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夕，母亲告诉我，相处了40多年的老邻居翁家姆妈去世了，享年100岁。听到这一消息，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当年闸建一村老邻居的记忆之中，眼前立刻浮现出50多年前那些老邻居长辈们和蔼可亲的形象，耳边响起了孩子们玩耍嬉笑的声音。

在不少上海市民心目中，闸建一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新村。

在中山北路旁养金鱼的日子

闸建一村是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两层楼公房新村，共14排，分东7排、西7排。14排房子有两种房型，东西七排房子中的朝南两排各有10个门牌号码，其余10排均为5个门牌号码，无卫生间，灶间合用，大房间在十一二平方米，小房间只有七八平方米，一个门牌号里最多要住7家人家，最少也住两家，1998年拆迁。

我家是1959年因居住地拆迁搬进闸建一村的，是否算得上是闸北区历史上第一次动迁，对此我没有考究过。搬来时我五岁，在闸建一村度过了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的13年，1972年中学毕业务农离家，母亲家又继续在那里住了26年，最后因旧区改造动迁，搬出闸建一村。在闸建一村完成40多年的历史使命以后，闸北区政府在原址上建造了高档的商品房。闸建一村留下了闸北区公房的一段历史，也留下我孩提时代点滴的记忆。

闸建一村座落在中山北路以南，东靠通北村和闸北煤渣砖厂，西依普善路245弄、183弄，南边与苏家巷八排房子接壤，路名号码是中山北路836弄。中山北路在上海是一条较长的东西走向的马路，我家住在靠近共和新路那一段。

1959年，我家刚搬来此地时，中山北路以北还是一片农田，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是农业户口，讲着一口本地话，种植着大片的蔬菜，现在讲来是“菜篮子工程”的组成部分。印象比较深的是，当地农民在种植蔬菜的同时，还开挖了一些小鱼塘，养殖一些观赏用金鱼，在那时，这也算是不事声张的副业了。小时候，每到大金鱼产卵、小金鱼出世的季节，我们这些小家伙总要向大人讨上几毛钱，拿着装化学浆糊用的大口瓶，去那里买上几尾刚刚破卵而出的小金鱼，养鱼户也会顺便赠送给我们一些水草，到了家里就放在钵头里养。养鱼的盛器没有现在的样式繁多、漂亮，我们每天蹲在小钵头边上，看着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小金鱼，放一些鱼食，满心希望它们长大后，能有几尾变成漂亮的黑珍珠、红膏头、龙种水泡眼，因为如果买来的金鱼是这些品种的话，在邻居小朋友中是蛮“扎台型”的。

“黑珍珠”与红金鱼

国营大厂、汽车站是气派的“邻居”

说说闸建一村的其他几个“邻居”。在中山北路北面，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叫上海精业机器厂，属机电一局，后改名为上海压缩机厂。在读中学时，学校曾组织我们参观过这家大厂，怎么个大法？大半天也没能走完全部车间。我毕业时曾有过进这家厂工作的奢望，后来却跟着上山下乡的百万大军一起走上了务农道路。如今上海压缩机厂所在地已被征用，高档的商品房伫立在那里。

沿着中山北路往东与共和新路交界处，是一个长途汽车站，当时叫“北区汽车站”。这里的长途汽车主要有发往嘉定、罗店、安亭、浏河等地的“北嘉线”“北罗线”“北安线”和“北浏线”。后来建造南北高架时，汽车站从共和新路的东面搬到了共和新路西面的高架转盘底下，总算把上世纪50年代末诞生的这个老车站保留了下来。

紧挨闸建一村东面，有一家叫“闸北煤渣砖厂”的集体小厂，主要生产煤渣砖，在备战备荒、大造地下防空洞的时候，这家厂是十分“吃香”的。随着改革开放，煤渣砖退出了历史舞台，企业转型后不再生产，原场地办起了“中山客运站”，搞起了发往江浙皖等地的长途客运，在春运高峰时，为外地来沪务工者往返城乡间发挥了作用。

上海压缩机厂  

闸建一村西侧的普善路245弄和183弄都是平房，以私房为主，密度高、弄堂窄。两人在弄堂里相向而过要侧身相让，要在弄堂里推过一辆自行车，一定要左顾右盼，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哪家的煤球炉，碰翻哪家门口的马桶，或带走哪家挂在屋檐下的菜篮子。有的家庭几代人挤在这狭小蹙兀的空间里。

当年我家所住的闸建一村，就在这些农村、大小企业、老式平房的中间，后来与周边小区一起统称为“苏家巷地区”。

普善路铁路新村曾与闸建一村相邻

在给水站边洗菜边聊“弄堂新闻”

闸建一村的弄堂宽度不足三米，是用石块铺就的弹格路，雨天不积水，每逢春天来临，天气变暖，万物生长，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里就长出青青的小草。由于路面高低不平，小孩子在弄堂里跑来跑去时常会绊倒，手脚骨折、头破血流、衣服撕破之事时常发生，居民反映较大，后来房管所挖掉了弹格路，铺上了水泥路，那已是我走出这里务农以后的事了。小时候，孩子们放学后，在这里的小小班里复习功课、做作业；做滚铁圈、躲迷藏、打弹子，跳绳、跳橡皮筋等游戏，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同年时代。印象特别深的是玩捉迷藏的游戏，在居住这么多居民的弄堂里，随便躲进一户人家，要找到躲藏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在一片幼稚的童声中，往往要到大人们扯破嗓子叫喊自己孩子的名字，才会出现那位躲藏者的身影……

我们刚搬进闸建一村那阵，自来水还没有接进小区，用的是集体给水站。居民洗洗弄弄都要到座落在通北村的给水站去，为此，家家户户都准备了大脚桶、大水桶。清晨是给水站最热闹的时候，大人们一个个拎着水桶，口袋里揣着用水的筹码，有的提着篮子、有的端着脸盆到给水站去洗衣服、洗菜、淘米，洗涤完还拎一桶水回来，用作烧开水、煮饭。在给水站，大人们边洗边一起唠家长里短、弄堂新闻。上世纪60年代自来水管接到了闸建一村后，每排弄堂口安装三个水弄头。用水泥砖块砌两个水斗，上面装有两个水龙头，这是给邻居们洗衣洗菜用的；下面一个水龙头，用作刷马桶。从大给水站变为小给水站后，一度延续了用水筹的办法，每家每月领取一定数量的水筹，每用一桶水就往挂在墙壁上的水筹箱里放一个水筹。到了月底，整个用水量除以发出的水筹数，得出每个水筹的金额，每户人家按领取的水筹数交纳水费。当时每个月水电费的收取工作，是弄堂里每户人家轮番做的。到了70年代末期，自来水管又从弄堂口接进了弄堂，在每个门牌号的门前安装了水龙头，装上了水斗，于是，取消了弄堂口的小给水站。但还是保留了一条弄堂一个大水表，水费按用户人头来计算，每月总用水量除以每户的人头，得出每户人家的用水费用。维持这种方式很长一段时间后，居民们开始自己装小水表。由自来水公司抄表交费后，沿用几十年的给水站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大水表”    图片来源：大申网

动迁那天，母亲和老邻居难舍难分

我是在闸建一村走上求学之路的。1962年9月，我在母亲的陪伴下走进苏家巷小学，弄堂里十几名与我同年的孩子分在一个班里。在小学后几年遇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停课闹革命”，剥夺了我们学文化、学知识的权利。1968年我小学毕业，可实际上到1969年的4月才离开小学，进入育群中学。整个中学时代，学校没有正规上过课，虽然开设了语文、数学课和工业基础（物理）、农业基础（化学）等课程，历史地理与政治课也合并为政治课，但教师想教没法教，学生想学没心思学，不是玩就是闹，抓阶级斗争、批封资修成为学校的主业。中学毕业当年12月份才分配，我加入了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队伍的行列，从此走出了闸建一村，一直到1982年6月才返沪，回到闸建一村住了一年，在外面借房子成了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市、区两级政府着力推进旧区改造，改变城市面貌，改善百姓的居住环境。时任上海市主要领导视察苏家巷地区，走进被称为“水深火热”的245弄居民家，低着头，扶着窄窄地扶梯，爬上狭小昏暗的阁楼，动情地对在场的区领导说，我们“对不起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啊”。从那时起，苏家巷地区作为上海市“九五”期间最大的5块旧区改造地块之一，由闸北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各级干部打响了苏家巷旧区改造的大会战。从第一战役的5号地块沪太一村，第二战役的3.5万伏变电站基地，到1998年10月6日苏家巷4号地块拉开动迁序幕。至今，我眼前仍然常浮现居住了40年棚户房的母亲和邻居们得知动迁消息时，那奔走相告的动人画面。搬迁那天，我陪着母亲挨家挨户向老邻居们道别，那依依不舍的样子就像是要出远门。母亲从当年20多岁的少妇变成古稀之年的奶奶，要与那些朝夕相处40年的老邻居分手，心情不能平静。我们兄妹带着子女到老屋去为老人家搬家，母亲的脸紧贴着孙子和外孙们的脸，含泪笑着说：“孩子们，今年春节到奶奶家来过年三十，再不会让你们坐在小桌子上吃年夜饭了。”那句话，至今仍然烙在我的心中。

地铁一号线在此地设立了中山北路站

闸建一村已拆迁18年了，如今，这里马路宽敞、交通便利、高楼林立、商业繁荣，地铁一号线在这里设立了“中山北路站”，“北美枫情”、“五月花广场”先后崛起，那些低矮破损的平房已成为历史。

光阴如梭，我少年时代的邻居同学大部分成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多人在家帮助子女带第三代，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

我曾在1959年搬到闸建一村时，拍过一张与母亲一起的照片，可惜的是18年前母亲搬家时弄丢了，如今身边只留下一张1986年母亲抱着我周岁儿子的照片，可算作是母亲在闸建一村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一直藏在我的影集里。它时时唤起我深藏在记忆中闸建一村的点点滴滴。

1986年母亲抱着作者周岁的儿子在闸建一村的照片   本文作者提供

组稿、编辑：伍斌   题图为1996年母亲抱着作者侄女在闸建一村家门口留影，由本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