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史而新

——追考“上海两千年”里的江南意象与人文相亲

（全文见2020年1月8日解放日报长三角周刊）

1944年冬，唯一左眼也恐将失明、生不如死的陈寅恪，绝望中仍不忘向傅斯年、李济力荐一位后学，称“其人之品行固醇笃君子，所学深浅既有著述可据”。

这个人名叫蒋大沂。

今人写文追忆他时，特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在‘上海百年前是一座小渔村’这样的谬论至今流传的时代，很久以来，上海的考古工作其实一直在默默而持之以恒地进行着，这些坚持来自一些平凡而伟大的前辈。”

1962年，上海考古史重要时刻：

凤凰山麓，佘山公社，搞副业生产的人们开挖一条水沟时，“邂逅”了上海地区出土的第一件青铜尊。

市文管会考古专家蒋大沂等前往勘查时，又发掘出一些春秋战国时期遗物。

这件青铜器，经鉴定为春秋形制，上面的蟠虺纹饰“有着浓郁的百越文化色彩”。《上海通史》说，春申君开凿黄浦江显系牵强附会，不过当时上海西部已经成陆，春申君到他的封地游历巡视，倒是完全可能的——“这件青铜尊，或许就是当年贵族在这一带畋猎宴乐留下的痕迹”。

上海两千年人文便不妨由此说起。

其来有自

江南文化特征，在上海两千年人文里都看得到。

而且从一开始，从春申君、陆逊、顾雍，及至西晋“二陆”、南朝顾野王以后，一直如是。

江南是刚毅刚健，甚而是壮烈的。在今天上海这片土地上，明清之际领军反暴的陈子龙投水、夏允彝殉难，他们的弟子、儿子夏完淳十七岁“破家纾难”，慷慨赴死，烈迹已和整个江南让清军遭遇了入关后从未有过的顽强抵抗一起，广为人知，永留史册。而早在中华文化重心第一次从中原转向江南的晋人“衣冠南渡”前夕，陆机与陆云被害后，部下孙拯被拷打至脚踝骨都露出来了，却始终不肯负“二陆”；孙拯的两位门人费慈、宰意，又不顾风险探监，直言“我们又安能负您而生”，最终一并被害……亦同样气节足见。孙拯，费、宰，也同为吴人。

江南是才华横溢，且“家国天下”的。陆机之才，唐太宗赞“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时人叹服“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二陆”之才，为中华留下一帖（平复帖）、一赋（文赋）、一联（被认为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对联“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百科全书式”的南朝顾野王，“遍观经史，精记嘿识”，训诂字典、地理史志、诗文绘画……“无所不通”，且与“二陆”一样，严以修身，积极入世，心怀天下。而据说是其后族、与他同号“顾亭林”，还曾专门去拜谒顾野王之墓的顾炎武，正是最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华文明经典概念的江南文人。

江南是热爱乡土，有“鲈鱼之思”的。陆机一生频频东望，思归故土，被害前的“华亭鹤唳”已成千古名叹，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鹤唳华亭》便有剧情多次用到此意。剧中另一个多次出现的著名典故“鲈鱼之思”，也源于与陆机同为西晋文学家的张翰，因思念家乡“莼羹鲈鱼”辞官归去的故事。而张翰，也是吴人、江南人。

江南是崇文重教，以诗书传家的。顾野王教出了著名的虞世南。至今也还有他“以树教人”的故事传说。唐代天宝年间设青龙镇后，后世“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或为文人夸大之语，但“华亭卫氏”连续八代都有著述，并出了“上海最早的状元”卫泾，则完全可考有据。归有光在嘉定安亭讲学，后人纪念他，建“震川书院”。而唐代在上海朱泾泛舟渡人的禅宗高僧船子和尚，所写三十九首“拨棹歌”，自元明以后不为人知，正是靠了华亭一位先贤吕益柔，从他父亲在家中遗留的书籍里，摘录出来，刻在石上，才得以幸存流传后世，最终被施蛰存先生在千年以后发现。

江南是山清水秀，而烟雨诗画的。上海有史册留名的“松江画派”“云间诗派”，有提出“南北宗论”、开拓“文人画”新境的一代大家董其昌，有一首《白燕》负盛名、人称诗作为“天籁”的明初诗人袁凯“袁白燕”，还有在小昆山为僧十年的清代画家石涛，在青龙江上往来游历的唐代诗人陆龟蒙，及宋代诗人梅尧臣，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画家黄公望，和那幅《富春山居图》画卷上的“云间夏氏”……

江南是睿智精细，又哲思自然的。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名的由来是一位文学家陆深，浦西“徐家汇”这一地名的由来，则是一位对数学、天文、历法、水利、农学均有钻研，著有《几何原本》《农政全书》诸多著作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海上人文两千年，前有禅宗一代高僧船子和尚“夜深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的哲思深邃高邈，后有朱舜水东渡扶桑影响深远、被尊为“日本孔子”的学术博大精深。而世人皆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在松江，另有一位陶宗仪，草堂讲学，躬耕垦田，友人孙作说他把心得写在树叶上，装在瓮中，埋在树根下，十年积了十瓮，门人后来掘出整理，成书三十卷，名为《南村辍耕录》……“积叶成书”虽后世有疑，但另两位友人的描绘当不失真：“（先生）有田数亩，屋数楹，种艺暇，讲授生徒，其志愉愉也。秋稼既登，天旷日晶，或跨青犍……纵其所之，川原上下，溽雨新霁，汀树丛翠，或跣白足，濯于清波，仰视飞鸥，载笑载歌……”这又是何等的恣意自然。

两千年，江南一直在上海，上海一直在江南，地相近，人相亲，文相通，脉相连。

两千年，“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体现、提升、互动、共进。

其来有自。

千丝万缕

1987年，长期领导上海文博工作的方行主编，顾廷龙、胡道静、郭豫适、谭其骧、潘景郑等著名古籍整理和版本目录学家主持编辑出版了《上海文献丛书》，深为学界看重。其中，第一种就是《船子和尚拨棹歌》。

船子和尚，唐代高僧，在金山朱泾“日泛一舟”钓鱼渡人，“三十九首拨棹歌”为渔父词，深得禅意，被黄庭坚等后世文人追崇，事迹还远传日本，一休和尚为之题诗。这本《船子和尚拨棹歌》的书名，特地请了赵朴初题写。丛书书名，为陆定一题写。序言为施蛰存所写。而在封面上，同样精心设计了一个图案：上海地区成陆图——在今天上海地区地图上，自西向东标了三条红线，分别是四千年至六千年前、唐代、宋代的上海海岸线。

数千年史地变迁中，上海一直与周边、与长三角、与江南乃至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船子和尚，就是一路东来，到上海朱泾度过后半生三十年，也度过毕生最高光时刻，并走向最终归宿。

在他之前，约四千年到六千年以前，“江南一条砂咀连接江阴、常熟一带孤山，东南延伸经太仓、奉贤、金山等地”，就此，“冈身”成形，即那本书封面上的第一条红线。上海西部成陆。古人在《吴郡图经续记》慨叹：“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

至秦，上海地区大约在当时的海盐、由拳、娄县境内，其中海盐县治，在今上海南部。至汉，公元129年，设会稽、吴郡。今天的上海，属吴郡。陆机与陆云的祖父陆逊，便是吴郡人。两千年来，家族后人散布或迁居于上海与周边的事例不胜枚举，或同族，或夫妻，或亲戚，交织于史地，密布于江南。

至唐、宋，设华亭县、青龙镇、上海镇，此时海岸线已从“冈身”不断向东，推进到第二条红线、第三条红线。上海地区与华夏各地的人文往来，更日益频繁。

在人们的记述中，大书法家米芾来做了青龙镇监，题写了为纪念船子和尚而建的金山法忍寺的寺名。苏轼在小昆山“二陆”读书台的崖壁上，留下“夕阳在山”四字与落款“子瞻”。王安石来探访过顾野王遗迹，留下诗作“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余”。诗人梅尧臣“也常往来苏州、青龙镇之间，作《青龙海上观潮》诸诗，并有专记”。同样经常往来的，还有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在多地留下不少手迹，董其昌为之感叹：“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吴兴，即赵孟頫，追忆顾野王的《松江宝云寺记》碑文就是他挥毫书写的。

至元，设上海县。自此而后至今，海岸线继续一路向东，上海与周边江南诸地的人文往来也更为紧密而交融。

如杨维桢，一路东来，徙居松江，不但自己的“铁崖体”诗作，极为历代文人推崇，被称“元末江南诗坛泰斗”，而且在江苏苏州昆山文人发起的“玉山雅集”中，成为主要角色，“东南才俊纷纷前往拜谒”。数十次雅集、数百位名士、数千篇诗文，也造就了“元末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盛会”，成为江南文化的史册一页。

还有人们熟知的徐霞客，“霞客”二字，便是上海华亭人陈继儒所取的。二人还是至交好友。徐霞客多次来沪，到今天松江和青浦的九峰三泖一带探胜会友，第三次与陈继儒相见时，携手入林，畅饮竟夜，此后便经辰山、天马山、横山，过小昆山入泖湖，开始西南万里远征，留下《徐霞客游记》。

这些，都还仅仅是追考上海两千年人文所看见的几簇浪花。

更难得的是，就像徐霞客是在许多朋友拟取的雅号中，对陈继儒所取的“霞客”二字最为心仪，因以为号——上海与江南的人文往来与人文相亲，在深深处，是志趣的相契与理念的认同。

并辉共进

去年顾野王诞辰1500周年，上海金山、苏州吴中，都举行了纪念会。

在上海金山的座谈会上，专家陈玉兰拿出顾野王著作《舆地志》与王象之著作《舆地纪胜》两书“双舆并辉”的案例，打动了全场。

王象之，金华人，和顾野王一样同为江南文人。

从《舆地纪胜》对《舆地志》的征引，及两本史地志书的体例理念传承，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位江南文人在编纂志趣上的相契相投。

还有“元末三高士”，杨维桢、陆居仁、钱惟善，其中只有陆是华亭人，然而三人“交游甚深”，最后还同葬在上海松江天马山。

又如清代“吴中七子”——钱大昕、曹仁虎、王昶、赵文哲、王鸣盛、吴泰来、黄文莲，后两位也不是上海人，但“彼此之间文酒诗会，相互唱和，相互砥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不仅文学。上海与江南在“经世致用”的“实学之风”上，也表现出鲜明的共同倾向。

《上海通史》说，明代从江南的东林党始，思想界日趋讲求实学，而上海的徐光启可视为重要代表，平生所学皆主于实用，致力于经世致用，其实学思想——“对后一代苏松地区的文人影响至深”。

做事精细、讲求规则、尊重理性，这些简单而又耳熟能详的话语背后，是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深刻的人文认同。

走过两千年人文并辉的上海与江南，有太多可以从中发掘，创新共进，携手从本来走向未来的。

今天，在苏州的文庙、上海的醉白池里，都各有一块“廉石”。

前者，是三国吴郡人陆绩还乡时的压船石，后人敬仰其清廉，而名之为“廉石”。

后者，是明代松江人、书法家张弼所留，也是为官期间两袖清风，回乡时所带。“石以人重，人以石清。”据说，“我国自三国至明代，曾有二块廉石，且都产生在吴郡地区”。

而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举例点赞的“大唐廉相”陆贽，千百年来，关于他究竟是嘉兴人还是上海人，一直各有观点。

但其实，无论是哪里人，其人其事，不都在反映着江南文化与中华文明里的优秀因子，而值得为今人所铭记所借鉴所发扬吗？

另一个例子是：华亭，是唐天宝年间，由昆山、嘉兴、海盐三地各析出一部分，集中设县而来；而在千年之后，2020年前，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携手，共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制度创新的一大基础，是地域接近性与人文相融性，是两千年后的人文相亲。

往事越千年，并不遥远。追考两千年，可见当下。

向史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