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译文集》（全十四卷），汇集了著名翻译家李健吾存世的所有翻译作品。这一文集的出版，在国内翻译界、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都有填补空白和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李健吾（1906年8月17日-1982年11月24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在创作、批评、翻译和研究领域都蔚为大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向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成为新中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军者，由他翻译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莫里哀的喜剧全集等，成为法国文学翻译的典范之作。

翻译家柳鸣九曾于2007年撰文追忆李健吾先生，在《李健吾译文集》出版之际，本版从柳鸣九两万字长文中撷取部分，以纪念李健吾先生。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直感念他、谈论他」

1982年11月下旬，李健吾先生在京去世，那时，我正在外地开会，回到北京时，他的葬礼已经举行。我当时悼念他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是他认可通过了我的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作品———莫泊桑的《论小说》；是他在我的《法国文学史》上册问世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是他对我所译的《〈克伦威尔〉序》，表示了赞赏；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与朱虹挨整时，给了我们亲切的同情与关照；是他仅仅因为我没有在运动中批判过他、对他表示了同情，后来就把我称为“孩子”……

1982年11月24日李健吾去世

他没有在大学里教过我的课，但对我有师恩；他长我28岁，与我非亲非故，但对我有长辈般的关怀。人非草木，我能不怀有感恩之情？

我这一辈子最不善于做的事情，就是讲应景的话、做应景的事。健吾先生去世时，我没有写悼念文章，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感念他、谈论他，一直要写点什么、做点什么，以怀念他、纪念他，一直把这当作我今生今世必须完成的职责，必须偿还的“债务”……

时至2004年伊始，我总算有可能为健吾先生、为其他前辈师长做一件像样的事了，那就是开始筹办《盗火者文丛》。此书系以中国20世纪从事西学研究有业绩、有影响的学者名家为展示对象，每人一集，内容为散文随笔、休闲文字，并附有学术代表文论一种、学术小传一篇，以期构成该学者学术成就、精神风采、艺术品位、生活情趣、文化魅力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就是一套西学学者散文书系。首先入选的就有李健吾。我把编选工作承担了下来。

我总算做了一件事，但我做得还不全，我还没有写出我对健吾先生的认知与感念，我还得把事情做完。

「没有学问是做不出来的」

1957年，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具体的工作岗位是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健吾先生早在1954年就从上海戏剧学院调到北京，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担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系统地翻译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各时代文艺理论的经典名著名篇为宗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里唯一向西学敞开的橱窗，是唯一公然以“大”“洋”“古”为标榜的刊物，显得颇为另类别格。刊物的编委会由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田德望、金克木、蔡仪等一批名家、权威组成，刊物上的译者也都是译界的高层次人士。

在编委会中，李健吾是一位主要的编委，而我则是执行主编蔡仪手下负责联系西语这一片的小编辑，与李先生接触较多，在那几年中，亲眼见证了他对于这个刊物的诸多贡献。就他的重要性与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言，他仅次于刊物的实际主编蔡仪。在17期刊物中，他做出了明显贡献的就有九期之多，如文艺复兴时期文论一期，17、18世纪文论一期，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两期，悲剧问题一期，喜剧问题一期，莎士比亚专论一期等。有的是他全面提供该集的选题，有的是他承担了重要文论的翻译，有的则是他承担了校稿的“劳务”。

业内人士或对学术工作内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确定一期学术刊物选题，其实就是规定其基本内容，勾画出其基本轮廓，没有学问是做不出来的，尤其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这样高层次的期刊。举例来说，编委会或主编确定某一期的主旨是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后，就必须选译巴尔扎克关于现实主义的主要文论与欧洲批评史上论巴尔扎克、论现实主义的经典文论，而要选得全、选得准、选得精当，就必须有广博的批评史知识，就必须对这两个问题有比较精深的研究与厚实的学养。其他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美学问题的选题，均莫不如此。说实话，在国内，能全面有此选题能力的，仅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等少数几个人。我在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前，只知道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与莫里哀喜剧译得生动传神，他的《福楼拜传》写得灵动精彩，通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才大大增加了对学者李健吾的认识，看到了李健吾对西方批评史与法国文学史中名家名著名篇渊博的、精微的学识，那是学界里端着大架子、自命天下第一的学霸式的人物望尘莫及的。

「“为他人作嫁衣裳”」

也是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开始，我对李健吾先生的学术人格开始有所认知、开始景仰崇敬。仅以上述选题工作而言，从事这个行当的人都知道，每条学术材料，对于学者而言，都是辛劳阅读生活中的所获，有的甚至来之颇为不易，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每一则选目，其实就是一条条学术材料。我曾经见过不少学人均视学术资料为个人珍贵的“私有财产”，不仅自己“学术行囊”中的一条条学术材料、卡片箱里一张张学术卡片，从不见示于他人，而且连自己看了什么书、找到了什么书，也向人保密。在学术工作尚采取小手工业方式而不像当今有网站可查询的时代，这种闭关自守的精明与私心是很自然的，要知道，自己的每一条材料都可以变成一篇翻译，形成一篇文章，甚至扩张成一部论著。慷慨解囊，岂非傻帽儿？愈是学术行囊里货色不多，而又偏要在学界称王称霸的人物，这种小家子气愈是厉害。健吾先生与此截然不同，他围绕已确定的中心题旨，总是热情洋溢地提供选目选题，让编辑部组织人去翻译、去介绍，甚至把只有他才藏有的原文孤本主动出借供别人去翻译，这种情况在现实主义一期、悲剧一期与喜剧一期中特别突出。我自己所译出的费纳龙《致法兰西学院书》与菲力克斯·达文的《〈哲学研究〉导言》，不论是选题选目，还是原文书，都是健吾先生主动提供的。他在学术上这种慷慨解囊、无私奉献成全他人的大度气派，只有钱锺书、朱光潜才拥有，而我自己所以能在参加工作之初就能顺顺当当走上文学理论翻译的道路并多少有些成绩，首先就应该感谢健吾先生。

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还有一项工作更见李健吾先生无私的学术热情与乐于助人的豪爽，那便是校改译稿。能译外国小说的人不见得译得好外国理论家、批评家的论著，对这样一个刊物，自然就形成译者不够用的问题，于是，主编就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也约请一部分科班出身、中外文均佳，并有一定人文学科工作经验的中青年承担一些非主打文论的翻译，但同时又立下了一个死规定，即这些青年学人的译文必须经过编委的审校与认可才可刊用。即便如此，事情也并不好办，因为这些编委都是权威学者、顶尖教授，或者正身负教学授业的重担，或者正致力于构建皇皇巨著，以校对这种劳役相烦，实在难以启齿。幸亏有健吾先生，他总是格外豪爽，特别热情，痛痛快快地承担了不少校稿的事务，不仅校法文译稿，而且也校英文译稿，有不止一个青年学人的译稿经过他的审阅与校对而得到了发表，其中就有我译的莫泊桑的《论小说》与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对于李先生来说，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务劳动，只不过，实际的主编蔡仪先生为了尊重老一辈专家的劳动，也为了保持刊物译文的权威性，规定这类青年学人的译文一概都必须署出校对者的名字，因此，至今我们仍可从这个期刊上见到桂裕芳、文美惠等人的译文后署有“李健吾校”的字样，而当年这些青年学人如今早已是声名卓著的大译家了。

「跳蹦得频繁，丰饶得冒泡」

不论是住在中关村，还是住在干面胡同，李健吾家里的陈设都非常简单朴素，客厅里没有高级的家具，书房里没有古色古香的书案与柜架，墙壁上没有任何字画条幅，虽然巴金、郑振铎、曹禺都是他多年的老友，他如果有心的话，那是不愁没有名人墨迹来装点的。和燕东园、燕南园好些名教授、名学者的寓所比较起来，他的家毫无气派、雅致与情趣可言，陈设氛围颇像一个小康的市民之家，完完全全是一派过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景况，唯有宽大书架与旁边书几上堆得满满的书，透露出主人的学养与渊博。

青年李健吾

李健吾的书桌与书几，是他寓所里唯一能吸引人注意，也值得你观察的景观。在我也许不尽准确的印象中，他的书桌首先是一张古典的书桌，也就是说基本都是洋书，而且是古旧的洋书，一看就是多年来自己所购置的，不是从任何一个图书馆里借用的。与他家的生活陈设、生活景况充满了日常现实气息形成强烈对照，他的书桌倒是绝无“人间烟火气”，没有大报大刊，没有文件通知，甚至也没有文艺界的权威性、指导性刊物。我想，这种情形大概正反映了他在文学研究所期间一直在集中精力研究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研究与翻译莫里哀的业务状况……其次，他的书桌，书几是拥挤不堪的，堆放的书足有几十本之多，而且杂乱纷呈，零散倒置，一本本都夹着书签、夹着纸条、纸片，或者临时夹了一支铅笔、一支钢笔，有的仰面摊开，有的朝桌面扑俯，一看就是主人在迅速阅读时急于留记号、作眉批，或者是在查阅出处、引经据典、寻章摘句时，总那么手忙脚乱，实在是顾不上桌面的整齐……我曾经对李健吾学术文章中思绪的灵动、视角的多变、论点的飞跃感到惊奇，自从见了他的书桌、书几之后，我便愈益明白了，其原因就在于他读得多，见得多，食粮的来源广，品种杂，他没法不兼收并蓄，没法不丰富，他的文章没法不像倒在杯子里的啤酒一样，丰饶得直冒泡……也许，正是在如此成堆的卷帙、如此纷繁的资料中他常常会应接不暇。他在思绪与思绪之间、论点与论点之间经常就跳蹦得太频繁，距离太远了一点，而且，他手写的速度肯定大大跟不上思想的灵动与飞跃，以至于他的手迹往往像天书一样难以辨认，愈到他晚年，就愈是如此，叫人捧读起来实在头疼……

「颇有走江湖的味道」

李健吾在同辈名人中朋友很多，多得使人感到惊奇，他是怎么与这些优秀人物结成真挚持久的友谊的？

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恐怕就是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了。应该承认，这种雅量，偏偏在知识文化界是难遇难求，甚为珍贵的。以小眼光、小胸怀、小家子气面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大有人在，“文人相轻”，其形态林林总总，各有不同：有的对自己毫无信心，唯恐他人有任何进展；有的无自知之明，总以“全能冠军”自命，不能容忍他人亦有自己的强项……在此心态下，各种手段伎俩应需而生了：或涂脂抹粉、自我标榜；或自我膨胀、大肆吹嘘；或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或侧目而视，含沙射影……个性剽悍者，天性如师爷讼棍者，更将种种世故手段推演为“文攻武斗”：或佯动暗袭，如吕蒙偷取荆州；或硬行闯上学术台面，拳打脚踢，一股打擂台的架势；或乘风借势，借思想批判的外衣，进行辱骂；或凭老资格、高名位，居高临下对潜在的竞者、后进的晚生施行打压，甚至人身攻击……

当然，敦厚大度、高洁脱俗的学人也是有的，李健吾即为其中的显著者。他对自己的同辈、同行、同道，首先是充满了善意，他乐于承认他人，欣赏他人，赞扬他人，在二三十年中，我几乎从来没有从他口里听到他对同辈、同行的任何刻意的贬损，而总有一些肯定的好话。在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界，他无疑要算是才气最高、业绩厚重的一人，无须盖棺论定、身后定评。当时他就要算是文学研究界的执牛耳者，而他的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却明显地被置于他人之下，对此，他似乎浑然不觉，仍心胸豁达，毫无嫉意，对人依然宽厚善良。

学界一位先生曾经这样戏评李健吾说，“他行事处事颇有走江湖的味道”（大意），此话说得不无一定原因，的确反映了某些客观情况。这方面，我至少知道这样两件事：其一，1949年前，有一个时期，卞之琳在上海无住处，便是李健吾招待卞在自己家里住下，据说，像兄长对弟弟一样，时间相当久。其二，195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在全国成了一面显然要被拔去的“白旗”，但同年10月，他因公出差遭空难逝世，对他的批判才被迫中止。这时，李健吾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发表了悼念文章《忆西谛》，在文章中竟然勇敢地为郑振铎被批判鸣不平，有此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壮举，已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之气概，何况李健吾这时的一篇纯学术文章《科学对法兰西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已经在报刊上被点名批判。

至于在“文革”中，他先后两三次偷偷地打发自己的子女从经济上接济比他更陷入困境的巴金与汝龙，更是表现出他那种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义气，可称得上是高风亮节，后来因为汝龙就此写了文字，巴金也在自己的《随想录》中记载了此事，故在知识文化界广为传颂。

1982年11月24日，李健吾在撰写文章时，在书桌前离世而去。他去得太令人痛惜，还不到80岁，但他未受病痛的折磨，又不失为不幸中之大幸。

仁者天寿，无病而终，堪称圆寂。

《李健吾译文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