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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经历过于沉重……”今天8位上海援鄂医护人员的故事讲哭了一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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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尖尖 2020-05-26 17:49
摘要:医疗队员之间常讨论一个话题:“如果我们不幸感染,能不能回到上海治疗?生怕自己倒在这座城市,生怕自己看不到家人。现在我们会笑着回忆当时的这些讨论,而当时,我们是流着眼泪在考虑这个问题……”

“回到上海一个多月了,我还没有办法去一一回想在武汉的68天,因为这份经历过于沉重。”杨浦区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长赵越在台上哽咽着说。今天下午,杨浦援鄂医疗队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行,8位讲述人在台上一边流泪一边讲述,台下的听众一边听一边落泪……


飞机迟迟不起飞

赵越是除夕夜前往武汉驰援的一员,也就是人们口中的“第一批”,目的地是金银潭医院。越早去,面临的未知就越多。第一批的不容易,并不只是少了一顿年夜饭,而是医护人员自己都不知道敌人长什么样子。“大家只能凭着经验去战斗,没人能预计这场战斗会在哪一天结束。之所以要去,只是因为自己是医护人员,是这个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翁超是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杨浦区援鄂医疗小队的队长。他还记得登上飞往武汉的飞机的时候,飞机却迟迟不起飞。原来,各派出单位为每位援鄂队员带了很多物资,以至于行李有11.2吨,远远超过了原定737飞机的运力。“满满的杜邦防护服和部分非常稀缺的防护鞋套、医用防护口罩、头套,都是医院把当时能筹集到的最好的物资留给了我们。”

董天晔 摄

登上飞机的时候,机舱里异常安静,每个人心里都很沉重。这时候喇叭里突然传来了机长富有磁性的声音:“我是机长刘明蒲,代表全体机组人员在这里祝福大家在武汉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来接大家凯旋回上海……”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很多医疗队员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怕自己倒在这座城市

到达武汉第二天就开始了排班,一排就是八小时打底的班。这是穿防护服的八小时,在正常情况下,每个班头最多四小时。“为什么要这么排?因为人真的不够了。”赵越说。

作为“第一批”,一切都是未知的。紧张的表现就是过度防护,口罩勒得特别紧,防护服闷得厉害,过一小会儿就缺氧了。头晕,恶心,气喘,也没有办法及时处理。有人憋不住就直接吐在了口罩里,还没办法马上取下来处理。

出发的时候,医疗队有一句话,所有医护人员一个不掉队,一个不感染,一个不能少。然而在一个月后,ICU护理组长汪娟就发烧了。

汪娟发烧的时候身体打寒颤,体温39度2。“现在谈起来,知道她是累出来的,但那个时候发烧是非常让人恐惧的。不仅要考虑她是不是被感染,还要考虑医疗队的其他人有没有危险,酒店工作人员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整个医疗队工作……”幸运的是,经过队里专家组会诊和一段时间的检查治疗,发现只是虚惊一场。在身体稍微恢复以后,汪娟又马上回到了“红区”工作。

“在物资相对紧缺、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时刻,面对这种未知的疾病,面对就在身边的密集的生死,我们也是害怕的。”杨浦区中医医院心病科主任陈军说。

在最初的几天,医疗队员之间常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我们不幸感染,能不能回到上海治疗?甚至我们还拿各种规定一条条查,生怕自己倒在这座城市,生怕自己看不到家人。现在我们队员之间会笑着回忆当时的这些讨论,而当时,我们是流着眼泪在考虑这个问题。”



心脏停止跳动40分钟还不愿放弃

没有人天生强大,只是咬牙前行。

赵越至今还记得那个30多岁的年轻小伙。刚转运到病房的时候,小伙子就需要使用机器来帮助呼吸,但还没严重到插管。“小伙子很不愿戴呼吸面罩,总是不停想把面罩拿下来,但拿下来他又觉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帮他戴好面罩,他又取下,这样周而复始了好多回。”

后来,小伙子开始配合,病情也慢慢好转,能间断地离开呼吸机,也可以自己玩手机看新闻了。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他的病情却突然急转直下,改变了很多治疗方案都没有效果。

“那天他突然心跳没了,我们小组成员一直在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般情况下,如果心肺复苏30分钟还没回来就可以判断临床死亡了,但是小组成员按了40分钟他还是没有回来。“早就超时了,我们都说算了,但有个90后的小姑娘还一直在按,一直在按,不愿意停下,她说这个小伙子太年轻了……

不停下来可能还有奇迹,但是停下来的话就真的结束了。抢救持续了一个小时,小伙子最终还是没有回来。“当我们告诉小伙子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在电话里痛哭,我们只能在电话这头沉默。”

在抗疫前线,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病人失眠,医护人员也失眠,晚上睡觉还会梦到去世的病人。”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的顾陈韵说,在一个多月里,因为每天工作和精神上压力带来的头疼,吃掉了四十多颗散利痛。


亲眼见证过奇迹

病房里有位老爷爷是一名物理工程师,刚到病房的时候,还能自行活动,看到医护人员很忙,还会帮助给同病房不能下床的病友拿饭和水果放到床头,给同病房病友接水。

然而后来,老爷爷病情加重,突然失明了。“他是物理工程师,工作对于眼睛的要求很高。”他一下子内心崩溃了,觉得为什么会眼睛看不见,别人不都是呼吸不好,肺有病,怎么他除了这些眼睛还看不了了?是不是自己快不行了?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老爷爷一度拒绝治疗,不肯吃饭,也不肯吃药。这时候,同病房里那些曾接受过他帮忙的病友反过来关心他:“你之前还给我们分水果,你自己不是喜欢吃橘子吗,我们把橘子都给你。你看我们那时候不也病得很重吗,我们也有其他的症状呀,大家都不一样的……”

护士也撒了个善意的谎言,说这个失明是暂时的,只要配合治疗,新冠治疗好,眼睛也就很快能恢复。就这样的共同劝导下,老爷爷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慢慢好转。神奇的是,病好了,他的眼睛也真的复明了!

“有不少病人一开始心态是绝望的,觉得这场大灾自己是躲不过去了,后来我们帮他们剪个头发,擦个身体,他们就一下子又有求生的意志了,主动尝试自己进食,起床下地了。”

“作为医生,我们的勇气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病人给的。”陈军还记得刚到病房第一天去查房,推开房门就听到一声非常大声的呵斥:“出去!”护士们都很莫名,只能站在门外。过了一会再次推开房门的时候,这位患者一个劲儿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态度不好,是因为正好想打喷嚏,看到你们进来就特别紧张,如果把病毒传染给你们,谁来照顾大家……”

彭爷爷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也是一名孤老。通过医疗队精心护理,他的新冠肺炎病情控制得不错,偶尔也能讲话,但基本上答非所问。“我们也不指望他能认识我们,但是转院那天,我把他推到楼下,发现他在掉眼泪。”陈军很奇怪,问老人:“您为什么要哭啊?”结果老爷爷紧紧抓住他的手说:“你们是不是要回上海了?你们不要我了,我怎么办……”那眼神中的依赖和信任,陈军一直无法忘记。

赖鑫琳 摄



1600公里,就为再看我们一眼

大家一直说“武汉人民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做出了牺牲”,但你不身处这座城市,很难体会到这种牺牲。

翁超还记得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的“睡衣大哥”。“他是汽车租赁公司的员工,疫情期间公司没办法开工,他就把车用到了接送工作上。”由于经常负责夜里的接送,时间从夜间11点到凌晨5点。为了抢时间,他总是穿一套咖啡色条纹的睡衣和衣而睡,“睡衣大哥”由此得名。

有一次凌晨,他送医疗队员去武昌火车站取防护物资,返程时,听说医疗队里有人是第一次来武汉,就带他们在武汉三镇多兜了一圈,一边兜,一边介绍:“你看这里,以前是什么样的,这里经常堵车,这里组织过什么活动……”

夜色朦胧中的黄鹤楼、武昌起义纪念馆,一座无人的城市,整条路空空荡荡,好像只有他们,是这座城市唯一的生灵。“眼前这个给我们开车的人,有着对这座城市深沉的爱。你会觉得哪怕为了这样的人,我们都应该战斗下去,让他热爱的这片土地重新热闹起来,重新变成他所说的那个样子。

医疗队离开武汉的时候,“睡衣大哥”说:“以后你们到武汉来,一定要找我,我免费为你们服务。”结果没想到几天后,他和妻子居然自己开车来上海了,还送来了150个毛绒娃娃。“为了来上海,他和妻子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和肺部CT。当时武汉还没解封,因为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当天晚上他们夫妻就在东方明珠附近的停车场睡了一夜,来回1600公里,就是为了再看我们一眼。

栏目主编:徐敏 题图来源:赖鑫琳 摄
题图说明:离开武汉前,医护与病人相拥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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