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支援武汉护士 许诗琨 32岁

1月28日早上8点，我刚刚下了大夜班。实际上，跟接班的护士交接完毕，已经到了9点。

从26日下午2点半开始，上海医疗队就正式进驻并接管武汉金银潭医院北2楼和北3楼的病房。我们136名医护人员被分成医疗团队和护理团队，分早班、中班、夜班轮流值班。

我被安排在1月28日0点到8点上大夜班，和我一起值班的还有3名医生和8名护士。我所在的这层病房一共有28位病人，基本上都是危重病人，其中有16人需要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

为了能够快速顺利地和上一班团队交接，我们晚上11点就从金银潭医院对面的酒店出发。整个楼层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我们医护人员必须要在更衣、消毒、穿戴好防护用具后才能够进入病区。

到达武汉后，我们医疗队就参与了防护培训。在宾馆待命时，我对着手机里的视频，看了好多遍穿防护服的注意事项。光穿上防护服，就要花15-20分钟，我们两人互相帮忙穿脱防护服，确认细节，等全体成员全部穿戴完毕，基本上要半个小时。我们在穿戴防护服时，旁边有一位受过专业培训的督导员随时检查纠正我们的细节。因为只有先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救更多的人。

除了要穿防护服外，还要穿一层隔离衣，同时要戴N95口罩、头套、两层灭菌手套和鞋套。戴上护目镜后，我发现自己的眼镜蒙了层雾气，立马就把眼镜摘了下来。

进入病房，哪怕是开关门都得特别注意，我们用手肘开门关门，然后就得立即用消毒液洗手。

实际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全副武装地穿防护服。刚穿上时，我觉得特别难受，有一种窒息感，非常闷热，听武汉这边的护士介绍，她们最开始穿上防护服也特别不习惯，但如今已经习以为常。而我在夜里抢救完病人后，那种紧张感已经让我忘记了穿上防护服的不适感，很快就适应了。

值班夜里，有2位病人的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到四五十左右，非常危险，经过全力抢救，医生下医嘱，给他们用了一些静脉注射的增强呼吸的药物后，情况有所缓解。

我们每个人负责4位病人，其中有1名护士在外围区域做统筹工作，她负责给我们递药、送早饭、收集医嘱等。

其实在8个小时里，给病人的生活护理也就是吃喝拉撒占了大部分的时间，倒便马桶、给病人换床单，平时这些工作大多是护工协助护士一起完成，但现在这些任务都只能由我们护士来做。

今天早上我给其中一位69岁的阿姨喂早饭，她目前只能喝粥，刚喂了三口就要喘，必须要戴上呼吸机。我把鸡蛋黄碾碎了放进粥里，让她能多补充点营养。她吃几口就得戴一会呼吸机，一碗粥断断续续差不多喂了半个小时，从热粥变成凉粥，最后还是没有吃完。

这一次和病人接触，我最大的感受是，医疗人员和病患的心都是在一起的。我负责的几位病人总是跟我说：“我们能自己做的，尽量不麻烦你们，减轻你们的负担。”大家都能彼此理解，齐心协力。

其实跟病人接触、沟通，感觉他们都是很乐观的，没有多少焦虑，大家都相信能够战胜病魔，其中有个病人躺着床上刷抖音，还拉着我一起看，但我确实没有时间。一整晚其实都没有停下来，有时候其他护士负责的病人出现情况，我们也得一起上去帮忙，除了负责病人的吃喝拉撒睡外，我们必须要记录他们的生命体征、出入量等等，报告给外围的护士，否则会影响医生开医嘱，要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的任务。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要把精细化管理和操作规范不折不扣“搬”到武汉，在上海怎么做的，在武汉就怎么做。

值完班后，我们要跟下一批值班的护士对病人一对一的交接。又差不多花了近半小时，才脱下防护服，每脱下一样，都要消毒。一次性的防护服只要脱下就报废了，所以整整8个小时都没有上厕所。

病房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得开窗通风，不能开空调，前一天有同事一夜下来，手冻得通红，我进病房前特意添了一件薄毛衣，没想到反而觉得有点热。等走出医院，我才敢在戴着口罩的情况下深呼吸。

其实，说担心和紧张总归还是有的。但我除了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急诊科的护士外，同时还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的成员，我们平时就会定期接受灾难医学救援等各类培训，也经历过历次演练，所以这次来武汉，心里还是有底的。

我想，只要是学医的，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所有人都会报名支援，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

不过，这一次进病房，就好像是刚去医院报到时，第一天上班一样的心情，尽管，我已经做了11年的护士。

腊月二十九那天，收到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报名的通知后，我第一批报了名，那个时候我没敢告诉母亲。大年三十晚上7点15分，全家正在吃年夜饭时，我接到通知要求立即集合出发赶赴武汉，因为之前也差不多收拾了一些行李，我拿起包就出发了。在和妻子告别时，我看到她想流泪，没敢看她。

这几天，家人也一直给我发来关心的信息，都是些很朴实的话语，“你一定要注意防护，平安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