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并就此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部署，具有里程碑意义。之所以称其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因为这是关乎社会主义政治前途的重大战略部署。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处在一种在围堵中生存、在批评中奋进、在质疑中前行、在曲折中成长的过程之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也包括我们党内的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着：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成就，来回应世界潮流带给我们的严峻课题。

经过不懈努力和奋发图强，中国共产党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成功地走了出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此新时代作出了三个“意味着”的判断，其中一个即是说，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其中隐含着意味深长的深刻内涵。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更来源于他们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和憧憬。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所意料之外的相对薄弱的国度首先开始的，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过程程度不同地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失误和挫折，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前途始终成为一个被世人关注的重大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从当年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来看，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前途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指能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能不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恰恰在于，能不能开天辟地，创设一个基以社会主义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建构，能够真正地实现人民的政权、为人民的政府这样一个价值目标，能够塑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能够给人民带来既有物质文化生活、又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美好生活。

可以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正是致力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前途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这样的一个视角看问题，我们就可以明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其出发点是什么，其目标和价值取向是什么，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关于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问题。其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如果说也带来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我们的各项法律、制度、政策等将趋于成熟和定型。1992年之后的三十年，正是日益临近的2022年。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是为了实现我国各项法律、制度、政策等成熟定型的需要。其二，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也从客观上说明，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解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话，那么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要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三，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诞辰的时机，在党有效完成了建国、立国、兴国这样三件大事的基础上，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治国”，已经作为第四件大事提到了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系列考虑和举措，完全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

从社会主义政治前途的角度考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下三个：一是，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二是，努力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制度化程度的问题，是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标志，从而也是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三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性基础。从根本上来说，能够决定社会主义政治前途的，还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认同。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的问题。我们看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致力于法治化、制度化、认同性这样三个方面的努力，将成为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前途的关键举措和重要战略部署。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政治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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