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报载罗洪女士去世的消息，甚觉怅然，虽然我明知道很少有人能活到107岁。认识罗洪是因为她的先生朱雯，他是我大学本科的教授、外国文学专家和著名的翻译家，译过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和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许多名著，译笔一向为业界所称道。其实他早年也是一位小说家，长篇小说写得文采斐然。上世纪60年代初我去北大读研，曾去朱雯长乐路的寓所辞行。80年代中期我担任系主任，去他在淮海中路高安路口的新居看望，那次才见到罗洪。她慈眉善目，热情诚恳，当场签名赠我一本短篇小说集，用浓浓的乡音嘱我批评。

作家们1959年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时合影。左起何功超、唐弢、魏金枝、罗洪、萧珊、工作人员、巴金、柯灵、辛笛

在罗洪奔百时，我曾偕内子一起拜访过她。因为当时朱先生已经作古多年，我不知她的健康状况如何，颇为牵挂。出乎意外的是她精神矍铄，身板硬朗，我想这得益于她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她毋需保姆的搀扶，常独自去小区外散步。在家除了读书看报，依然坚持写作。“我写故我在”，这是我仿笛卡尔名言为写作者定制的“金句”，用来形容写了80年的她是最恰当不过了。她自1930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已出版了十二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散文集以及三部长篇小说，另有三卷本的《罗洪文集》。在同代女作家中，算是多产的了。

风华正茂的罗洪

对一位作家最好的怀念，是找他（她）的一本书来读读。起先我在一个依墙定制的大书柜里寻罗洪的赠书，却未见踪影，毕竟那是30年前的事了。已是子夜时分，又到走廊的两个书柜去寻，无奈灯光暗淡，只能放弃。后来恍惚之间人在公交车上了，发现单肩背包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里面放的一叠考卷不翼而飞，但成绩登记表还在，惊醒后才知道做了一个梦。我想做这梦，可能与找不到书而怅然若失的心情有关。早餐后我再到走廊的书柜边，灯光还是那么昏暗，当时没有扫视到任何别的书，却单单见到一本小册子的书脊上有罗洪二字，仿佛有一束光照在上面。这使我惊喜异常，如获至宝。

罗洪部分著作

罗洪的签名日期表明，我是1986年8月某日获赠的《群像》。此书出版于1982年12月，是“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第一辑中的一本。其他有《郁达夫抗战诗文抄》、郑振铎《蛰居散记》、钱锺书《人·鬼·兽》、师陀《无望村的馆主》、谷斯范《不宁静的城》、郑定文《大姊》、杨绛《喜剧二种》、陈伯吹《魔鬼吞下了炸弹———上海》、周木斋《消长新集》。所收的都是这些名家在抗战时期的作品，罗洪能置身其间，可见她在创作上的地位。编委会也十分了得，由巴金任名誉主编，楼适夷、林淡秋、柯灵任主编。有点意外的是，这套丛书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摄于1949年9月上海。前排左起：赵景深、徐调孚、叶圣陶、善秉仁、朱雯、罗洪。后排左起：唐弢、范泉、梅林、臧克家、孔另境、高尔康、赵尔谦

《群像》选收的十篇短篇小说，创作于1937年到1944年之间，正值中国艰苦持久的抗日战争时期。作者一家与全国普通的百姓一样，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空前浩劫。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从金山卫登陆，罗洪家住松江首当其冲，便撤到附近的青浦，之后又离乡背井过了一年半的流亡生活。他们先后到过桐庐以及文艺界人士一度集中的长沙和桂林。后来由于敌机狂轰滥炸桂林，他们又经香港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孤岛表面灯红酒绿依旧，内里却危机四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朱雯因“抗日罪”于1943年5月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关押一月之久，受尽了种种折磨。罗洪也曾被抓受过审讯。为了防止再遭不测，1944年朱雯从家乡松江秘密转移到安徽屯溪，在内迁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据有关罗洪的传记描述，为了掩人耳目，她在上海报纸登讣告声称朱雯病逝。不久罗洪也到了屯溪，直到抗战胜利才返沪。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罗洪一家过了三年之久的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而在孤岛上海度过了更长的苦难岁月。这些苦难非但没有使她消沉，相反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欲望。据罗洪自己说，抗日战争激起她“奔腾的热情”，“油然而生同仇敌忾的民族自豪感和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感”，“创作的冲动极为强烈，滔滔汨汨，文章像奔涌而出似的”。《群像》中收集的仅仅是当年奔涌而出的一小部分，但在有关抗战的作品中却颇有代表性。

上世纪70年代，罗洪和朱雯去北京看望钱锺书和杨绛

《群像》的书名虽然来自其中的一篇，却是十分名副其实。因为这十个短篇刻画了抗日战争中各色人等，通过他们的对话、行动和心理描写，活画出在国破家亡的一场大浩劫中，中国人是如何痛苦地生存、挣扎、奋斗和牺牲的。与此同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滋生出社会的丑陋和人性的蜕变。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她首先瞩目于那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好端端地在城里上学读书，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来，使他们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他们大多是热血的爱国青年，到底是去前线战地服务团，还是继续读书，是当时许多青年反复思考的一个人生问题。

短篇之一《群像》以大后方为背景，青年们在这里读书，家乡却沦陷了，有的家人生死不明。在这种前途未卜的压抑环境中，学生们各有各的打算和想法。学校一共才二百多同学，为了救亡工作问题，却分了好几个派别，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互相攻击。作品着重写了几人，除了一位“未来的空军将士”，还有两个“政论家”、一个“读书救国论者”、一个“中间派”。“中间派”调和矛盾，主张既做点救亡工作，也应该努力读书。“我”则主张少说话，多做事，不参与争论。《后死者》则把学校和社会、学生和农民联系起来描写，触及更为复杂的校园政治和社会矛盾。在校园里，有两个空谈理论的学生“政论家”是当地青年，一个是乡长的侄子，一个是大绅士之子，他们攻击“我”是“左倾幼稚病”。“我”是与父亲逃难到此地的“流亡难民”，大哥已经牺牲。“我”常深入民众宣传，做唤醒农民的工作。而乡长利用抽壮丁机会作弊捞钱财，被开始觉悟的农民打伤，区长逮捕了几个农民，引发农民的对抗。“我”在现场要求区长放人，同时也为区长解了围。没料到“政论家”学生诬他“煽动农民”，校方认为他“越轨”而给予“退学”的处理，当地政府进一步报复，把其父作为“汉奸”逮捕。最终“我”不得不离开此地。这篇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校园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尖锐地揭示了社会的腐败和这种普遍性的腐败所导致的校园政治的黑暗。短篇小说能写到这个程度，足见作者的观察力和批判力了。《王伯炎和李四爷》也是揭露社会黑暗的，警察局长看中了破落户王伯炎的祖坟风水好，便让门下的清客李四爷当说客，让他把祖坟卖给自己。王伯炎虽然穷得叮当响，也不肯卖祖坟，竟被局长抓了。这篇小说揭露了这种民族败类欺压百姓的恶霸行径。《活的教育》和《逃难哲学》都是写逃难之苦的，前者是正面写，后者是侧写，讽刺一种把抗日挂在口头上，却主张“一个人在外面，全靠随机应变；碰到哪一类人，就说哪一类话”的投机主义，还认为“做人的奥妙就在其中了”。虽然他是为了搭个便车逃难，或为了赚几个钱渡过难关，却因为不断说谎隐瞒真实身份编造假身份，使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反而弄巧成拙。这实则触及一个诚信的问题，也是一个终极性的道德问题。不仅于抗日，在其他问题上，不诚信都是“我们民族第一个敌人”。

上世纪80年代，罗洪、朱雯与巴金谈笑风生

小市民的种种丑陋也是罗洪在《群像》这本小说集中所描绘和鞭笞的对象。《友谊》里的主人公靠囤货发了点财，鸟枪换炮、手面阔绰，最恨寒酸。可是他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寒酸，对曾经帮他解困、现在穷酸潦倒的李少卿避之唯恐不及，而巴结比他更有钱的人则不遗余力，结果白忙乎了半天。《践踏的喜悦》里，有为而稳重的青年国梁被一些闯入者带走，小说的重点是描绘叔父和婶婶，尤其是以泼悍著称的婶婶，写出她的势利、贪婪和工于心计。对于大侄子国梁的被捕，起先她的心情是矛盾的，要丈夫去打听。因为她曾指望他将来发达，可扶助自己的两个儿子，但眼前侄子的处境则可能会连累自己一家。这种患得患失始终支配着她，她又到处宣扬因担心侄子弄得她胃气痛，在大家的慰问中成了关注的中心。其实，她很想借此机会将两个侄子一起赶走，却又怕兄弟俩要求归还属于他们的财产。结局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小侄子通知她哥哥放出来了，他将与哥哥一起离开。她完全没有料到自己想要攫取的财产，兄弟俩竟如此轻松地扔给了她，白费一番心机，非但没有伤害到两个侄子，却伤害了自己。小说起名为《践踏了的喜悦》就是这个意思，作者以极其生动和辛辣的笔调，刻画了一种自私、虚伪和卑劣的形象。作者对人性洞若观火，文笔相当犀利。

罗洪在《群像》后记里曾自谦“在艺术表现方面，它是比较粗糙的”，这是严于律己的话。应该说这部小说集至少有半数以上作品是富有表现力的，在抗战题材的作品中，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在叙述视角上，作者或用第一人称的男性人物视角，或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却不用与作者性别相符的女性视角。这既不能说是优点，也不能说是弱点，而应该说是为了表现更广阔的世界而所作的有意的规避和选择。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的评论：“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才是真正的小说家。”应该说熟知罗洪的赵景深的评论十分到位。罗洪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她没有性别意识，而是为了表现更阔大的生活和采用写实的方法，她放弃了可能局限自己的性别视角。更何况，从她从事小说创作开始，就是以她尊崇的巴金为榜样的。

在本文中我仅仅涉及罗洪的一部小说集，而非全部创作，目的只是为了一种怀念和追忆，正如这篇短文的题目一样。我还想说的是，罗洪在文学史上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她对文学的贡献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评论。

组稿：徐芳   编辑：伍斌    题图由徐福生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