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上海市银行位于提篮桥的第五办事处里，每天下午3点，银行关门停止营业，内部结账。5月的一天，大家做着手头的账目，做完后一起聊天。忽然，一位向来打扮入时的女同事开口说：“共产党明天就要进城了。”在座的小职员吴承惠很惊讶，心想：她怎么会知道呢？

5月23日，才接替吴国桢做了23天市长的陈良正打理行李准备“撤退”，匆忙之下决定让赵祖康担任旧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早已和地下党接触的赵祖康，决定将希望寄托在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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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这天傍晚6点，在长寿路，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里，17岁的女工杨富珍下班。走过每日例行要抄身的大门时，工人们忽然发现，抄身的拿摩温（工头）消失了。工厂大门洞开，马路上都是解放军。杨富珍又回到厂里，看到早就得到消息的地下党大姐姐组织了秧歌队开始跳舞，唱解放区的歌。

跟着大家，哼着新歌，一起游行，杨富珍随着工友们一路步行到外滩庆祝。

5月28日下午，在外滩边上汉口路江西中路的工部局大楼，即市府大厦，赵祖康向新上海的首任市长陈毅办理交接。解放上海期间，上海市区没有一天停水停电，市民生活不受干扰。

吴承惠也是到这时候才知道，那位非常时髦的女同事的丈夫就在解放军的队伍里面。解放军进城几天后，她就和丈夫一起来银行向大家辞行。这位女同事和丈夫一起，穿了黄绿色的军装，一扫平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吴承惠穿上一身灰色呢子的新西装出门，到了街上，看见有些解放军战士扛着一团电线走来走去，神色和悦。他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949年6月，复旦大学教授靳以，离开庐山村10号的家，赴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个一个月前还在用自己的住所紧张保护进步学生的教授，现在可以坦然并且兴奋地写道：“我遇见了多少亲密的同志们，有的分别许多年了，有的却是初次相遇，革命的火焰把我们照得红彤彤的。那时候我就想，我该重新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四十岁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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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纱厂女工黄宝妹生命新的开始。

13岁时，她坐着小舢板，从浦东到杨浦滨江上岸，到当时的裕丰纺织株式会社去当细纱车间童工。1950年，她已经工作了6年之久的杨树浦路2866号这片厂房，更名为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同年，19岁的黄宝妹生下一个孩子。1953年，全国总工会第一次评选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从全上海30多万名纺纱工人里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劳模。

杨富珍也干劲十足。1951年，我国颁布按照年份命名的“五一”织布工作法，杨富珍是创造者和实践者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陈毅市长宣布，建造曹杨新村——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不久后，杨富珍作为第一批居民，在工友的敲锣打鼓欢送声中，捧着市政府颁发的居住证，入住这里。

一件杨富珍当时没有留意的事是，就在1951年6月15日，在联合国对华禁运案通过后的第27天，中国和波兰两国股东在天津举行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简称“中波公司”）创立会。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新中国远洋发展史上第一家轮船公司诞生。

这家公司将在11年后从天津迁到上海。落户地址是外滩18号。

但此刻，就在外滩，因为上海市银行被接收，而来到九江路总行做清理工作的吴承惠遇到了老朋友董乐山。后者告诉吴承惠，1949年后的上海新出版了一张小报，叫《大报》，陈蝶衣正在为这份报纸吸收记者。“你有没有兴趣去？”本就喜欢写稿的吴承惠没有多想，立即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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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临时在福州路杏花楼对面一间石库门房子内办报，不久搬到河南路九江路口一幢临街房子里。周作人、许姬传等名家也为《大报》写稿，后来《大报》并入了《亦报》。1952年后《亦报》部分人员并入了《新民报》，即《新民晚报》前身。在新民晚报，吴承惠有了一个常用的笔名——“秦绿枝”。作为记者，他开始见证记录这座城市里发生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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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中波轮船股份公司职工乘坐专列从天津迁往上海；3月1日，在外滩18号正式挂牌办公。这一年，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总公司的中方总经理陈化明42岁，他的小女儿陈丹燕4岁。

父亲进出工作的外滩，是昔日洋行集聚区；父亲伏案的办公室，正是当年外国商人工作处。跟随上班的父亲来玩的陈丹燕，进入这幢希腊复兴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犹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她几乎迷失在这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大楼、陌生的长廊里。

就在中波公司的职员学着熟悉上海的同时，1964年，叶永烈夫妇来到上海，他们花530元买下了漕溪一村567号的半间私房，水泥地，上有一间阁楼。除了正面墙是砖石墙之外，其余三面是竹篱抹着石灰。邻里特别热情地容纳了这对小夫妇。叶永烈的妻子起初不会用煤球生炉子，是邻居手把手教会她；邻居们也教会小夫妻凭筹子到家对面的老虎灶打开水。到了星期天，夫妻俩和邻居们一起，围着供水站，两脚踩在脚盆里洗被单。这是这对原先在温州老家家境优越的小夫妻从未过过的生活，接地气且温馨。

20世纪60年代，也是上海站的大部分货运转移到上海东站的时刻。在上海站干线的铁轨和保养维修用的机务段中间，有一小块外人难以想到的地方，曾经的门牌号是共和新路141弄，里面有住人的房子。从湖州来的葛剑雄一家，就住在铁轨中间。虽然在老家时，听过关于上海繁华的各种描述，可铁轨中间的生活是拮据的。但只要走出家门，整个上海的魅力在无限展露。

葛剑雄在闸北区少年宫文学创作班接受古典文学熏陶，在市北中学读书，又考入青年宫书法班。南京路上的商店，福州路上的书店，对所有人开放，各种夜校和补习班，时时刻刻为想求知的人提供机会。

大都市对人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是给人以梦想和希望的。才18岁的新城区饮食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瞿蕙钧到五味斋菜社当服务员，帮着把这家苏锡帮老字号饭店从南京东路75号搬到南京西路226号大光明电影院原大沪舞厅位置。饭店有了新的名字：人民饭店。她心也里了一个新的目标：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人民公园围墙上的光荣榜里——当时只有先进工作者和各级劳模的照片才能出现在那里。

离她不远的南京路和西藏中路口，昔日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也有了新的名字——市百一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市百一店的单位营业面积、营业品种、销售规模一直在全国百货零售行业雄踞榜首，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店”。

柜台营业员马桂宁，在1992年2月的一天被告知，有一位“重要客人”今晚要来访。傍晚，人群中一阵激动，邓小平和夫人、女儿来了，邓小平走近马桂宁的柜台，购买了四封铅笔、四块橡皮。马桂宁选好商品、包装好后送到邓小平手上，送他们离开柜台。后来，邓林对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负责人说，她父亲因为工作很忙，平常也不会到店里去买什么东西，这是1949年后他第二次亲自到商场买东西。

也就是在1992年，赵祖康的小儿子赵国屏完成在美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中科院。此前住在兴国路324号的赵祖康多次催促大儿子赵国通代写家书，要求赵国屏快些归国，将毕生所学用于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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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座城市里无数工厂和企业一样，黄浦江定海桥边的国棉十七厂，定义了上海品质。

老一代“十七棉”人始创了以“龙头”为商标的“龙头细布”，驰名中外。抗美援朝时，全厂为志愿军捐献35.2万元，折合战斗机2.35架，为上海国有企业捐献之最。现在，这片漂亮的厂房，转身成为国际时尚中心。有时带着全家到这里逛街，站在一群人中，黄宝妹对这里的感情最深，但她并不恋旧。退休后她为启东、新疆等地开办纺织厂出谋划策，她开过公司，做过宣讲员，至今还在社区忙着学习新知识。江风吹来时，她还像13岁第一次坐舢板到杨浦滨江来时一样，对未知充满好奇和向往。

宛如蜿蜒江水一般，每一个眼下的故事，伸展向未来，也连接着过去。“秦绿枝”吴承惠在今冬走完93岁的人生，在去世前，他依旧笔耕不辍；复旦大学靳以教授的女儿章洁思成为出色的翻译家，今年整理出版了《靳以日记书信集》；在漕溪北路的陋室里，叶永烈出版了10本书，报道他事迹的《光明日报》内参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批示，他此后出版的书更不计其数；市百一店里马桂宁的女儿马熙雯接棒父亲，也成为商业系统出色的营业员；由于领导团队在人类基因和“非典”演变基因方面做出的优秀成果，赵祖康的小儿子赵国屏于200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葛剑雄走出铁轨中间的家，成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从上海出发，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今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时，走进了江边的“人人屋”党群服务站。在“人人屋”里，总书记还与几位杨浦滨江居民亲切交谈。其中一位正是黄宝妹。陪伴在她身边的是已经考入高中的曾孙女。

而曾经趴在父亲位于外滩18号中波轮船办公室窗边的陈丹燕，成为书写上海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1949年，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只有190万吨。今天，上海港的集装箱年吞吐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去年已经达到了4200万标准箱、7.3亿吨，我国的对外贸易有近1/3的货值是从上海港出去的。

这座城市还在不断变化。70年，这是一个和上海一起成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