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山很忙。从4月22日下午到23日早上，他要在大隐书局接连做三场讲座，“书法”“阅读”“文化辨识度”，每场谈论的内容都不同。

讲完了，他坐到桌子后面，大家拿着他的诗集《如诗一般》，排着队请他签名、合影。他穿着牛仔西装和细格子衬衫，鸭舌帽帽檐低低的，在脸上打下阴影。

入行十多年，方文山写了三四百首歌词，所谓“中国风”歌词大约占了五分之一。不过正是这五分之一，这些《东风破》《发如雪》《菊花台》或者《烟花易冷》，让人们记住了他——方文山，以至于一些其他人写的中国风歌词，常被误认为是他所作。

于是，“中国风”成了他的标签。周杰伦曾这么形容方文山：“总是觉得他是属于那种穿长袍站在私塾，摇头晃脑教小孩子背诵诗书的夫子。”

双休日，大老远跑来听他讲座的，也大都是喜欢诗词和传统文化的人，提问环节围绕着韵脚、典故和京剧展开。观众席里甚至坐着一个沉默的穿着汉服的男孩。

他们也许不太能记得李白或李商隐的某句诗了，但他们一定能随口唱出“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算是件好事吗？

流行音乐总是在歌唱爱情，这在全世界都一样。暗恋、热恋、失恋、嫉妒……这些每个人都会写，怎么才能跟别人写得不一样呢？

“中国风”是方文山找到的突破口。即使仍然是写爱情，你把它放在一个遥远的朝代去想象，就立刻变得不一样了。虽然有不少人批评他堆砌辞藻，但更多人在传唱着这些词句。

方文山明白，“中国风”是自己的品牌，但他又不甘心被“中国风”所局限。在他三四百首词作里，你能看到非常多样的题材。他试图用天马行空的尝试，去拓展流行音乐的内容。就像他说的，流行音乐怎么能只歌唱爱情？

对话方文山

上观新闻：你可以写情歌，可以写遥远的国度，可以写古老的历史。这就罢了，在周杰伦最早的专辑里，居然会有《印第安老斑鸠》这样稀奇古怪的词。很好奇你这些稀奇古怪的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

方文山：所谓“填词”，往往都是先有曲子再有歌词。你要把词填进去，要注意结构、韵脚，要有记忆点，还要有意义，是一件蛮难的事。《印第安老斑鸠》，当时听那首曲子，让我想到北美的沙漠，想到沙漠里的骆驼和斑鸠，所以就有了这个题目。歌词里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动植物，仙人掌啊，响尾蛇啊，野牛啊，斑鸠啊，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这么写了。流行音乐就好像是一个花园，你需要种不同的花草进去，让它变得更加丰富。

上观新闻：所以，你是刻意去挑战流行音乐题材的局限性吗？

方文山：可以这么说。流行音乐怎么能只唱爱情？我不想把自己局限在情歌里，局限在故事里。这跟我创作初衷、动力和热情有关。

上观新闻：周杰伦和你合作过一首《上海 一九四三》，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空坐标？

方文山：我觉得上海是大陆文化风貌最多元的一个城市。有古老的也有近代的东西。比如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各种人物混杂，有满清的遗老、有国民党特务、有日本军阀、有青帮红门、有新思想的进步人士。现在一些有关那一时期的电影几乎都是在上海拍的，因为文化的多元风貌会带来一种戏剧的张力。所以，我就把创作的年代背景锁定在1943年，各方势力还在汇集，尔虞我诈，相互制衡。

上观新闻：据说写《上海 一九四三》歌词的时候你还没来过上海，那你对于上海的想象都来自哪里？

方文山：为了写《上海 一九四三》，我搜集了许多资料，关于那个年代上海的象征和符号。就像你要拍一部关于老上海的电影，你要了解那个年代的画面感、房间里的摆设、说话的语气。如果你拍一部旧上海的电影，要搜集，调查，才能符合那个年代画面感，或者是讲话的语气。某种程度上，我是在把歌词当做电影脚本去经营。

上观新闻：你有最欣赏的词人吗？

方文山：我很欣赏崔健，他歌词的思维跟一般情情爱爱不一样。那时候北京的像唐朝乐队、子曰乐队，这些摇滚乐，我在台湾都有听。歌词很生活，虽然比较小众，但丰富了流行音乐的内容。香港的林夕很不错，台湾就是姚谦、姚若龙。

上观新闻：有人会批评你在歌词里对于辞藻的堆砌，你自己承认这是一种毛病吗？

方文山：我会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批评。我的微博下面如果有人批评，总会迎来其他网友的辩论，开放的辩论是有价值的。但我希望批评不是牢骚，而是有根据的论述和分析。

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叫堆砌。如果只是名词的罗列，比如埃及、法老、狮身人面像的拼凑，而没有情感在里面，那可以叫做堆砌。但如果你可以在歌词里面找到你我，有画面感、有结构、有情绪，便不能称作堆砌。

上观新闻：在为流行音乐作词之外，你也写了好多诗。写诗和作词有什么不一样？

方文山：诗人和词人的创作动机非常不一样。写诗是主观的。我主观看到的世界，我用笔把它写下来，我看到了乡愁、看到了黑暗，看到就写下来，作品忠于诗人本身。有时候你读一个诗人的作品，你会很难进入。你佩服他的文字技巧，你会惊叹他可以这样去形容一件事情，可是你进不去。

写词却不一样，它是为歌手，为专辑、电影或者游戏服务的，最终是服务听歌的人。所以你很难从词人的作品去观察、揣测这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我写的大多数的情歌，比如周杰伦的《七里香》、蔡依林的《倒带》，都和我自己的感情经历没什么关系。因为流行音乐，需要取情感的最大公约数，这样才能流传、才能引起共鸣。流行音乐是通俗的文化，是情感的认同。我们在年少时听过的歌，长大以后以后再听，总是会唤起我们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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