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走过南京西路、黄陂路口人民公园旁边，看到原上海美术馆、以前的上海图书馆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仰望着英国古典风格的钟楼，凝视着略显陈旧的大门，久久舍不得离去。41年前，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所以眼前的风景既熟悉又陌生，感慨之情从胸中油然升起。

上海图书馆旧址。

1976年，非常时期即将结束。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亟待整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单位，派了十来位历史学的专家教授先后到此工作。当时，也有几名工农兵被抽调来一起参加，我，一名二十几岁的青工，也是其中一员，其他几位由于种种原因，都只来此工作了十来天就离开了，我却留下了一年。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研究生也不招，而我却好比“研究生”一样，甚至比研究生待遇还要好，竟有十来位著名教授带我。他们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很多整理古典文献的知识与能力，更难忘的是，他们正直善良、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受益终身。

盛宣怀是晚清重要官员，洋务派重要人物。他经历丰富，涉事无数，留下了大量的奏折、公牍、书信、电报、日记、账册等等，数量之巨大，种类之繁多，世所罕见。档案中牵涉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千头万绪，汗牛充栋。我们整理工作，是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一件一件仔细阅读过目，扒梳挑选出重要的资料。那时还没有电脑，我们用笔一字一句抄录下来，加上标点，分门别类归纳整理，然后出版成书。我那时只是高中毕业，掌握的历史专业知识极其贫乏，古文底子非常单薄，做这样复杂的工作实在勉为其难。老师们鼓励我在干中学，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不断积累，争取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

华东师大教授陈旭麓先生，建议我看一些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书，看一些介绍盛宣怀生平的文章，学习王力的《古代汉语》，在历史、古文等各方面打好基础，还要在工作中勤记笔记，碰到疑难问题随时记下来，或者查书，或者请教身边的老师。

当年我们整理的盛宣怀档案出版的部分书籍。

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老先生，给我讲解选择资料的方法。他说，初学者选择资料的标准，应该首先从事件的重要性、人物的知名度两个角度来考虑，但是要切记，原始资料件件都是宝。有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字的纸条，却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甚至解开了沉沦多年的历史谜案。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必须具有丰富的学识、多年的经验和综合判断能力，要有扎实的文化底蕴，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

后来成为复旦大学工商学院院长的汪熙教授，把自己和同事积累多年的资料，整理成盛宣怀年谱，和常见人名、字号、职务表等，他复制好送我一份，给我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上海社科院的徐元基教授，负责复查我抄录整理的资料，看看选的材料得当与否，有没有抄错字或点错标点的地方。如果有差错，他就耐心地跟我讲解，教我订正。我有点进步，他就点头微笑说“不错不错”。

葛正慧老师是上海图书馆的资深高级馆员，就坐在我的旁边，我有不识的草体字，都随时随地向他请教。他还买了一本草体字字典送给我，我逐步提高了识草体字的本领。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在各位老师的培养帮助下，学习水平一天比一天进步，工作能力一天比一天提高，没过多久，就不用徐老师复核我整理的资料了。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们办公室还有好多有情趣的事情。别看这些老先生平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工作起来一个个都是“拼命三郎”，事业上都有很高的建树，只有我跟他们朝夕相处一段日子后才了解，他们还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而且个个多才多艺。

一天下午，我工作有点累了，就走到面对人民公园的阳台上做广播操。汪熙老师看见了，建议大家跟我一起做。老师们排成队，听我叫口令，一起认真地做操，这样就成了每天雷打不动的规矩。做操以后还休息一刻钟，大家一起聊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多。

老师们经常聊自己的孩子，听起来好像总是在抱怨他们不听话，不求上进，但语气中透露的却是满满的爱意。我虽然没有见到过他们的孩子，但是听得多了，不要说每一位老师有几个孩子，几个男几个女，多少岁数，我都了如指掌，就是他们的名字绰号、脾气性格、学习好坏、业余爱好，我都知道。

葛老师号称“万宝全书”，常常是聊天的主角，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他好几次给大家介绍世界名画，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拉斐尓的《雅典学院》，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等。当时社会上文化还处在荒漠时期，这些画我以前很少看到，有的连听都没听说过，在这里享受这样视觉、听觉的“饕餮盛宴”，真是大饱眼福，又大饱耳福。

黄苇老师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也是在一次聊天的时候，他跟大家讲，要想写一篇介绍盛宣怀生平的文章，还谈了构思。因为这不是我们上班工作的内容，是他业余的副产品，所以也放在聊天的时候谈。后来文章写好给大家看，得到一致好评。我认真读了好几遍，不仅为了能学到许多知识，还因为看这篇文章也是一种享受。通篇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夹叙夹议，文采斐然，虽然是学术性文章，但是一点不沉闷，不枯燥。

黄老师还喜欢刻石头图章，他常常从家里带来图章给我们欣赏。我这才了解，图章有名章、闲章之分，刻字有阴文、阳文之分，字体有大篆、小篆之分，材料有鸡血石、田黄石、青田石、寿山石等等。听他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我又增长了好多知识。

汪熙老师很会拍照片。当时只有用黑白胶卷拍，他有一只DF120相机，算是很高档的了。他拿来自己拍的人物照、风景照给我们欣赏，比划着一张张照片，给我们讲解拍摄的技巧，什么光圈、景深、焦距、速度、侧光、逆光等等，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有一天我们正在聊照片的时候，我原单位的一位同事来玩，汪老师给我们俩与几位老师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至今还珍藏着。

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原单位要我回去了。临走时，大家为我开了欢送会，离别之情，依依不舍。一年来，我与各位老师之间建立了深深的感情，既有师生情，又有朋友情、同事情，他们对我更有一种长辈对小辈的呵护情。

回去了两三年后，我们整理的档案陆续出书了，汪熙老师特意到我家来送书和稿费，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我还到陈旭麓、顾廷龙和黄苇老师家里去玩过。有一次，我坐在公交车上，人较挤，忽然听到好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抬头四处张望，看见远远的是徐元基老师。他一边向我招手，一边挤过来，我赶紧也挤过去与他相见。还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碰到了葛正慧老师。分别以后每一次重逢，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都会关心地问我分别以后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汇报。

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今年已经快七十岁了。退休以后，我又被上海图书馆返聘去整理盛宣怀档案，后来还为香港中文大学整理他们收藏的盛宣怀档案。盛宣怀的档案真是多啊，整理了几十年，还没整理完。我热爱这份工作，它使我退休以后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做“研究生”的时候。只是当年在南京西路老图书馆，现在在淮海中路新图书馆；当年办公室我年龄最小，而现在我最老。

没想到，我老了老了，又接续了青年时代当“研究生”的那段插曲。饮水思源，这都离不开当年十来位老师对我的培养教育，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回想这些老师当年大多有五六十岁，而现在很多人都已经驾鹤西去，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宛若在我眼前，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编辑 沈轶伦 图片来源：   图片编辑：朱瓅 题图说明：汪熙老师当年拍的照片。左1我的同事孙少敏，左2黄苇老师，左3季平子老师，左4汪熙老师，左5徐元基老师，左6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