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上海正在制订《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的消息传出，引起业界关注。

一周后，市委书记李强就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行调研，聚焦的也是金融科技企业，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度应用，和数字时代支付产业的创新发展。

年初，央行等八部门印发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就明确上海要在2020年建成“6+1”格局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中涵盖的“六大中心”之一，就是金融科技中心。

而在10月底，央行上海总部发布《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发展 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导意见》，亦释放明确信号。

另一层背景更好理解。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内容，正是在金融科技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区块链技术。

从上海的角度，2020年愈加临近时，对金融科技中心的格外强调，既指向“五个中心”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与内涵，亦关乎整座城市的功能与实力。

按照既定规划，2020年是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之年，是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基本框架之年。当前已是“五个中心”交账的冲刺阶段，而金融中心在“五个中心”中，又被视作关键一环和重要支撑。

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在于对全球金融资源的集聚程度和配置能力，以及市场定价权、话语权。一个高能级的金融中心，往往是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汇节点。除了云集高能级机构，尤其要强化支付、结算等服务功能。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经颇具规模，“量”的层面进展显著，但“质”的层面还可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国际化程度相对不足。

而要对标顶级、弥补短板，一方面需要政策环境的不断开放和优化，另一方面则考验对前沿趋势、头部技术的占领能力。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正是金融领域新一轮竞争的主要赛道。

此前，以全新加密货币Libra横空出世为代表，全球领域的金融科技竞争已经暗潮汹涌。无论Libra等先行试验的成果好坏，这场竞争的逐渐激烈，应是大势所趋。

今年9月，李强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就有不止一位国内科技和金融“巨头”企业代表直言，未来的金融中心“一定是科技中心”。

高层显然认同这样的观点。几天前的调研中，李强就表示，金融科技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方向，而区块链技术应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谁能抓住金融科技的机遇，谁就能抢占赛道，掌握未来金融发展主动权。”他说。

也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李强的金融企业调研之行，着重关注技术应用；在技术应用中，又重点关注支付领域的创新发展，并强调上海要“做大做强支付产业”。

在中国银联总部，李强表示，上海将提供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大数据开发利用，促进金融支付与城市产业链、服务链深度融合。

而在支付宝总部，他则希望企业把握上海数据资源与用户市场等优势，“做深做实支付创新这篇大文章”，并推动区块链技术与支付产业、智慧城市等深度融合，“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业务新模式在沪率先应用，更好助力上海加快支付产业发展”。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0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语境下，强调支付产业，提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新方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是上周的重头戏。会议闭幕第二天，李强即主持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会议精神。会上强调的重点之一，就是以上海的“四大功能”（即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为主攻方向，做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质量，强化制度创新，以此走出“逆周期的表现”。

支付产业和背后的金融科技，显然与之有深度的对应和关联。它既关乎金融中心能级和整座城市的高端服务功能，本身亦合乎上海需要的高端产业定位，颇有高层近来反复强调的“硬核”味道。

培育“硬核”产业，需要有实打实的思路与措施。从城市角度，一方面需要提供充足的应用场景，并以此实现技术对产业、服务、治理的赋能；另一方面更要探索创造新的监管环境、监管方式，为新技术的探路提供支撑。

在调研中，李强多次鼓励相关企业探索金融科技与城市产业、服务和治理等深度结合，并承诺在政务服务管理方面不断优化创新。

“上海要着力打造有利于金融企业创新突破的金融科技生态，开放更加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大力培育发展一批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企业”。

而根据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实施方案，这座城市志在打造“金融科技的技术研发高地、创新应用高地、产业集聚高地、人才汇集高地、行业标准形成高地和监管创新试验区”。

这里，不乏变革性甚至颠覆性的考验。如普遍认为适宜金融科技的“沙盒监管”模式——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领域，对相关金融科技企业实施管制放松，提供封闭测试空间——能否落地，又该如何落地，就需要既周全、又果断的考量。

显然，在2020年逼近、即将“交账”的时候，新考验和新机遇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