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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访了十多位上海心理咨询师,看到了疫情中普通人内心的平静与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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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殷梦昊 杨书源 2020-03-27 09:56
摘要:“这就是一群普通人在非常时期,向另一群普通人寻找希望的故事。”赵颖说。

一场毫无防备的疫情,究竟给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近1个月,我们采访10多位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后发现,新冠病毒疫情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冲破隔离病房的界限,冲击着每一个普通个体的心灵。

在宛平南路600号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援助公益热线021-12320-5的接线室中,铃声几乎不断。放在平日,可能等10分钟也没有一个电话打进。

这条上海市最早设立的心理服务热线,在疫情爆发后很快就不够用了,上海精卫很快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条新线路55369173,专门处理疫情相关来电。据统计,自2月1日至3月15日,这两条热线和网上平台的咨询累计达4200例,云平台心理自评达45万人次。

启用新号码的做法是这部热线从1990年开通以来的首次,甚至在非典时期、汶川地震中也未有过。“就是想让拨打12320-5忙音的人,多一个去处。”市精卫中心心理危机干预办公室主任、心理援助公益热线的负责人穆新华说。

与此同时,上海也有不少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加入这条疫情的第二道战线,临时开辟免费心理援助公益平台。

专业心理咨询师赵颖是壹点灵免费心理援助的志愿者,这个平台在除夕当天开通直到3月19日,招募到805名心理援助者,累计援助359990人。

面对这场全社会的心理危机,不少心理咨询工作者们从春节开始就未曾停歇,直到步入3月,才有空喘息与回顾。

“这就是一群普通人在非常时期,向另一群普通人寻找希望的故事。”赵颖说。

“第一次”

“您好,上海市心理援助热线,请讲。”3月2日早晨8点刚过,上海市精卫中心5号楼511房间,响起一个男子平稳的声线。

36岁的上海志愿者朱晨玮是个盲人,5年多来,他每周有三四天在市精卫中心的12320-5接线室值班。

“昨晚吃了安眠药,可一秒钟都没睡着……你说怎么办呢?”电话中的女声克制,但仍听得出颤抖……这个上午,朱晨玮连接5通来电,刚放下电话,铃声就会响起。除了上厕所,他寸步未离。

朱晨玮正在12320-5接听室忙碌。殷梦昊摄

这种忙碌状态大约从2月开始。因为疫情,这条开通近30年的免费心理咨询热线涌入不少新的声音。“一天能接8-10个,差不多比以往多了50%,大概一半都和新冠肺炎相关。” 朱晨玮感觉接听时间明显不够用了。

根据上海精卫中心统计,疫情期间的热线中,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占四成,睡眠问题和心理问题导致的躯体不适如心慌、胸闷、头晕等占近三成,其中多数来电者都是非医护人员、非确诊、疑似患者的普通大众。

壹点灵平台的数据呈现出相似性。平台设置了一个二维码入口,开始咨询前,咨询者要对自己的身份归类:红色是一线医护人员与确诊病患,橙色是警方人员和疑似病例,蓝色是其他存在焦虑、睡眠障碍的普通人群。疫情中期的一次统计中,红、橙、蓝的比例是1:1:8,可见大部分咨询者都是普通人群。

2月初的一天,壹点灵的志愿者陈建接到了一个在开头“喂”了很久的电话——这说明或许来者对于这种求助方式尚有怀疑和保留。

“我想去上班。”这是一句焦虑的开场白,陈建当即判断这句话背后有隐情。

来者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上海男士,和父母同住。“闷”在家的十多天里,两代人的矛盾一触即发 “以前和他们(父母)聊得不投机的时候,可以选择离开、回避。现在一家人就在同一个空间里呼吸。逃无可逃。”他说。

对于儿子的“单身之害”,父母在这个非常时期有了更加充分的论点:如果这次一家人中真有人意外病倒,家中连一位能照顾得上的年轻女性都没有——他感受到,父母对于生死问题的焦虑,和自己的大龄未婚问题被缠绕在了一起,集中爆发。

一位独居老人也接受了陈建的心理援助,她在电话里哭着说起自己的慢性病药就要吃完,但是也不想让儿子冒险送她去医院配药——她有更为深层的恐惧:万一自己被感染,孩子都无法在身边照顾。

白领的职业危机、大龄单身的家庭压力、独居老人的安全感缺乏……陈建感觉自己在一天里仿佛看到了散落在上海这个超大城市里的各种群体表情。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大家都会尽力克制、压抑这些负面情绪。现在,也无疑是一次集中的宣泄。”陈建说。

2月,赵颖在家中接了近100个心理援助电话,其中一通言语有些混乱的电话让她印象深刻。

来电者是一位名叫王天的农民工兄弟,自称是在杭州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一线工人。他年前回了老家,因为身体不适,一直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女朋友在家被他念叨得不胜其烦,说了句:“你身体没事,感觉是脑子坏掉了。”此话一出,他又正好看到了壹点灵的免费心理求助电话,赶紧拨通。潜意识中,他觉得应该找这样一个“管脑子里问题”的地方。

要是在往日按小时收费的心理咨询,赵颖很难听到这样的声音。而那通电话里,王天也反复确认“这次聊天是不是真的免费”。

而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31岁的医院社工孙振军也在面临挑战。九院没有心理科,大年初二,医院安排社工部联合护理部组成了针对疫情的心理关爱组。

然而,孙振军以往的服务对象大都为肿瘤患者、唇裂患儿等,针对重大疫情的心理咨询工作,他心里有些没底。“非典的时候,我还在念中学。”

但根据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和经验,他很快拿出一套方案——区别于面向社会公众的心理热线,化被动为主动,让每位被收入九院隔离病房的患者在入院前填写WHO的心理健康自评量表(满分20分,7分为警戒值)并设置开放性问题,判定是否跟进。

“不是跑量的活儿”

原本在12320-5接听的志愿者廉彤,2月中旬开始在新开通的疫情热线接听。提到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疫情期间的高危来电有所减少。所谓高危,就是有自杀倾向。

朱晨玮也发现平日每个月需要拨打30多个高危来电的回访,但最近一两个月的回访数量只有十多个。对此,大家分析,可能是因为现阶段大家的关注点从各种事情上都被转移到了肺炎疫情上。

对这些细微的数据变化,穆新华并不强调,她更关注每一个案例处理的质量高低。“心理咨询本来就不是个跑量的活儿。”

“我们的电话不是说接起来、问声好就能挂上的。对方把事情讲明白基本上就过去15分钟,再和对方稍作交流,半小时轻轻松松就没了。”她说,求助者们往往从琐碎的小事开始讲述,而真正的关键信息被有意或无意掩盖,而这需要足够的耐心去挖掘。

“就和闺蜜间聊天一样。她跟你先从口红色号开始聊,接着聊到穿的衣服妥不妥当,说到因为衣服不妥当,跟男朋友吵了一架,又聊到觉得男朋友不是真的爱我。一两个小时后,才扯到她真正要说的问题。

按规定,12320-5热线的每通电话应控制在15分钟内,但实际上,20分钟甚至半小时却是常事。

“我们经常不得不提醒对方时间到了,希望把有限的资源再留点给别人。”热线的志愿者之一、市精卫中心护理部主任施忠英坦言时感矛盾。

早在疫情初期,相关科普尚未普及,网络谣言满天飞,许多人陷入恐慌,12320-5很快被打爆:听说XX药说是有效果的,怎么又没声了?或者,听说在XX路上发现一个确诊病例,整条路都封了,真的假的?还有,小区来了一个外地人,管控不力,希望曝光……

与其说是心理援助热线,那段时间的12320-5更像是辟谣或投诉平台,大多在给来电者提供权威信息或求助渠道。随着政府防控措施加强和信息公开,此类来电才慢慢变少。

穆新华认为,对所有来电者,帮助他们寻找资源是最关键的。“找到了‘关键资源’,这次心理疏导的成功率或许已达到了90%。”也正因此,团队及时对志愿者们进行了新冠肺炎相关防护措施的培训,并在坐席桌角贴上全市各发热门诊等实用信息。

采取类似做法的还有华大应用心理研究院(简称“华大”)的志愿者们。

原本,心理咨询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能给来访者具体的建议,但这次,咨询师们决定对这些来电者尽量给出具体建议,因为许多来电涉及就医询问指导,比如距离最近的发热门诊在哪儿,或者哪里提供获得线上就医渠道。

“倾听、同理、澄清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心理支持技巧,但关键还是要引导对方发现自身优势,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当中不是只有问题。”九院医务社工孙振军提到,心理咨询师还可以帮助求助者发现家庭、朋友和社区的支持。

而面对高危来电,还必须重点对待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对应措施。

王琪是华师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专职心理咨询师,也是接听华师大疫情热线的19位志愿者之一。她说,一般情况下来电者的焦虑情绪会逐渐得到缓解,比较难以疏导的是那些原本底子不好的人。

所谓的“底子不好”,指的是那些原本有精神障碍或心理疾病的来访者,比如焦虑症、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等患者。一部分来电者的心理危机是从“断药”开始的。疫情严重期间,不少医院的心理科暂停门诊,开通了网上门诊,而因为惯性了门诊或者消息闭塞,好多需要定期复诊的患者并不知道网上可以诊疗拿药,状态也随之“失控”。

小杰(化名)就因断药出现重度抑郁症的急性发作症状,甚至在电话中透露“自己情绪非常低落,已经想好了用耳机线结束生命”的办法。对于这样的高危来电,咨询师认为就需要突破心理咨询的保密原则,告知其家长,并请家长对小杰进行24小时监护,尽快送诊,必要时住院治疗。

然而,在12320-5热线室中,一张贴在墙上的《肺炎相关来电的注意事项》中,有句话引人注目:不要做出超出心理危机干预范畴的承诺。

“心理援助热线的功能有点像120,只做情绪疏导和紧急处理,而对有些已经形成疾病的求助者,还是建议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性医院的心理科就诊,进行药物介入、心理咨询或治疗等等。”廉彤说,几乎所有咨询者都想通过一通电话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超出了热线的功能范围。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新开通的疫情专线现场。市精卫中心供图

“有时就像一次故事交换,说不上是谁在帮谁”

赵颖在疫情期间最难忘的生活细节,莫过于有天一口气买回家100个鸡蛋。成箱的螺狮粉、成打的饮料也在1月底的几天内迅速填满她家中只有三四平方米的储物室。

和大部分人一样,身为心理咨询师的她在疫情起初同样有强烈的不确定感。采购物资和下厨做菜,是她努力为自己找“通风口”的方式。

疫情之初,赵颖在家中屯的粮食。受访者供图

“我在2月每天接的援助电话大概在三四个左右,就像是加入了好几部真实的灾难电影。”

在这段时间的公益心理援助中,赵颖运用到了更多的共情,于她而言,眼下的“共情”不是技术,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流露,一份同为普通人的设身处地。

在深夜1点多和一个叫阿仁的年轻人谈话中,赵颖说出了尘封内心多年的故事。电话里,男生把自己责备得体无完肤背后,其实是他对自己无法承担起“最差结果”的无力感——赵颖理解了这一层后,和他分享了自己也曾遭遇过父亲忽然昏迷,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几十天的经历。

忽然感觉自己被“读懂”,阿仁松弛下来了,向赵颖提出自己想先放下手机去喝杯水、上趟洗手间。听到这儿,赵颖明白转机来了——心理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过去了,才会有别的生理需求涌入大脑。

她还接到过一位在一线轮值的警察太太的电话,那位女士在电话里絮叨了很多生活中的担忧,比如先生的身体状况,孩子在爷爷奶奶家中是否能适应、自己以前的小病在近段时间是否还能医院问诊治疗……

赵颖耐心听完后,温和地问了一句:“我知道您在担心您的家人,但是我在担心您。您把家里人的生活都安排得那么妥帖,保护得那么好,那您自己怎么样?有没有保护好自己?”

这位女士显然对赵颖的关心感觉意外。过了一会儿,她回过神来,缓缓说了句“谢谢”。

有时,每天接受负能量,心理咨询师们也会疲惫和无力。如何不把对方的情绪转化到自己身上,是一件说来简单,做起来难的事。

根据平台规定,咨询师可以根据自己当日的状态,量力选择接受帮助的对象。“如果是独居的心理咨询师,我觉得应该谨慎评估是否参与到这些疫情的心理咨询,因为很可能在这种高强度的情绪输入后,你自己找不到出口。”赵颖说。

最长的一次中场休息,就是赵颖挂断了阿仁的求助电话后,因为他已经有了轻微的自杀倾向,属于高危来电,她当时的精神状态也高度集中。那通电话后的白天,赵颖关闭了咨询通道,放假一日。

“这些日子的心理咨询和往常很不一样。以往我和他们的生活是完全的平行线,但现在我们其实处于相同的境遇之中。有时,我能从他们的所思所想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赵颖有时难免“带入”。

对于疫情中的来电者的焦虑,朱晨玮也感到似曾相识。“想起自己刚失明的时候,只能待在家里,想努力调整情绪,因为没事做,经常会胡思乱想。直到开始学习心理咨询,感觉才完全不一样。”相应地,他会给有焦虑情绪的市民的建议转移注意力,找些有意思的事来做。

而他自我排解的方法,有时是接完电话,歇个十分钟,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再接听下一个,或者接受“督导”,意指请一位年资更高、经验更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帮自己排解情绪。

“我们不能做垃圾桶,而要做马桶。意思就是需要一个出口,把坏情绪给冲走。”朱晨玮说。

“后疫情时代”

大概半个多月前,赵颖才接到一位在新冠隔离病房工作的医生通过平台的留言——想做一些简单的心理疏导。

只是等到预约好时间,接通电话后这位女医生忽并不愿多说些什么。没聊几句,她就主动提议:“今天要不就先这样,我刚能休息一会儿,实在是太累了,忽然什么也不想说了。”赵颖当即表示理解她的处境。

这个通话时长不足1分钟的电话结束了,这其实也是赵颖在加入疫情心理支持平台后接触到的唯一一个一线医护人员。

“情绪都是滞后的,眼下医护人员都是靠透支自己在支撑,在慢慢耗竭,但是我们尚且没有为她们包扎伤口的机会。”她说。

廉彤也说,目前医务人员的来电不多,自己只接到过两个,他认为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在一线忙着挽救病人,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自身,等到疫情放缓,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可能才会慢慢浮现。

华大咨询师李庆曾为一家武汉企业中的30多名员工做集体咨询。这家企业主要生产抗疫物资,所以形势最危急时,员工们还要经常和一线医护人员接触。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相比一线员工,承受最大压力的其实是那些在封城前已经回家的中层管理人员。“如果知道后来是这样的,我就不会出城了,现在我的员工在一线加班,我却在安全的地方不能出力。”一位部门负责人在电话里充满自责。

而其他人,有的因为一直忙碌在一线选择克制沉默,有的一直说着自己“没事”,却在一通倾诉后止不住哭泣。还有一位中层管理人员,甚至和咨询师聊到中途,主动挂了电话。

“没什么呀,我挺好的。”这位男士反复强调。而咨询师判断,他的压力已经超乎想象。

云淡风轻的背后,或许就是暗藏汹涌的漩涡——许多人尚且无法在心理危机来临的第一刻就辨识出这种“危险信号”。不止一位心理咨询师们认为,现有咨询量并不能代表什么,或许还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平稳,赵颖已有近1个月没接到凌晨的心理求助电话了,她的工作量也下降到了平均每天接待1个求助电话。

她却开始计划一些以前从未设想过的事情,比如给自己维持多年的心理咨询收费标准做一些特定范围内的降价。

灵感源于她那位农民工兄弟王天的电话。那天在接受了赵颖的心理疏导后,王天觉得轻松了不少,当即表示:接下来遇到想不明白的时候,还愿意再联系平台。

果然,王天后来又打来两次电话,第二次系统并没有把他派给赵颖,王天和那位心理咨询师的契合度也不太高。王天又主动申请了和赵颖再聊一次。

咨询结束时,王天询问是否还能和赵颖保持长期联系,但赵实在没忍心把事实告诉他:每位求助者求助平台的上限就是3次,而他已经用满。

没过多久,平台又收到了王天的电话,他说想继续和赵颖联系,哪怕收费也没关系。但当他听说了赵颖的收费价格后,又犹豫了,依旧没放弃,想托人带话问问赵颖:能不能收费便宜一点。

赵颖没有把王天的话当成玩笑,她在心里下了决心,要为这部分有需要的人,提供他们支付得起的心理咨询。

(文中王天、阿仁为化名)

栏目主编:宰飞 文字编辑:杨书源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笪曦 编辑邮箱:zaifei@jf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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