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和我的学生们上网课。网上点名。我说，周芳在。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说——在。忽然，泪水就落了一脸。我们不会投降。”46岁的湖北作家周芳，本职工作是医院附属护士学校语文老师。去年，她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两部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曾来上海与读者交流。

联系上周芳时，她在孝感家中。她告诉上海读者：“目前我和家人情况都还好，整座城市正全心抗敌。大家的挂念给了我们最大的力量和慰藉。致敬平凡而坚强的人们，保重！”

“为了‘活着’，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为了写作《重症监护室》，周芳在孝感市中心医院当了一年多义工。“我的职业是教师，那阵子上完课后就去ICU，仿佛过着双重人生——在学校和孩子们一起时，光亮、灿烂、鲜花；在重症监护室里，处处可见灰暗、黯淡和颓败。”去年11月，在上海幸福集荟书店举办的《重症监护室》新书分享会上，讲起关于生命的感悟，周芳潸然泪下。“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半年后病倒了，自己成了病人，在心内科住了两个月。”那是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开颅手术，周芳抵着墙坚持了6个小时，终于支撑不住。“成了病人，到高压氧舱做治疗。那儿有扇很高的窗户，看不到窗户外的人，只能听到谈笑声。他们在窗外自由地呼吸，买早点、送孩子上学，而我在艰难地补充氧气。呼吸，竟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去年11月，周芳在上海与读者交流

“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不可能每天和死亡打交道，重症监护室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对人的冲击极其强烈。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失眠，睁开眼，眼前就是白晃晃的病床单。”周芳说，“有时，死亡必须要承认、要接受，但死亡也有尊严。文学最终表达的是人的尊严，包括死亡的尊严。”

那次分享会，与周芳坐在一起的还有上海龙华医院的主任医师葛京华。葛医生感慨，通过周芳的写作，了解了更多病人的内心状态。周芳则强调：“当人们谈论这两本书时，我要重申一句，感谢和致敬医护人员。如果说他们是战士，写作者就是阵地里的记者。他们在冲锋陷阵，我从阵地里跑出来报信。”

“苦难在那里，困顿在那里，作为写作者，不能回避。”那次分享会，记者认识了一个细腻而坚定的女作家。

疫情期间，挂念着身在湖北的她，曾与医院那么“近”的她现在可好？周芳婉拒了更多采访，“昨天有人约我将先前写的一篇《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创作谈，结合湖北的现状再写写。我坐了三小时，一个字也写不了。此刻，真的写不下任何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