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那就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是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时间表、路线图。

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清晰擘画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那就是：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逐梦“民族复兴”新征程的时间表、路线图。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两张时间表、两份路线图高度重合、相互配合。这绝非偶然、也非巧合。一方面，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必然要求，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本身属于逐梦“民族复兴”新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相配套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系统安排。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制度基础、积攒制度优势，增强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为逐梦“民族复兴”新征程凝聚强大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境界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和基础。两张时间表、两份路线图体现的是一种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相互配套与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了党中央深远的战略谋划。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制度基础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表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说明，邓小平早已经在思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基本国情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代表人民的执政党决定的。同样，一个国家的某一发展阶段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熟和定型程度，也是由这个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水平和人民群众主观需要决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先进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所创造的诸多“不可能成为了可能”的人间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战略安排，尤其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各项要求，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要求，这其中就蕴含着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更高要求。

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迫在眉睫。我们需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和完善与此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并不断在这些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尤其需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这些突击任务的完成，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更为迫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础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等，共同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制度“防火墙”；精准脱贫同样要坚持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把制度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确保精准脱贫在制度阳光下进行，让精准扶贫工作在制度的规范下走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污染防治也是重在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运用制度创新和有效手段，健全包括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等，增强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大幅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更是强调，上海要妥善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同时要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准备制度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从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半程来看，我们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任务和使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明显提高，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从而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当然，从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我们还有一系列爬坡过坎、披荆斩棘的任务，但基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显著优势，特别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魅力，我们怀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定能够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如期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方面的要求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发展方面的要求是，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构建支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党的领导制度和政府行政体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是，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这就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加快构建支撑文化强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面的要求是，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构建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发展方面的要求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方面都体现着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要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要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这是对基本实现上海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郑重要求。

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明型国家：所谓独特，主要是指中国拥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文明发展历史和文明发展形态；所谓独有，主要是指中国拥有其他国家并不拥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谓独到，主要是指中国能够而其他国家不能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同样，我们正在坚持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制度保障。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流芳千古的民族复兴伟业，还是一项彪炳史册的制度文明创建工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一个制度文明型社会主义中国必将更加自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要求是，在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支撑的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的制度和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13个方面。这些制度和制度体系，一方面各自独立成篇，构成各个领域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独立单元，形成支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独立篇章，另一方面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配套、相得益彰的综合体，构成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综合载体，形成支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机整体，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全面提高、整体提升国家治理的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从而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奋力创造新时代新奇迹”寄予厚望，希望上海要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制度建设，提高发展质量；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特别要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以此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然，要实现这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上海自身需要率先全面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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