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继续蔓延，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确诊病例均过万，欧洲各国纷纷出台严厉措施。而几周前，亚洲最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如今已基本控制住疫情。

《纽约时报》19日写道，“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人们对中国的恐惧和怀疑，已经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如今，让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感到害怕的是西方。”英国广播公司（BBC）21日发问：“亚洲国家做法有什么不同之处？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借鉴呢？”

第一课：认真对待并迅速行动

卫生专家一致认为，采取广泛检测、隔离被感染者、鼓励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可以遏制疫情蔓延。眼下，西方国家正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类措施，但一个关键区别是，许多国家没有迅速采取行动。

“英国和美国失去了一个机会，”世界卫生组织前研究政策主任潘盖斯托（Tikki Pangestu）说，“中国出现疫情时，他们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有一种‘中国离得很远，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感觉。”

44岁的美国作家沙斯塔·格兰特（Shasta Grant）八年前与家人移居新加坡。新加坡疫情暴发之初，她十分慌乱，并有搭乘飞机回到美国的念头。两个月后，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美和欧洲时，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疫情，让格兰特目瞪口呆的是，美国如此之快就从疫情的旁观者变成了主要的受害者之一。

“说我在这里比在祖国感觉更安全，很奇怪，” 格兰特说，“那种害怕被感染的感觉真的很糟糕，但这并没有发生。新加坡的情况没有恶化，而美国显然是一团糟。”

去年12月31日，中国首次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新冠肺炎病例。当时，外界对该病毒知之甚少。但是三天之内，新加坡就加强了边境口岸的检查。

第二课：广泛检测、费用可承担

随着科学家对这种病毒的了解越来越多，并发现没有症状的人仍然具有传染性，检测显得至关重要。

起初，韩国确诊病例激增。然而，韩国政府迅速开发了一种检测病毒的方法，目前已经检测了29万多人。此外，韩国当局基本确保对需要检测的病人免费检测，即使是那些没有医生建议、自行进行检查的人，花销也不算非常昂贵。

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兴传染病学教授黄英勇（Ooi Eng Eong）说：“韩国加大力度，对人群进行筛查，这真的很棒。”

相比之下，在美国，检测被推迟了。最初，试剂盒存在缺陷，私人实验室很难获得自行检测的资格。不少美国民众很难得到检测机会，而且检测费用也十分高昂。最终，法律允许对每个人进行免费新冠病毒检测。

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莱马休（Hervé Lemahieu）将此次疫情与卡特里娜飓风相提并论，认为这同样暴露了美国政治体系的裂缝和美国社会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蒂克表示，一些国家可能面临试剂盒数量不足的情况。不过，他仍然认为，广泛检测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测试那些有症状但不一定住院并仍在传播病毒的人，或许更为重要。”

第三课：跟踪和隔离

对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仍然不够，追踪与上述人群有接触的人是关键。

不过许多西方国家会发现，由于公民自由更大，很难采取这样的措施。

第四课：早点提倡保持社交距离

提倡保持社交距离被认为是控制疫情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是，这些措施实施得越晚，要想发挥作用，实施起来就必须越严格。

随着病例数量破万，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采取“封城”举措，在美国，纽约州和加利福利亚州下令，除购买日用品等必需行为，居民应呆在家里。相比之下，新加坡取消大型公众集会，学校仍在运行。

黄英勇认为，差别与政府实施措施的速度有关。他说，“当许多国家加强控制措施时，病例数量已经很大”，因此需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这并不仅仅因为新加坡经历过非典，而其他地方没有，我们仍然需要吸取教训，”新加坡传染病专家达勒·费希尔（Dale Fisher）说，“你不必经历车祸也能知道车祸的发生。我很难过，其他各国没有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更好的准备。”

第五课：让公众充分了解情况

除了政府的决定，民众的意愿也很关键，这意味着政府提供充足信息、民众的个人态度十分重要。

“除非得到公众的合作，否则政策可能难以得到遵守，执行力度也会打折扣，” 潘盖斯托说，“重要的是要表明政策是基于科学证据的。”

就疫情严重程度和试剂盒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常与卫生官员说法不一。由于私人实验室没有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供数据，特朗普政府难以提供受检测人数等信息。

黄英勇表示：“应对疫情包括保持透明度——这能阻止人们恐慌和囤积物品。”

第六课：个人态度也很重要

《纽约时报》报道称，许多最近回到中国的人，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看到，人们有更大的单独行动的冲动——研究发现，美国人和欧洲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身上，而不是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谈到保持社交距离，来自美国西雅图的护士、无国界医生组织紧急现场协调员卡琳·哈斯特（Karin Huster）说，“我认为在美国，人们更加个人主义，牺牲我们的‘自由’会更加困难一些。”哈斯特之前曾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她认为最大的挑战“是让人们明白，有必要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

“西方国家的人说，中国的应对措施太专制，没有足够尊重人民的民主自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经营一家越南菜和中餐馆的老板尹崔林（Yin Choi Lam，音译）说，“现在意大利死亡率这么高，美国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相比之下，你是要自由呢，还是要活下去？”

专家们认为，随着西方国家正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将有利于减缓新冠病毒传播速度。但是，眼下亚洲国家正面临境外输入压力，这也将是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下一个挑战。

目前还不清楚疫情会持续多久。黄英勇教授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在中国湖北省，采取封锁措施后的两到三周内，感染人数开始下降。他认为，对比中国，采取较温和措施的国家应该能够在数周内控制疫情。“它现在应该成为其他国家的灵感来源——这是痛苦的，但这是可以做到的。”

相比之下，香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本杰明·考林（Benjamin Cowling）担心，如果措施结束过早，可能重新引发本地传播。

《纽约时报》称，如今，亚洲国家正在面临境外输入压力，这儿的民众恐惧感和沮丧感在增长，看到西方正在发生的情况，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人不禁要问：“我们做到了，你们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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