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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明治:内心纠结,活得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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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李梓新 2014-09-24 23:26
摘要:

【我们这代人】今年35岁的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自己正是身处中间的那一层。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上有老,下有小。对整个生命过程都与中国社会转型期重合的我们来说,除了那些物质的压力,更困难的,恐怕是人生价值的追寻。

父亲和我

 

1979年,一个33岁的青年,从作为知青劳动生活了十年的海南岛东方县,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船回潮州老家,而另一个孩子正在孕育中,赶上了计划生育实施前的最后一波。

 

这个青年,是当时千千万万返城知青中的一员。为了顶替父职,得到行将退休的父亲一个国企岗位,他甚至放弃了在海南农场奋斗十年取得的编制关系——作为连副指导员,他本来可以带着这个小小的级别转业回家,或许能谋得更好的一份工作,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在那个人心涌动的时代,改变已经迫不及待。

 

2012年,一个33岁的青年,他离开家乡已经有14年,却还远远没有回乡定居的想法。作为千千万万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居住打拼的青年中的一员,他让唯一的孩子在上海接受教育,他对生育第二个孩子心存疑虑,抚养孩子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情。

 

他去过世界很多地方,还带着家庭在伦敦居住一年,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在过去的十年,他已经换了5个工作,并刻意避开了公务员和国企。

 

这两位青年,分别是我的父亲和我。

 

我是“三明治”

 

在33年之间,世界发生了如此颠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两代人失去了相互对话的基础。不过,感谢互联网,可以让我的父亲和我一起谈论韩寒,谈论薄熙来。他开始认可我选择写作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事,并认为这部分遗传于他当年涂鸦在大字报上的《蝶恋花》等自创词作。

 

过去三年,我一直在经营“中国三明治”网站。“三明治”,这一称谓最早来自美国,指那些“上有老,下有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却又背负巨大现实生活压力的人群。在中国,我的定义就是出生于1977-1985年左右的一代,如今正步入“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

 

今年35岁的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自己正是身处中间的那一层。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

 

父辈这一代,因为上山下乡与父母聚少离多,自我操持家庭,早早就培养了独立性。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却远比今天传统而封闭,这也锻就了他们的保守和实际的思想观念。

 

而我们这一代,个性十分模糊。我们没有1975年前生人的文革记忆,但与1985年后出生的一代相比,物质条件又没那么优越。

 

少年时代贫乏的物质生活,令我们对金钱和成就的追逐感更为迫切。扑面而来的西方思潮和自由生活方式,让我们不由得开始思考个体自由和个人价值。互联网,已经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生活打上深刻烙印;我们不认可父母的育儿方式,却又不清楚自己该采取何种育儿理念……

 

我们如何生活?

 

通过办网站,我接触了许多同代人。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如此鲜活。

 

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大头,在总结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时,用了“诸事不顺”这个词。他读高二时,母亲的去世让他一下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职业上,他推销过白酒,做过导游,去菲律宾打工后遭遇欠薪,投资房地产中介却遭遇了宏观调控,恋爱也连遭挫折……一再的打击,让他越发学会了随遇而安。

 

来自四川乐山的老K,毕业于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但在从事了三年的英语教学后,独自来到江浙打工。如今,老K已经在江苏小镇盛泽待到了第四年,从事的是纺织外贸工作。工作的繁琐之余,他依然保持着一份理想和冲劲。而他的另一半,还在寻找之中。

 

《裸辞Or Not?》的主人公泥小碗,则在一番纠结后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回到了家乡柳州。在经历一番亲人的变故后,带父亲实现了他去台湾旅游的梦想,自己则做一些课外培训的兼职养活自己。对她来说,大城市固然五光十色,但是回到家乡守在家人身边,小城市也没那么糟糕。

 

事业还是生活?西乔的选择也许能说明,在依靠早年接项目赚得第一桶金后,便和程序员老公卖掉北京的房子后来到了上海,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加设计师。

 

看起来,西乔对物质的要求不那么高,但前提是已有的积蓄能让生活维持一段时间;她和丈夫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必被限定在某个特定的物理空间里。即使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只要有网络和电,就马上能投入工作,和朋友们的关系也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不同选择,组成了一幅三明治一代的群像。他们承受着生活的压力,需要为生计付出许多;但他们又不甘心只是做一份平凡的工作,而是希望离自己的理想更近一些,为此他们宁愿舍弃一些东西;他们珍惜亲情、步入生儿育女的年纪,又看重更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为此,有人选择、有人摇摆、有人观望……

 

想要活出自我

 

用《藏地白皮书》作者傅真的话来说,因为没有经历过上一辈人那种物资匮乏和阶级斗争的成长环境,三明治这一代人普遍比较善良、温和、尊重秩序,没有那么多的恶意揣测和被迫害心态,也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对新事物好奇而敏感。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三明治一代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承受上下两代压力的艰难处境中。一方面,因学历的贬值、人力资源的稀释,照料下一代的时间被拉长,负担更重;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呈漏斗型趋势,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赡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这一代人需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并负担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

 

对整个生命过程都与中国社会转型期重合的我们来说,除了这些物质的压力,恐怕更困难的是人生价值的追寻——如何在仍具传统中国观念的父辈期待中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同时又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理想,其实不是一个虚幻的词,特别在当它化成一种尝试的时候。尽管开始可能小心翼翼,但经历是更宝贵的财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还需要重建。而正当壮年的三明治这一代,能不能成为社会真正的中坚,成为新的构建者和开拓者,有些人迷惘,有些人从未放弃希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李宝花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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