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故乡北京的一场初雪，2019年进入倒数。2019年，是我来香港工作的第二个完整年头。初来香港的那一年，我经历了最强台风“山竹”，在29楼的公寓里，感到楼在晃动。今年的台风不猛，日子反而过得更加担惊受怕。

2019年的香港让我亲身尝试了社会飘摇的生活。从6月份的黑衣人游行示威，到攻占中联办污损国徽、喷涂侮辱祖国和特区政府的文字，再到11月11日大规模暴力活动。一次比一次猛烈，丧失底线。从游行集众，发展为火烧政见不同的路人，只用了短短几个月。马路隔离带等地方涂抹的标语随处可见，破坏烧毁的公共设施记载了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浩劫。可以说城市满目疮痍。

穿越“火线”

几个月里，我经历了从未想过的“战时状态”： 抓紧短暂的安定时光囤粮，出行前要想着带一把拐棍雨伞防身， 11月11日晚上穿越“火线”去深圳参与CFA（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讲座。

一个周六的清晨，我在香港为囤粮忙乎了一早上。与此同时，我在北京的闺蜜，正慵懒地享受着冬日里暖洋洋的太阳，她天真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囤粮啊？”我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讲起，只得佯装年长者的语气说：“你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小孩，哪里知道我生活在烽火连三月的地方之艰辛。”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亲历”和“见证”，是任何文字、语言都无法代替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我的心情经历了气愤、悲伤、不理解、平静、成长这几个阶段。看到那些人有恃无恐地破坏国徽、把国旗扔到海里去，我气愤到手抖；看到香港中文大学内地女生在辩论会上遭到几百名学生的辱骂，我和几个内地好朋友，甚至没有勇气看完那段视频，都已经被气哭。

我在自己生日的当天，恰好路过中环，经历了黑衣人团团围住中环地铁口外面的广场，并将那些不堪入目的词句作为标语来宣传。那一刻，我一边穿行在黑衣人中找地铁的入口，一边泣不成声。

后来看到德国之声采访香港大学生邵岚，当她理直气壮说出“不指责组织里任何暴徒行为”时，我的内心无比震惊。平静下来，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能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我至今也没有得到理论性的总结，但是我想，很多日常的事情，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不和谐感

其实从来到香港开始，在和很多香港本地同事或朋友的相处过程中，多少都能感受到一种潜在的不和谐感。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的同仁堂配中药时，中药的品质让我惊艳，十几味中药每一味都外形整齐、大小均匀、色泽鲜亮，没有药渣和碎末。

我把这个经历闲聊时分享给几位香港本地同行朋友，本是无心之谈，却不曾想其中一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过了几天特意来找我说：“你知道香港的同仁堂为什么质量这么好， 因为它的管理和质量控制都是独立的，跟国内（内地）的同仁堂没有关联。”

我惊讶之余，本能地反驳：“我相信很多人来同仁堂买药，为的是它百年传承的信誉。香港同仁堂、内地的同仁堂，挂的是同一块匾额，传续的也是相同的根脉。香港同仁堂的中药不也是在内地的土壤里种出来的 ？”

虽然香港回归22年了，但是有些香港人的某种优越感根深蒂固，若再有其他西方国家护照加持，那更加自恃不凡。他们对西方文化和政治盲目的仰视，对中国近代史以及当今中国发展认知的匮乏，对华夏民族和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不了解，造就了他们的错觉。

在我所接触到的香港人里，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能背出几句唐诗宋词的人却寥寥无几，更有甚者问我“孔子”和“孔乙己”是什么关系。有一些社会稍底层的年轻人，居然不知道清华、北大为何物。没去过北京、上海的人大有人在，更不要提领略祖国的幅员辽阔、大好河山了。他们的度假胜地是日本、中国台湾、欧洲，恨不得一个地方去许多次，仍嫌不够。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借着民主之名的非法活动能有沃土供其生长。在过去的几个月，我时常遇到地铁遭破坏而停运，无法正常上班或回家。却有香港本地朋友对我说：“你就辛苦忍耐一下。”

我问他们：“你不觉得暴力活动影响了别人吗？暴力，让社会陷入惶恐，这就是你们要的民主和实现民主的途径？”

他们回答：“他们的诉求没有得以达成，所以你只能忍耐一下。”

我不再言语。任何的自由和民主都是相对的，是有前提的。可惜这个道理他们不懂。另一位稍理智一点的香港朋友在跟我心平气和探讨各自立场时，我问他：“民生都乱了，你还要追求所谓的民主 吗？就算满足你们全部诉求，你要以怎样的途径，实现你们理想中的香港，有什么具体的短期和长期规划”？

他思索着沉默了。

认同感

但是不时地，身边也有些香港土生土长的同行朋友让我感动。他们因为工作原因，与内地的大客户，例如央企、规模较大的民企，有很多年的合作往来。这个过程中，他们从客户身上看到了内地的发展和变化，并逐步树立起来对祖国的认同感。

我有一个从未谋面的投行朋友，只是通过共同好友加了微信，并不熟识。他从修例风波的第一天，就在朋友圈发动态说：“你们有什么可值得优越的，难道不懂什么叫做殖民地吗？以耻辱作为优越的资本，是不辨廉耻。”我当时手动给他点赞。我为他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点赞，更为他敢发声，不怕被挑战而点赞。我们从本来不相识生疏的状态，突然因为这个事件，拉近了很多。

在我看来，在对西方政治形态盲从、膜拜的教育氛围，和社会文化的笼罩下，他们追求所谓民主的背后，不但缺乏对民主本身的理解，也缺乏思考对于实现民主的道路和抓手，更是缺乏最基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就是成年人说的大局观，更不要提 “屈己为政”。

回想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历程，大多数人从小学到大学，至少军训了4次，在上学年代一定评选过优秀班级体， 一定无数次听过班主任教导“你们每一个人，走出去都代表了咱们班，咱们学校”。如果不是经历了香港的事件，我可能永远不会思考，军训时因为一个人随意动了一下，全班同学一起烈日下罚站有什么意义。

一场“大战”

香港修例风波促使我更多地思考个人行为与集体荣誉之间的关系。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我的立场愈来愈坚定。于是，有了我和澳洲CPA（注册会计师）香港分会的一场“大战”。事情源于一封邀请信。11月，澳洲CPA香港分会邀请我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年会，函上列出的三位特邀演讲嘉宾都是香港本地人。邀请函上注明，整个年会活动只用粤语进行，没有同声传译的选择。

我立刻回信表示反对。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年会这么重要的事件，澳洲CPA 的香港分会会选择粤语作为官方语言，并且没有翻译。如果是这样，就请不要邀请我了，尊重我最起码的表现是让我能听懂你的语言。同时你们安排的三位特邀嘉宾都是香港人，我没有看到澳洲CPA倡导的兼容、国际化、多样化的主题。”

我要求香港分会为其不周道歉，并且承诺明年举办得会更为妥帖。同时我表示不会参加此次活动，因为我感到了被冒犯。坦白说，我虽然得到了回复和分会的道歉，但是并没有感到其诚恳，因为分会讲了很多借口，同时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改进措施。

这个事件让我再次看到香港某些人身上的优越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封闭，而这个现象会从精英层流向整个香港社会。在我看来，这种莫名的优越感，来自于无知和漠视，来自于自我的局限性。我曾经面对一家香港跨国公司的领导层时，他们毫不避讳地骄傲地说：“我是英国护照，这几位是加拿大护照。”

那你的中国人身份呢？我问他们。

做最好的自己

半年前香港修例风波未爆发的时候，与一位前辈探讨国企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鼓励我去申请读美国的EMBA，学习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并告诉我一定会有所收获。交谈的最后，他说：“去追求吧，周总理曾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仅为了你自己”。我当时觉得有点不懂，怎么就扯到了为中华民族而读书呢。

随着最近香港事态的演变，这句话终日萦绕在我的脑海。以暴制暴没有用，谴责喊口号也没有用，只有用实力说话。我忍不住翻出郭兰英版的《我的祖国》来听，听到那一句“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时，我瞬间泪崩。

在今年经历风波之前，可以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祖国的尊严被践踏或凌辱，反而我们都是在享受祖国发展带给我们的荣誉。报效祖国，始终是一句口号。这一次，当亲身经历祖国的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我终于深刻理解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含义——因为祖国的尊严需要“我”来捍卫；中华的崛起需要“我”在自己的领域做得更好。

在泪水模糊的视线里，我看到了自己18岁出国留学时，父母在我的行李箱塞进的那面国旗；更看到我在小学五年级时，通过五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升旗手的荣誉，亲手把国旗升到旗杆顶上的情形。那情形，比起我后来所有的领奖或获得颁发证书的仪式，都要印象深刻。

女排郎平总教练曾说，女排精神就是“升国旗，奏国歌！”我虽不才，但也将这精神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的目标和追求。有我奋斗的地方，我就是要努力“升国旗，奏国歌！”

少年强则国强。如果说香港的混乱能够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不仅仅是止暴制乱，更是激发起年轻人在和平年代存在的危机感，更是每个人为祖国而“做最好的自己”的使命感。这要用我们一腔报国热忱，用双手、用智慧、用血肉之躯一点点积累得来。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青年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