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很早就有积蓄备荒的思想。但汉代以前，江南地区的备荒仓储意识不强。这大抵与彼时的江南地广人稀，社会分化不明显有很大关系。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述，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相对于中原人来说，江南人平安度过灾荒的难度要小得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粮食储备对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足量的粮食不仅可以在灾荒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保持人口优势，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还可以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因此，常平仓、义仓、惠民仓、社仓、预备仓、济农仓、积谷仓等储粮仓开始陆续出现于江南各地。

常平仓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备荒储粮仓。这是一种始创于汉宣帝时期的以调剂丰歉，满足军需为主的粮仓。其仓米由政府在粮价低廉时购入，粮仓管理也由政府全面负责。但汉代的常平仓仅设于北方个别地区，并未在江南推广。晋及南朝时期，常平仓的名称在江南史料中逐渐增多，然而其本质上是国家财政经营的手段，并非为民生而设。直到唐代，常平仓的功能才发生了转变。据宋人王溥《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年，唐政府在扬州等地设常平仓，以抑制因灾荒等原因而大幅上涨的粮价。这也是江南仓廒可用于救济民间灾荒的较早记录。

除常平仓这种完全由政府出资设立并进行管理的官仓之外，隋唐时期的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由政府管理的民间储蓄性质的义仓。据唐人杜佑《通典》记载，隋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建议：“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义仓就此创设。唐代隋后，曾广设义仓。义仓的粮食来自政府向百姓征收的正税以外的谷物，其数额大致为正税的5%—10%。这些粮食虽为地方百姓所有，但支出必须经政府批准。

常平仓和义仓的设置，大大减轻了江南地区在灾荒之年的粮食压力。据《唐会要》记载，长庆二年，包括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在内的江南诸州旱灾严重，米价飞涨，贫民难以生存。唐政府遂下令浙西、浙东、宣歙、江西等道观察使从常平仓和义仓中低价粜米，以惠贫民，从而降低了灾情影响，稳定了江南的社会秩序。

相较于唐代，宋代江南地区的备荒仓储无疑更为完善。除了恢复常平仓、义仓，宋代还保留了后周创立的惠民仓。惠民仓的性质及功能与常平仓相似。每逢粮价过高，惠民仓即向贫民低价粜米，以降低灾荒影响。江西省南昌市船山路与南浦路交会处曾有一座惠民门，就是因附近的惠民仓而得名。

南宋高宗时，临安府、建康府、镇江府均设有丰储仓，每仓储粮几百万斛，以备各种灾荒。丰储仓在赈灾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史载嘉定元年，两浙地区先遭大旱，继而蝗灾严重。丰储仓发仓米进行赈济，大大缓解了灾情；嘉定六年，江南东路也遭受严重的旱、蝗灾害。时任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的真德秀在视察灾情后，果断授权当地长官开仓放粮。

除了常平仓和义仓这两种主要仓廒，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社仓。社仓之名最早见于隋代，但彼时只是作为义仓的别称而存在。真正作为赈济储备仓的社仓始建于宋孝宗时期。社仓虽非官仓，但管理非常严格。通常由民间品行出众者负责管理，对收支粮食的时间、程序、用具、人员以及社仓防守等都有明确规定。由于社仓位于乡村，便于救济乡民，因而民间设立社仓的积极性很高。除上述储粮仓外，明代的江南还出现了预备仓、济农仓等新的仓储形式。

明朝洪武元年，政府令各处悉立预备仓，各为籴粜收贮，以备凶荒。江南地区的预备仓较多。以今上海地区为例，时属苏州府的嘉定县有1处；先属扬州府，后改属苏州府的崇明县有1处；松江府的上海县和华亭县各有4处。预备仓的粮食起初多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出资买入，其后则多来自罪犯纳谷抵罪。预备仓于青黄不接时将仓米贷给农户，待秋收后收回。其目的是让农民能够度过青黄不接的饥荒，安心耕作，从而稳定农业生产。

济农仓又名济丰仓，是宣德年间周忱巡抚江南时所创，基本上仅存在于江南的苏松地区。其粮食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所征收的税粮和节省下的漕运加耗米。每逢粮食紧缺之时，济农仓即进行赈借，待秋收后收回。由于其收支管理方面与预备仓非常相似，因此也被称为预备济农仓。济农仓的数量较预备仓更多，史载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嘉定五县各有60间，常熟有100间。尽管济农仓存在的时间较短，但仍在赈济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除了以上主要用于赈灾的粮仓外，一些漕粮中转仓也在江南赈灾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江南地区自唐代起就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到元明清时期，漕粮数额更是巨大。由于漕粮需成批装船后运往北方，因此重要的运粮港口附近都建有大型粮仓。如松江府乌泥泾曾是元代重要的漕粮运输港，其附近的太平仓年储粮达二三十万石。大灾之年，中央政府多允许地方政府截留部分漕粮用以应急赈灾。

江南东临大海，河湖密布，自古以来就水灾频繁，旱灾、蝗灾、瘟疫等也时有发生。然而凭借着这些性质各异的仓廒，江南人一次又一次地渡过灾荒难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些仓廒不仅是江南人生命的庇护者，更是江南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者来自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