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⑨

上海参事江海洋：第五代导演都在一条船上，我是舱里的水手

文/王海燕

“我已经64岁了，是上影厂年龄最大的在职职工。”

说到这时，江海洋似乎有点无奈，但更多的是欣喜，因为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78届导演班学生，江海洋的压力应该蛮大的，他的同学陈凯歌、张艺谋、李少红、田壮壮等是一长串耀眼的名字，构筑起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江山。当然，江海洋也跻身其中，成绩单挺耀眼——由他执导的电影《最后的太阳》《高考1977》曾感动了无数人，他拍的电视剧《婆婆、媳妇、小姑》《一江春水向东流》《生死卧底》等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在参事室办公室靠窗的一角，一身休闲装的江海洋乐呵呵地分享起关于电影的点滴。

“我女儿说我，整天看你都是开开心心的，不拍戏也很开心。我跟女儿说，一个人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他喜欢的事，我喜欢的就是拍戏，哪怕没在拍戏，我也在做与拍戏搭界的事。

女儿就说，你同学比你有名气呐。我说，他们在拍电影，我也在拍电影，我们第五代都在一条船上。船上有分工，有人瞭望，有人掌舵，而我是舱里的水手，我在加煤，风波浪险，我没下船。女儿感叹，你这个心态我永远学不会啊。”

这个心态的确很难学会。把拍电影视为“生命”，把拍电视剧视为“生活”的江海洋，不是在忙拍戏，就是在做与拍戏相关的事。

江海洋说，前阵子他担任金鸡奖评委，看了下名单，他发现自己的同学越来越少了，而前几年获奖名单上几乎都是同学。“江山代有才人出，现在涌现出了一批年轻导演，都很优秀，最难评的就是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而他更想颁的是“世界电影特效上海金奖”。在他看来，4.0版本时代电影在向高科技特效迈进，这关系着电影的未来。他把宝也押在了上海。“这相当于电影特效的奥斯卡。如果能实现，那么，以后全球电影高科技的话语权、发布权和业界向往的那个权威领奖台，就是我们上海。

说这句话时，他的眼里眉间都洋溢着笃定和乐观。的确，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北电78届导演班党小组长陈凯歌、班长田壮壮、团支部书记江海洋

我想拍出一代人对读书的渴望

上观新闻：当初您为啥会想到拍《高考1977年》这样一部电影？

江海洋：这要讲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经历过动乱，也赶上了盛世。“文革”让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读书机会，一下子大家没书读了，我就只读到了初中。

读书突然断档后，人生准备是很仓促的，大家没有方向了就随大流，插队、进工厂、当农民。刚开始可能觉得好玩，可以坐火车了，我初中以前只坐过火车去苏州。可是一旦到了外地，可能一辈子就留在那个地方了，那是一种遥遥无期的绝望。那时也招工农兵学员，但是由单位推荐，僧多粥少也轮不到你。

上观新闻：当时您处于什么情况？

江海洋：如果家里已有人到外地插队，你就可以留在上海，我已经有姐姐去了贵州，我的命运就是去农场，要么是江苏大丰农场，要么到奉贤。

这时，老师跑来告诉我，今年恢复技校，你可以去技校。这可是个好消息，只要给我读书，我哪都愿意去。我就分到了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就读冶金机械专业，7241班。那时，可高兴了，我又可以读书了。这所技校培养的是技术工人。我那时很积极，还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和团委副书记，学校觉得我是个人才，让我留校，把我分配到教务岗位。

可是我想去教学岗位。他们很不理解，你的组织能力那么强，为啥甘于做老师？可我就是想做老师，后来被分到了液压教研组。我当了4年老师，在冶金液压自动化教学领域还做出了点成绩，参与建立的实验室还得过上海市教学奖。

上观新闻：1977年恢复高考，您去考了吗？

江海洋：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后，整个社会都沸腾了。我记得，那时有一套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的“高考自学丛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很多父母连夜搬着小凳子排队给孩子买。有位作家王小鹰，全家人用蓝印纸把一本书抄完，寄给在农村插队的妹妹，大家对读书、对知识的渴望可想而知。

恢复高考政策一下来，我们学校就挺紧张，千方百计想留住我们这些优秀老师，说服我们把考试机会让给别人。当时我想，如果考不上，或者毕业后分到外地怎么办，所以，一开始我没去考。

发榜的时候，看到平时成绩不如我的人都考取了大学生，我就坐不住了。次年五月，我就和几个好朋友提议，不能再泡在一起了，等八月、九月大家拿到大学通知书再一起聚。

冶金专科还专门找我做思想工作，他们给我规划好了“前程”，准备送我去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毕业再回学校。这对我也是诱惑，既有了大学文凭，又可以留在上海。可我冷静想了想，我并不喜欢冶金机械，不想一辈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上观新闻：然后您选择了参加高考。

江海洋：对，一开始我报了上戏的戏文系和北电的表演系。为什么想报表演系，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得不难看，爸爸妈妈都是话剧团演员，从小看着演戏长大的。可我父亲说，你做演员不合适！我听了五雷轰顶，我才23岁，何以见得？他直言，你长得不难看，但你不特殊，像你这样的人很多，特殊才有戏。我想想，帅是挺帅，但确实不特殊。父亲建议我考导演系，“你看爱书，你能把一件事用你的方式说出来。”我就听了他的建议，改成导演系。

结果我考取了北电导演系。这对我的人生很重要，考试决定命运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想拍出我们这代人的渴望。

年轻时的江海洋

上观新闻：上影厂支持你拍这部戏吗？

江海洋：上影厂厂长任仲伦问我，听说你要把高考拍成电视剧，为啥不拍成电影？他是78届考生，副厂长是77届的，我就说，“这个戏是赚不了钱的，你们得给我钱，但是一定要拍，我们都是受惠于时代的人。”任厂长挥挥手，“不要说了，你去弄吧。”

我欣喜若狂，开始写剧本，在家枯坐了一个星期，啥也写不出。我不知道写什么，自己的经历肯定不精彩，要写一定要写最苦的人，要把“文革”中所有经受的酸甜苦闷和等待都在里面展示，几番思量，我终于写好了剧本。

上观新闻：听说您一开始是准备在广西农场拍这部电影的。

江海洋：是的。7个月后，我在广西接到电话，上影决定开拍，并采用了我的剧本。我就把手中拍的电视剧交给别人，准备在广西开拍，因为这里没有季节的限制，我还准备请陈道明来主演。他却很不屑，“你在广西拍，山青水绿的，没劲！你要去白山黑水的东北拍，那里艰苦、那里有气势！”他的话触动了我。我就选了去东北小兴安岭，不过陈道明后来没演。

上观新闻：东北的拍摄环境比较艰苦吧。

江海洋：戏拍得很艰苦，我们这些南方人根本不知道北方的冬天是怎么回事。群众演员给100元，他们也不愿意出来拍。要知道，东北人冬天是不出门的，就坐在炕上嗑瓜子。我们拍片时，他们裹着大衣凑在窗前看，“疯了，这帮人真的疯了！”

我们的摄影机也冻住了，电池“唰”一下电就没了，怎么办呢？外面裹层棉被，里面光着膀子用身体来暖摄影机。预备拍的时候，再把棉被拿掉。

上观新闻：的确很辛苦。

江海洋：我们拍摄地是在近郊。结束那天，车开到每天都要经过的交费站时，我们发现，工作人员一律戴上大盖帽，列队给我们敬礼，那一刻，我掉眼泪了。整个收费站的人天天都在议论，原来拍电影这么辛苦，知道我们今天走，他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送送我们。

《高考1977》

上观新闻：这部电影亏钱了吗？

江海洋：没亏钱，还赚了300万元。我们到21所大学、中学去放，大家看了都很感动。第一个向邓小平提出要恢复高考的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教授，我们首映式请他来观摩。我对他说，您坐好，我代表77届、78届考生向您鞠个躬，老爷子立马就从凳子上站起来。

给提出恢复高考的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教授鞠躬

北大百年讲堂首映式上，北京15所高校派学生代表来看，看完后，大家为我们鼓掌。有位同学说得很感人。他爸爸本来可以参加77年高考，但全家只有他一人在工作，一家人的生计都仰仗在他一人身上，他就放弃了高考。这位同学说，“我今天读到博士，就是为了我爸。”

放映员也跟我说，他一边放一边掉眼泪，在场北大学生也在掉眼泪。你知道，让北大学生掉眼泪不容易。

所以，真的能反映时代、接地气的作品，社会是有共鸣的。我在电影里写了句这么台词：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的意义更重要、更深远，一个民族恢复了理智。

电影是我的生命，电视剧是我的生活

上观新闻：您所在的北京电影学院78届导演班同学都很牛。

江海洋：是的，我在北电读了4年。我的同学有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田壮壮等。当时一个系159名同学，导演班有28人，张艺谋、顾长卫是在摄影班，表演班有张丰毅等人。

当时电影学院的校园设在了农学院，位于北京偏远的郊区，下了公交车还要走20多分钟，学校周边没有娱乐设施，连个商店都没有。不过那时，读书真的叫如饥似渴。

北电78届导演班同学

上观新闻：那时上课是怎么样的情景？

江海洋：我们除了上课外，就是看电影，4年看了400多部电影，整个场子里开心得不得了，其实那时伙食并不好，但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虽然教学大纲还是苏联电影那一套，但我们看了很多西方老电影，电影不能再走老路了，这就有了第五代导演的崛起。

江海洋和田壮壮

当年的毕业论文

上观新闻：第五代导演的确是横空出世。

江海洋：开山之作就是《一个和八个》，导演是我同学张军钊，主演是陈道明，摄影是张艺谋，虽然被剪掉不少镜头，但一播出，电影界就轰动了，第四代傻了。这是非常前沿的抗战电影，代表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风格。紧接着，拍第二部时，张艺谋就当导演了。

第五代导演在国外的影响也很大，韩国电影的崛起就是吸收了中国第五代导演作品的养分，要知道韩国没有正规的电影学院。王小帅、娄烨，管虎、贾樟柯等，这是第六代了，他们很多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他们比我们这代要难，我们那时是百废待兴，乘虚而上。

左一张建亚导演，左二摄影系同学后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十年的张会军教授，左三是同班同学吴子牛导演

上观新闻：毕业后，您去了上海电影厂。

江海洋：是的，我给吴贻弓导演当助手。吴贻弓拍了《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这三部曲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作。诗画电影在中国很少，就是那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后来随着商业化，这类散文诗电影就不多见了。

上观新闻：吴贻弓对您有什么影响?

江海洋：在我的电影生涯中，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的全过程都是在吴导的教诲下完成的。今天我能够做一名合格的导演，都是跟吴导学的。从吴贻弓身上，我学会了不仅要学电影，还要爱电影。如果没有这份爱，一定做不好。吴贻弓的话不多，但他教了我很多足以记一辈子的名言。

和吴贻弓导演一起拍戏

我问他，什么是导演？他说，很简单，导演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不用文字，不用声音讲，就是用镜头讲。我琢磨了好几天。他问，你懂了吗？我说，我懂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能把一件平淡无奇的事讲得绘声绘色，一个不会讲故事的人能把一件本来有意思的事讲得平淡无奇，而能把有内涵的，却用平淡无奇的电影形式来表现才是高级的。他听了给我了个眼神，你懂了。

再比如，他说，改编就是把原来小说的文字优势打破，用电影的镜头语言重新确立电影的优势。《城南旧事》中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就是他把看了林海音小说得到的感受化作了电影语言。这话我也可以记一辈子，很多改得好的电影都是从原小说基础上，用电影语言重新建立起优势。比如电影《乱世佳人》和小说《飘》同样经典。

和吴贻弓导演的合影

上观新闻：您还拍过古龙的电影，还相当卖座。

江海洋：大学时我就喜欢看古龙的小说。古龙的人物对话都很精炼，很有电影台词的味道。

我拍的这部电影叫《一无所有》，小说原名是《绝不低头》，为什么会拍这部呢？在北影时，我们什么书都看，唱的是邓丽君，磁带是拷过来的，大家还流行看古龙，古龙要比金庸更风靡。记得有次我要看古龙小说。书主说，没你的份了，六天已经排满，等到下一本，你排第一个，那本小说就是《绝不低头》。

1990年，我就跟一位编辑同事说，你去找本古龙小说，我们拍一部武侠电影。我当时就记得《绝不低头》，他就帮我找来。当时拍这部片属于喜欢，但不起劲，最后，无心插柳柳成树荫，投的钱是40多万，结果卖了240万，当年全国票房第一。

上观新闻：后来怎么想到去拍电视剧了。

江海洋：电影是我的生命，电视剧是我的生活，我要养家糊口，那我就不“玩命”了。拍了《一无所有》后，领导想再拍，可我兴趣不大，我想拍王朔的小说，他那时刚刚冒头，颇有争议，但最终没有达成所愿。

很快商业大潮来了，电视剧应运而生。有位朋友拿着本子找我拍电视剧，我跟他说，这是系列剧，必须改成连续剧，我就花了一年时间改剧本。

上观新闻：这部电视剧就是《婆婆、媳妇、小姑》吧，当时非常火。

江海洋：对。这部电视剧成本是300多万，一共卖了800多万，最后我就拿了8000元的酬金。

4.0版本时代，整个电影生态改变了

上观新闻：拍了《高考1977》之后，您几乎没拍什么电影，一直在拍电视剧。

江海洋：是的。前段时间我们上影厂拍《攀登者》，这么大体量的戏要在14个月里完成，根本不可能，我就去帮忙。我是上影厂派到现场的代表、联合监制，我当时提出不拿钱、不挂名。后期1920个特效是我去帮忙审核的。导演朋友很感动。我跟他说，一个人行善总是开心的，我要感谢你，给了我行善的机会，善良不是给与，而是获得。他们说，你心态真是好。

上观新闻：看得出您特别乐于助人。

江海洋： 圈子里都知道，我有句“名言”，我们导演接到电话先出门、再问事。只要接到电话，一定会出门。我们导演是一个特殊群体。作家、画家都是个人化的，而导演是团伙，电影不是一个人能拍得出来，得靠大家，所以，电影界特别团结。我们开个文代会，哥哥长、哥哥短的，大家关系都特别好，特别团结。关起门来可以骂，你这部剧真臭啊；开了门，一句坏话都不会说。

上观新闻：您曾当过三届政协委员。

江海洋：是的，我为上海文化事业提过不少建议，比如恢复文学奖就是我当年参与提议的，我有不少提案都评上了优秀提案奖。比如上海高架要树立清晰的指示牌。

上观新闻：担任市政府参事后，您也提了不少建议。

江海洋：担任参事后，我递交的第一份建议就是关于“建立上海电影高科技基地”。方案送到市政府的当天下午，时任市长就作了批示。

电影诞生在工业时代，有125年历史，是最年轻的艺术。今天，电影已进入4.0版。1.0版本时电影没有声音；2.0版本有声音，没色彩；3.0是胶片，我赶上了，《高考1977》就是用胶片拍的；到了4.0版本，胶片转数码。

如今，特效视频技术已经做到了“三无”：无所不能，无中生有，无缝对接。电影原来24帧，现在124帧，清晰度是原来的几倍，语言可以作假，眼神是不会骗人的，你的演技、表情有一点点虚假，在高清镜头下都一清二楚。可以说4.0版本的电影，对电影本身产生了全新意义。整个电影形态和创作生态全部改变了，电影越来越向工业体系发展。

比如《流浪地球》前面三年没拍一个镜头，就是做论证。地球能否移出太阳系，生存环境怎么样，这样的科幻特效就特别接地气。

上观新闻：您觉得，在电影特效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在哪里？

江海洋：在电影特效方面，我们是落后的。我们是电影第二大国，全球观影、银幕数第一，而我们的特效大多数是外包的，攀登者全部是韩国做的，流浪地球的特效以外国公司为主， 中国特效为辅。

好莱坞电影制作为什么是全世界第一流的。除了专业性，对比我们与好莱坞电影的差距，我认为主要还在于工业化的流程上。打个比方，那就是作坊与工业的差距。美国电影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程序。

和斯皮尔伯格交谈

上观新闻：您提的关于建立上海电影高科技基地这份建议，有哪些具体设想？

江海洋：我有一个以电影特效为中心的庞大计划。首先，搭一个可以同时容纳多组场景的高科技特效摄影棚，加拿大有10个类似的棚，但仍然一“棚”难求，使用档期排到一年后，因此加拿大已成为新兴的世界电影拍摄聚集地；其次，建一个研发中心，广发英雄帖，引进世界级水准的电影高科技人才，提供研发实验室，摄影棚也向他们开放使用；同时，办一所只教高科技特效制作的专门学校，课堂就是摄影棚、实验室，老师就是摄影棚、实验室的使用者，等三个月一部电影拍完，学生对从特效图纸设计开始一直到最后完成的整个流程都基本掌握了。继续往下延伸，还可以建起电影高科技影像体验中心、衍生产品设计中心和世界电影特效博物馆。

上观新闻：您对这个计划的实现乐观吗？

江海洋：最后能否达成目标，我不知道，但在我们至少在战略上看见了电影的未来，把握住了电影的命脉。

我觉得，上海不能再用以往单一的‘投入产出’的思维模式来考量‘建立全球电影高科技研发中心’的项目。在中国电影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进程中，上海的区位优势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如果这些都能实现的话，世界电影特效协会总部会考虑在上海共同设立一个世界电影特效‘上海金奖’，相当于电影特效的奥斯卡。那么，以后全球电影高科技的话语权、发布权和业界向往的那个权威领奖台，就是我们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