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首观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至最后一幕：

——海尔茂：你说下去！咱们俩都得改变到什么样子？ 

——娜拉：改变到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再见。（从门厅走出去） 

——海尔茂：娜拉！娜拉！（四面望望，站起身来）屋子空了。她走了。 

楼下“砰”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 

140多年前（1879年），“世界现代戏剧之父”、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又译作《娜拉》）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公演。剧终，女主人公娜拉离家出走的那声摔门之响惊动了整个欧洲，当即掀起阵阵风波，且余音绕梁，至今未绝。

一个被弄脏的“玩偶”，主人急切把她丢弃，然而当危险被和平解除，玩偶“洗干净”了，他又重拾那副虚假柔情的面具，乐呵呵地叫道：“娜拉，我没事了，我饶恕你了……”

甘于常被“饶恕”？“乖乖地做你（丈夫）的小鸟儿，做你的泥娃娃？”娜拉不“甘”！毅然“逃离这座牢笼”的选择，立即成为封建婚姻包办制度笼罩下的中国青年崇拜的偶像，“娜拉出走”成为当时中国妇女解放亦人性解放的代名词。

“娜拉”到中国很早。早在105年前的1914年，上海春柳社即首演此剧。1918年，《新青年》杂志出版“易卜生专号”，则言之剀切：“易卜生写了一个全人类的问题，所以每个人看后都从中有自己的思考。”

俱往矣。面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时，封建主义的“大辫子”从许多人特别是男人的心头剪掉了吗？女性应有的社会地位与人格权益均得到保障了吗？  

其实，“娜拉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于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还存在。

什么“现象”？说说笔者的“顿悟”：《娜拉》在中国又译作《傀儡家庭》。但，女性绝非是牵线的傀儡，孩子玩的“人形”（日语，即人形的玩具）。她是与男性一样顶天立地的女性，又是闪耀着世间最美丽光辉的母性，是奶奶、外婆，是妈妈、妻子、女儿……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代言人”的娜拉，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她的宣告，恰似一面明镜。

对女性的称呼，妻子的“爱称”，易剧中叫得“洋气”：小宝贝、小松鼠、小猫（风移华夏，还有叫“小心肝”的，总感觉仍属玩物）。古代中国就很“糟”了，什么“拙荆”、“内人”、“内子”、“贱内”、“浑家”……

在上海，老公叫老婆“阿拉屋里厢的”，听了令人心旷神怡吧？在北方特别是东北，喊老婆“土得掉渣儿”——烧火的、做饭的、屋里头的、俺家老娘们、俺那口子、孩子他妈，有工作的也叫“家属”，更有“老㧟”一称。

算不算“西风东渐”之一种呢——域中更多的地区、更多的时段，一直称爱人，似与时俱进，社会进步一显例。不过，时也势也，不少称呼已异化至变质、变味。如：干爹、小姐，乃至于曾领风气之先的“爱人”，也早被“风气之先”给异化成了“畸形”。

爱人不宜轻松出口，“老公、老婆”到处喊得震天响。作家汪曾祺有一言，笔者赞赏——夫妻关系，说到底，是伴（真理也，起码相对真理）。老伴乃适宜平等之称谓。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了以后，都是对方的“拐棍”。“年轻的时候需要垫脚石，中年的时候需要强心针，到老了需要一根拐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