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5月，将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但人们往往将其视为经济议题，而忽视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文明因素。在上海社科院潘光研究员看来，“一带一路”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确存在着“文明断裂带”，一些纷争由此而起。然而，文明断裂带往往也是文明交汇、融合带。“一带一路”的构建，将是对所谓“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反驳，也是中国为世界作出的一大贡献。以下是他在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四届年会上的演讲。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但人们往往将其视为经济议题，而忽视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文明因素。自古至今，“一带一路”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就存在着各种文明之间的连接地带，也被称为“断裂带”，一些纷争由此而起。然而，文明断裂带往往也是文明交汇、融合带，居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文明、宗教、民族之间既有碰撞，又有着对话、交流和友好交往。经过千百年的漫长岁月，它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和谐相处而逐渐融合，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和利益共同体，而这些利益共同体的互相交流与合作，则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逐步形成。

今天，我想以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个地区为例来阐述这些文明交汇/融合带的形成和演进，说明不同文明、民族、宗教以对话、包容、互鉴谋求共同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唯有如此，才能为“一带一路”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明的回响——穿越敦煌”大型艺术展。

丝绸之路沿线文明断裂带的形成和演进

穿越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一个若干文明断裂带形成和演进的漫长历史进程。

中亚地区包括今日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有的学者也将中国的一部分、俄罗斯的一部分、阿富汗、克什米尔的北部包括在内，统称为“欧亚大陆腹地”。在古代，这片地区是游牧民族的栖居地。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这一游牧民族文化区与其东部、南部的中国、印度、伊朗（波斯）三大农业文化区发生交流和碰撞。古代该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突厥、蒙古等，它们不时南下，与属于农业文化区的国家和民族既冲突又交融。随着历史的演进，中亚地区的突厥语系和波斯语系诸民族逐渐皈依伊斯兰教，形成了穆斯林文化圈。这一伊斯兰突厥/波斯文化圈与其周围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区、汉儒文化区、蒙藏佛教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之间形成了断层，但界线并不十分清晰。

高加索文化断层基本上位于内高加索山脉南北两侧。北部文化断裂层在高加索山区与俄罗斯的平原地区之间；而南部文化断层主要在内高加索与外高加索之间，在外高加索内也有文化断层。在内高加索的整个山区，居住着许多穆斯林山地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达吉斯坦人、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等，这些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后代；而高加索山区以北的平原地带是斯拉夫人中的俄罗斯人的居住地，都信奉东正教。北部断层线沿着高加索山脉的北麓把两种文化分开。在内高加索以南的外高加索西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形成了另一文化区域。这里自古以来受基督教文化浸润，格鲁吉亚人大多信仰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则大多信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与北方的高加索穆斯林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沿着格鲁吉亚北部边界构成了南部断层。但外高加索东部的阿塞拜疆却是穆斯林文化区，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属突厥语族。因此南部断层线又折向南方，从格、亚两国同阿塞拜疆的边界中间通过。不过，在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则是亚美尼亚人居住的一块飞地。在高加索以南的土耳其和伊朗则属于更为广阔的中东穆斯林文化区。

巴尔干半岛处于欧洲文化断层上。这一断层的界线由北向南纵贯欧洲大陆，标志着不同宗教或民族的分野。它北端起于芬兰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左边一侧依次是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西乌克兰一小片领土、匈牙利，以及更往西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右边一侧顺次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绝大部分、罗马尼亚，以及更东面的摩尔多瓦。简而言之，断层西边的国家居民绝大部分信仰罗马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东边的国家居民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层面。除了宗教因素之外，斯拉夫、日耳曼、拉丁三大民族文化也在这条断层两侧互相碰撞和交融。这条断层的南段进入前南斯拉夫境内，沿着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以克塞边界中分逶迤向前，把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留在一侧，笃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留在另一侧。接着向南深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条线的走向变得不那么明确，呈犬牙交错状，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以及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混处杂居。稍南，这条断层又以黑山共和国同阿尔巴尼亚边境为界，再折入塞尔维亚，顺着塞境西南部大部分为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科索沃的界线向南，经过阿尔巴尼亚与马其顿共和国的边界。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另一半是文化背景迥异的斯拉夫人，主要是塞尔维亚人，都信奉东正教。在这之后，断裂层分成东、西两线前进。西线沿阿尔巴尼亚与希腊边界向前，直至地中海为止。两侧分别为穆斯林占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东线循希腊与马其顿、保加利亚的边界推进，再折向南穿过希腊与土耳其边界直至爱琴海为止。在这断层的两侧，一边是单一种族的希腊人，另一边是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两边虽然都信奉东正教，但民族差异明显，文化渊源并不相同。

在土库曼斯坦巴尔干州土伊边境的阿基亚伊拉村，丝绸之路号列车载着货物驶向伊朗。

文明断裂带是导致冲突纷争的文化根源

许多个世纪以来，上述三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冲突均有内因和外因，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往往是主要原因，但文明断裂带则是导致纷争的文化根源。

直到19世纪中叶，不同民族、宗教、文化沿着中亚断层互相碰撞和交融，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亚大陆出现了一股泛突厥主义浪潮，企图“统一”所有属于突厥语系的国家和民族。这股潮流扩展到了中亚地区，也对中国产生影响。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中亚、高加索出现了多个新独立国家后，泛突厥主义暗浪再次汹涌。突厥语系的中亚国家对这些跨国活动的政治色彩十分警惕，强调共同语源只是一种文化联系。

与泛突厥主义相呼应的是泛伊斯兰主义，主张穆斯林世界“统一”，也对中亚产生了影响。其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伊斯兰法治理社会和国家。塔利班曾在阿富汗尝试推行这种体制，结果以失败告终。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又挑动叙利亚内战，激起伊斯兰世界的愤怒，使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政治伊斯兰运动再掀高潮。其矛头首先指向美国和西方列强，同时向全球扩展，其中一部分力量更走向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导致了“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恐怖主义挑动冲突、滥杀无辜的行径远远超出不同民族、宗教、文明的差异，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在高加索文化断层和巴尔干地区也曾出现较长时期冲突。以巴尔干地区为例，自中世纪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是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互相碰撞、融合的地区。奥斯曼帝国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并向中欧腹地推进，但最终为欧洲各基督教强国的合力抗击所挫败。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期里，巴尔干半岛上的阿尔巴尼亚、波什尼亚克等民族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也受到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自认为已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之时，欧洲列强又展开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角逐，导致马克思所称的“东方问题”的形成，使巴尔干成为民族宗教冲突集中的“火药桶”。正是这个“火药桶”的爆炸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一个接一个崩溃。一战后，巴尔干地图重新划分，出现了南斯拉夫等一系列新国家。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成长，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成为最为西化的穆斯林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占领巴尔干地区，残酷镇压各国的抵抗运动，极力挑动各民族、教派之间的仇杀。在这危难时刻，巴尔干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与德、意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西方盟国和苏联红军的援助下，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二战后欧洲陷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巴尔干地区也难以幸免。在冷战两极格局下，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空前激烈，民族宗教矛盾相对弱化或被掩盖。在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宗教民众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包容互鉴。但是，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瓦解，在外部势力的挑动下，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再次爆发，导致南斯拉夫解体。此后，波黑内战、科索沃战争、马其顿动乱等接连爆发，酿成一系列悲剧。

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交汇和融合是主流

回顾这些历史，是为了说明文明断裂带的确存在冲突和纷争，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文明冲突论”者往往以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的文明断裂带为例来宣传他们的理论。然而，从三地区历史进程的长时段看，丝绸之路沿线各种文明、民族、宗教之间的融合始终是主流、是发展方向。

先来看中亚，经过许多个世纪的文明交汇和融合，在丝绸之路沿线逐步形成了今日中亚地区的各个多民族国家，而文明断层导致的差异也在交流互鉴中逐渐淡化。据各国官方统计，哈萨克斯坦国内就有140余个民族，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有130多个民族、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也有80个民族。经历苏联时期，中亚各民族、宗教民众之间的通婚非常普遍。如哈萨克斯坦有23.7%的俄罗斯族居民，俄哈通婚的家庭比比皆是。我曾经访问了这类家庭，并向家长提了一个敏感问题：你们的子女去哪个教堂？听到的回答令我惊讶：既可去东正教堂，也可去清真寺，并无宗教禁忌。这种多元、包容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目前，中亚各国、各民族人民正团结起来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日益深入人心。“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努力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宗教、文明的交流互鉴，使文明断裂带的负面作用受到有力遏制。

第四届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本届服装节以“多彩民族、多彩时尚”为主题，其间将上演多场服装展演。

目前，影响高加索地区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历史积怨，外部染指和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固然，不同民族、宗教的差异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高加索问题绝非“文明的冲突”。例如，俄罗斯—格鲁吉亚双方就同属一个宗教文明圈，它们之间的冲突显然与美国、北约极力向高加索地区渗透、扩张，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密切相关。应该指出，尽管车臣战争和中东剧变的交错导致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该地区泛滥，但一小撮极端分子并不能代表不同文明背景的人民大众。最近到过高加索的人们看到，那里各民族、宗教、国家民众之间超越边界的交往仍然十分密切，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几个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阿塞拜疆国内就有43个民族；二是不同民族、宗教民众之间的通婚非常普遍，与前面提到的中亚的情况相似；三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频繁，主要是从事贸易、旅游和探亲访友；四是虽然各国官方语言不同，但大家都能用俄语进行沟通；五是人们依然维持着苏联时期形成的友谊和亲情，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俄格战争爆发，但俄罗斯运动员和格鲁吉亚运动员在赛场和领奖台上仍是热情拥抱，因为他们都曾是苏联代表队的队友。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高加索地区是丝绸之路上一个文明融合带的重要特征。

再看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解体后虽然分成了六七个国家，然而数百年和谐相处的亲情纽带、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并肩战斗结下的鲜血友谊、近半个世纪建设多民族共同家园的难忘历程，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切断或忘却的。近年来， 在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巴尔干地区逐步实现了和平与发展，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再次走到一起，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巴尔干各国都积极参加了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并支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相信，巴尔干各族人民将为当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以对话、包容、互鉴谋求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必须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明涵盖区域之间存在连接地带或“断裂带”，丝绸之路穿越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地区均存在这样的“断裂带”。各种文明在断裂带接触、碰撞，引起了一些摩擦和纷争，这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很有可能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形成干扰，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疑是个挑战。

其次，从千百年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断裂带更是文明交汇、融合带，各种文明、民族、宗教之间通过丝绸之路的融合始终是主流、是发展方向，而冲突和纷争只是插曲和支流。“文明冲突论”者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把支流看成了主流。“一带一路”的构建，将是对所谓“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反驳，也是中国为世界作出的一大贡献。经过千百年的漫长岁月，通过对话、交流和友好交往，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在丝绸之路沿线和谐相处而逐渐融合，形成了当今欧亚大陆上一系列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和利益共同体，这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面对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声浪，“一带一路”努力推动区域合作和全球化，倡导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是“五通”的文化基础，只有通过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互鉴才能实现。这也是“一带一路”为什么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欢迎和认可的主要原因。

第四，当前欧亚大陆、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出现的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只是一小撮极端、恐怖分子所为，并不能代表不同文明背景的人民大众。因此，努力推动去极端化，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同文明、民族、宗教以包容互鉴谋求共同发展，才能为“一带一路”的构建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最后，我想用习近平主席的一段精辟论述作为讲演的结束语：“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在本文发表前，作者又对原讲稿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

【思想者小传】

 潘光，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博导，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负责人，上海政法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软科学专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2008年，被联合国任命为文明联盟大使。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特别在丝绸之路与欧亚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犹太以色列研究、中东和欧洲问题、俄罗斯和中亚问题、国际危机和反恐问题等方面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出版发表著作10余本，论文上百篇。（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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