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党群办的一名社区工作者，这些天，董慧玲的心被两头牵着，一头是远在武汉的父母，一头是自己所在街道的防疫工作。

随着上海防疫举措的步步升级，从大年三十至今，负责宣传工作的董慧玲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工作，除了每天推送微信、汇总整理街道各方面上报的信息，她还会到社区采访防疫一线的好人好事。“现在基本上没有上下班时间，随时处于工作状态，有时忙到分不清当天是星期几。”

董慧玲自小在武汉长大，父母都是华中师范大学的退休教职工。2009年，她从武汉嫁到上海，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由于基层工作并不轻松，她每年能回武汉的次数并不算多，“一年最多也就七天”。

早在去年12月底，董慧玲就买好了回武汉的车票。“爸妈年纪大了，我是独生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帮忙照料，所以想多抽空回去陪陪他们。”但是因为疫情，她最终还是在出发的前一天退掉了车票。

因为没能回家，从年初至今，董慧玲每天都关注着武汉的疫情发展，她要求爸妈每天将单位的疫情简报转发给她。略微空闲时，董慧玲会在手机上刷一刷关于武汉的视频，常常刷着刷着掉眼泪。“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城市，你看到熟悉的街道，曾经人山人海，如今变成了一座空城，特别心酸。”

不过，令董慧玲感到暖心的是，在上海的基层社区，她见证了许多动人的防疫故事。“我觉得自己虽然不能亲自为家乡做些什么，但至少我能在上海多写一些防疫的正能量报道，希望通过自己的记录，给一线的防疫人员加油鼓劲。”收拾起心情，董慧玲再次穿梭在上海的街道，开始了例行的防疫宣传工作。

董慧玲挨家挨户张贴返沪登记告知书

有一次，董慧玲听说一位居民给居委会的门岗挨个送上自己手工做的面罩，为了做这些面罩，常常要熬夜到凌晨一点多。董慧玲决定和这位热心人见个面，做一次采访，令她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是一位残疾人。“他进门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因为腿部残疾，他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手里还捧着两大包面罩，说一会儿要给附近的超市和加油站送去。”

那天，意志原本有些消沉的董慧玲，听了这位居民的故事后，精神振奋了起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都能有这份善意，我们更应该主动作为。”董慧玲告诉记者，有段时间，她每天都很焦虑，在手机上刷着各种消息，只有看到正能量报道时，才会觉得被治愈了一些，“所以我觉得医生救的是命，媒体医的是心。”董慧玲说。

还有一次，董慧玲在采访时遇到一位志愿者阿姨，正在小区门口站岗。董慧玲问她，子女是否同意你出来做志愿服务，阿姨说儿子在北京，没告诉他，但因为儿子会在微信上看她的运动步数，为了不被发现，只好每天出门前把手机关掉。“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很温暖，很多基层志愿者都是六七十岁的阿姨，他们都没喊累，我们更没有资格说辛苦。”董慧玲说。

在居民区做联络员时，她跟着居委会干部在楼道里跑上跑下，挨家挨户贴返沪登记告知书，一跑就是一整天，为了排摸不漏一人，还要一户一户打电话，常常忙得口干舌燥。董慧玲觉得，和同事比，自己做的这些事不算什么，“最早的时候人手不足，我们有的同事从早上8点半在小区门口站岗，站到晚上9点，一个人十几天就这样站下来了。”

董慧玲将自己在基层采访的故事和居委会值守的经历写成了“抗疫日记”发表在上海的媒体上，并转发给了身在武汉的爸妈。“我爸妈看到后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们说，你是预备党员，这是你应该做的。”

事实上，董慧玲的家庭里，不止她一人在奋战。董慧玲留在武汉的表弟和表姐夫参加了当地的民兵组织，在火神山医院交付的前一天，他们连夜帮忙卸载物资，忙了一个通宵。“当时我表姐夫把现场照片和视频发给我看，特别鼓舞人心，虽然我们人在两地，但都是为抗疫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董慧玲的同事经常会关切地询问她家庭的情况，“那天出去采访，在路上偶遇一位以前认识的退休教师，他很关心地问起我爸妈的情况，这让我很感动。”

董慧玲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在武汉长大的新上海人，这次疫情让她看到了两座城市的某种共性。“湖北被誉为‘千湖之省’，武汉人骨子里有一种水的特性，这和上海很像，上善若水，就是包容而又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