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24日数据更新前，新冠肺炎已席卷全球200余个国家或地区，累计确诊突破26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18万例。

“然而，本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有必要对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在疫情防控当中暴露出的诸多不足进行系统梳理。”上海交通大学—耶鲁大学卫生政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大海24日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表示，多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对新冠肺炎暴发出现了错误的预测和研判，这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防控不当。他认为，全球亟待建立共同的世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和防控体系。

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健康长三角研究院、绿色增长联合研究院、国际应急治理研究院、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等智库的专家学者，形成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并以“新冠疫情与城市治理”系列共7期公益讲座形式与公众分享，探讨如何提升“赶考”能力，答好城市治理的基础题。

彭勃

【“强政府”+“强社会”】

在上海交大第112期焦点讲坛暨“新冠疫情与城市治理”系列公益讲座第一讲中，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中心主任彭勃“开课”。近两万人次在ClassIn在线教室平台观看，同时在线的人数近3000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抗击新冠肺炎这只世纪黑天鹅的斗争中，我们国家治理的基石经受了冲击和考验，中国社会优势得以彰显。”彭勃认为，无掣肘决策、无条件执行、无保留投入的治理模式，使得我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动员迅速有力、措施逐步精准，控制疫情速度快于预期，效果好于料想。“事实证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家治理根系深入基层、发达有力。”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暴发以来，作为社会力量主体部分的社会组织，通过善款募集、物资供应、弱者关怀、心理援助和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发挥作用，全力配合政府资源调配和提供急需的公共服务。但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主任徐家良也发现，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组织整体能力较弱，前期无力感特别明显。他认为，应有效建构并运行“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机制，形成“强政府”“强社会”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姜文宁

【风险特征+压力测试】

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陈高宏看来，此次新冠疫情给现代城市治理提出一系列课题，需要用新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

譬如，现代城市有何风险特征？五方杂处、多元要素汇聚成异质社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快速流动，转型变革纷繁复杂、丰富多彩。这一方面会产生规模效应、杂交优势，使城市充满活力；而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治理表现出诸多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又如。城市治理能否压力测试？此次战“疫”，中国城市治理的总体效能得以彰显，经受住了极限考验。但也暴露出一些薄弱环节，各个城市的应试考分亦有差距。可以说，突发的疫情直接检验着各个城市的应急响应、物质储备、医疗设施、资源调配、社会疏导能力，检验着城市社区的基层基础工作，检验着城市管理的末梢细节，检验着平时积累的干群关系、社会信任情况。

再如，能力提升如何实践探索？跌宕起伏的抗疫过程启示着思考未来，鞭策着破解难题。治理结构如何优化，治理重心如何下移；如何打破主客两元的思维方式，鼓励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如何弘扬公共精神、契约精神、法治精神；如何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城市治理工具……等等，“需要我们抓住契机、勇于探索。”

胡昊

【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

聚焦“治理”，学问很大。一般而言，国家治理分为常态治理和非常态治理两种类型。常态治理是通常所说的日常状态下的治理，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运转国家机构，行使国家权力；而非常态治理则是在紧急状态下，可实施特定的制度和特殊的管制，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尽管这些权力在常态时期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上海交大国务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朱德米表示，应该说，常态治理是非常态治理的基础，而如今对非常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识还处于不断探索过程中，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决策体系和决策能力建设。

在这方面，朱德米建议重点着力方向在于：首先，在“十四五”期间，地方政府尤其是35个大中城市应进行全灾种的风险评估，对一些关键风险，如城市运行安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基础设施等进行可能性及其影响评估。其次，对影响巨大的关键性风险可启动专项规划，如传染病、极端气候气象灾害、安全生产、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等，着力完善危机应对规划和应对预案。再次，对各级领导干部开展提高非常态治理决策能力的各类培训，以提高基本领导能力和专业知识以及应急知识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