的“拳头产品”，因此还得了一些科技进步奖。为方便联络，厂里购买传呼机供工程师使用，可工程师却因此遭举报。上世纪90年代初期，4000元的传呼机若是定为“受贿”，后果堪虞。幸亏严荣华一行人拿技术服务合同说明情况，才保护了工程师。

数位“星期日工程师”都告诉记者，当年的“兼职”工作，大多处于“偷偷摸摸”的灰色状态，即便同事心知肚明，也都会默契地不说破。

1988年一个周六的傍晚，原上海工业用呢厂的技术员胡汉荣，要赴太仓工业用呢厂指导技术，却在长途汽车站发现“险情”，他赶紧用公用电话向朋友求助：“我被单位保卫科的人跟踪，怎么办？”电话里朋友出了一招，是从电视电影里学来的“甩尾巴”：从中门上车，等车一启动，就从前门下车，然后坐下一班车去太仓……

三　　

有人回忆说，那是一阵“潜流”，却生机勃勃。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十来年的碰撞中，用进步和发展的事实说话——

在胡汉荣往返太仓的半年时间里，太仓工业用呢厂增加效益330万元，扭亏为盈，还获得原轻工业部的“金龙腾飞奖”。

在报刊资料中，长三角各地“借上海脑袋发财”的报道并不少见，有台州民营企业主曾说，请上海工程师到工厂来，“哪怕来一天，对企业素质也是巨大的提升”。比如上世纪80年代，江阴市化工设备厂生产一种搪玻璃片式冷凝器，多年居全国同行销售之冠，问起原因，原来是在上海医药设计院和上海工业搪瓷厂等单位支持下，由一位上海技师研制而成；还比如上世纪90年代，宜兴市的环保产业产值一度占到全国10%以上，追本溯源，也是靠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再比如，1987年杭州第二汽车配件厂建成国内领先的散热器静电喷漆流水线，生产效率提高3倍以上，也借力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后来，苏浙一些地方还不满足于一个星期日，延伸出了“借聘”和“电话工程师”等方式……

这也引起了一些思考和“警惕”——据1988年的媒体报道，对上海35个研究所的统计发现，每8项成果中就有7项在外地开发，只有1项在上海推广应用。报上还登了一个真实故事：上海交大的教师设计了一种新型风机，联系上海某厂，可工厂不愿出试制费，这项成果后来被浙江上虞一家砖瓦厂接过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记者也听说了类似往事，一位上海的大学教师庄瑞云，研发的技术被苏南一家乡镇企业应用，开发了12个产品。后来，他自己也在苏州投资建厂，由工程师成了科技型民营企业家。

于是，有人提出，要让上海的“科技香花就地结果”。

1988年，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支持下，由上海市科协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发起，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以下简称“星工联”）成立。上海的科技人员“走出去”，成了“正大光明的事业”；一些传统观念和体制瓶颈，应声而破。

白海临参加过“星工联”的筹建，后任“星工联”秘书长，他对当年上海工程师的“如沐春风”颇有感触——消息刚从《新民晚报》发出去，次日凌晨4时，就有工程师来报名。白海临始终记得，原吴泾化工厂的技术员朱大今一见到他就说，“看到报纸，就从家里出发了”。短短几天，报名人数逾3000，除了工程师之外，还来了不少能工巧匠，甚至还有来自中医世家的……

记者采访数位“星期日工程师”，人人都讲了相近的记忆：想得最多的不是酬劳，而是一身本领能有更大发挥空间，造福社会。

当年，上海不少著名教授、学者带头，成了“星期日工程师”中的一员。应原宝山县罗店乡之聘，数十位名校教授组成该乡经济开发顾问委员会，生物学家谈家桢担任名誉会长；电光源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蔡祖泉担任“星工联”理事长，并兼任原嘉定县南翔灯泡厂技术顾问。

有人说，曾经的上海科技人才是“春色满园门不开”，可“星工联”偏要它“一枝红杏出墙来”。打破了障碍，得益的当然不仅是上海。某种程度上，上海“星工联”在华东地区率先充当了科技孵化器的角色，在近30年前，就给长三角科技创新的“共赢”带了个好头。

四　　

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上海“星工联”至今还在。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过的十多家“星工联”中，很可能是硕果仅存。

为什么还存在？如今企业要解决技术问题，早已不用辗转找“星工联”。比如绍兴柯桥一家工厂，原本造电视遥控器的，竟然改行造无人机，老板说只要把项目发到网上，自然会有专业团队接单。还比如，一家服装企业从上海整体搬迁到海宁，企业主说，如今的服装设计，只要通过互联网与欧洲设计师沟通就行。此外，数十年过去，长三角的科技创新版图上已不是上海一味溢出的模样，各地均有特色和优势，正更深层次地交融共生。

记者数年找寻“星期日工程师”的念想，在找到“星工联”的一瞬间，成了满腹疑问。

能了解到的是，“星工联”也在变，它成立了“道机工程技术服务部”、“电气设备维修改造分中心”和“智能化工程技术分中心”，提出“无边界服务”的口号。

2001年，上海“星工联”还“打了一仗”。那年7月，酷暑，安徽芜湖供水总公司一台大水泵的电机突然烧坏，“全市二层楼以上几乎都停水了”，这台电机产自上海，有点年头又颇为复杂，求援电话打给“电气设备维修改造分中心”主任刘忠云，迅速抢修成功。近十来年，上海“星工联”还参与了宝钢和酒泉钢铁等企业的风险评估工作。

但不可否认，上海“星工联”逐渐式微了，注册会员已不过百多号人，工程师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

记者找了他们最年轻的会员之一、48岁的民营企业老总乐群。他认为在长三角新一轮的转型升级中，上海“星工联”这样多学科多门类，既有学者也有能工巧匠的组织，仍有独特优势。比如嘉兴和南通等地迫切对接上海的各工业园区，为其在产业规划和布局中做前瞻性评估，能避免重复上海工业园区走过的弯路。又或许，在新时代，上海“星工联”还能延伸出一种工程师的专业评估体系，强调诚信，以制度来杜绝工程师队伍中的技术剽窃与恶性竞争。

上海“星工联”副理事长梅向群向记者强调了“人”——无论互联网以及其他新技术如何改变，核心还是保护并服务好工程师，呵护他们用专业知识奉献社会的信念。

不管“星期日工程师”是否会退出历史舞台，必定会有年轻一代工程师，如当年一样，在新的时代课题下探索创新。

在这个星期日，我们记下这一笔。

内文图：受访者 提供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