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可以走了。”把6岁的儿子转到范家小学的第一天，熊妹玲离开时，儿子和新同学玩得起劲，头也不回地和她挥手再见。

“既心酸又欣慰。”把儿子狠心寄宿在这所村小一学期后，熊妹玲发现快速融入了乡村生活的儿子，像是“变了一个人”，不再害怕学校和老师，成了“书痴”，提起新学的东西，能拉着她说个没完。而就在半年前，他还是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

但即便是在年初，她也不曾想过，有一天会把孩子送到村小读书。

这所距离四川广元市市区40多公里的村小，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苦于生源不断流失，老师们眼看着一个个学生被送去了镇上甚至城里。最少的时候，全校学生不足50人。

但就是这所毫不起眼的村小，在经济学家何帆的书中，被誉为“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的学校”。拥有令人惊叹的硬件设施，抛却了“唯分数论”，在小小班教学的模式里，范家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构建了足够自由、包容、温暖的社群。

2019年跨年演讲中，范家小学被罗振宇提及，一夜之间，这所藏在大山里的村小突然被看见。

电话凌晨就打了进来，有要采访的记者，咨询的家长，校长张平原的手机响个不停。之后的数月，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张平原的办公室，进进出出不少想要把孩子送来读书的家长。

抛弃辅导班，丢下升学焦虑，转身投向了自然和乡土，这些家庭，逃离城市后，却又不可避免地要和这所村小一起直面困境。

逆流

从广元市出发，得先坐公交到宝轮镇上，汽车站出发的7人座客运车，要等人坐满了再走。拥挤逼仄的客运车驶在弯弯绕绕的山路，沿着清澈的菖溪河逆流而上，把人送到大山深处的范家小学。

范家小学  张凌云摄

群山环抱间，一横一竖两栋三层小楼坐落在苟村的一个小山坡上。虽已入秋，山里依旧满眼绿意。范家小学并不大，老师若要找人，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呼喊，校门口也能听见。

当熊妹玲和孩子第一次走进范家小学时，都抑制不住对这里的喜欢，“它太不一样了！”

至少看起来，它并不太符合人们固有印象中的乡村小学：教室中心是围成好几圈的几张课桌；几张沙发和茶几摆在教室的后方，另一边是放了抱枕的榻榻米；三面墙的柜子里，摆满了各类书籍；电子黑板、平板电脑、空调一样不缺。

学校人少，给小小班合作教学提供了天然的土壤。2015年，张平原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设计、装修，把教室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2018年，经济学家何帆参观过后，在他的书里给了范家小学和这里的孩子极高的评价，“这是我见过最自信、快乐的孩子……在这里，教育回到了初始目的，育人。”

快乐，正是让张亚文心动的原因。张亚文也是一位生活在城里的家长，她一度觉得女儿不快乐。几年前，她和周围的家长一样，被裹挟着加入攀比的漩涡，“别人的孩子都在学，我的孩子也不能落下。”在张亚文的回忆里，一手抱着小女儿，一手牵着大女儿，坐着公交往返于各个辅导班间，如同家常便饭。

她忘不掉每天在家因为辅导作业而和孩子大吼大叫的焦灼感，“在学校70人的大班里，孩子腿都伸不开，机械化地学习，看着她每天垂头丧气，我也难过。”

同样的焦虑也曾出现在熊妹玲身上，她花了关系托人，把儿子送到遂宁市里最好的小学，但刚上一年级，就频繁被请家长，“连拼音都拼不对，没见过比他更差的！”“在课堂上完全专注不了！”老师的电话多了，不仅孩子怕，她也怕。她动过让孩子转学的念头，但迈不开腿，“到另一所学校，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张亚文大胆得多，在保留学籍的情况下，她把女儿从学校接了出来，送到了郑州一群关注创新教育的家长创办的创新学堂，上课的地点是书店、公园和大自然。在学堂里，他们教孩子用戏剧表演的方式学英语、用批判性思维读新闻，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宁愿每天少学一点，也一定要会玩。”她眼看着孩子的状态一天天好了起来，对学习也有了兴趣。

“相比考出高分，如果孩子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有了好的底子，以后怎么会差呢？”张亚文说。在社区学堂待了一学期后，她和孩子都不愿意再回到学校。

直到范家小学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网红”村小

但熊妹玲第一次从父亲口中听到要把孩子送去范家小学时，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把孩子送去这么远读书？还是山里？”

为孩子学习发愁的不止是她。父亲看到范家小学报道的第一时间，独自一人开车跑来了学校考察，回家后搜遍了全网的资料，丢给熊妹玲，再一次带了一大家子开车到苟村，“去看看。”

像熊家一样来一探究竟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火了。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访，其中不乏外国人。最多的时候，一天好几拨，一次来了200多人。为了不影响正常教学，从6月开始，校长张平原几乎婉拒了所有来访，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人自行前来。

但在5年前，被安排至范家小学当校长时，张平原却感觉像是被“发配”，有千百万个不愿意。直到在范家小学待了一学期，张平原都还瞒着父母。

不是没有遇到过更难管的学校，49岁的张平原，辗转待过6所学校，也曾把爱打群架的学生和爱闹事的家长治得服服帖帖。皮肤黝黑，架着副眼镜的张平原，谈起业务不苟言笑，但总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乐呵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张平原面临的是几乎所有村小都存在的窘境：学生不来，老师难留。直到现在，范家小学除了幼儿园之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校只有51人，人数最少的年级，学生只有个位数。

张平原一到任，花了3天时间，带着老师走村入户，家访了学校的所有学生。留在家的学生父母并不多，绝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因为伤病而有困难的家庭，也不在少数。

这学期刚开学，熊妹玲被邀请到儿子所在的二年级，作为妈妈代表开了一场班会。二年级的德育班主任杨秀丽计划让学生的妈妈、哥哥和老师，分别给孩子送上新学期的嘱托。问了一圈，全班学生的妈妈，只有熊妹玲在村里。她作为妈妈代表，拥抱了每一个孩子，许多孩子都落了泪。

但在范家小学，老师们从来不会提起“留守”这个字眼。张平原觉得，“既然父母不在身边，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那么学校就是他们的家，应该给他们最大的关心和温暖。”

相反，对范家小学来说，这里少了很多家长不必要的干预。就连张亚文和熊妹玲这些城里的家长，决定把孩子送来范家小学时，也并没有太多疑问。张平原说，反倒是问题一堆的家长，最终都没有把孩子送来。有家长提出不上晚自习，被他一口回绝，“不能因为一个孩子搞特殊，就破坏了学校的规矩。”

学校实行寄宿制，周一到周五，八成的孩子都住在学校里。熊妹玲自嘲狠心，却毫不担心，令她惊讶的是，刚到学校的第一天，一年级的孩子就主动上前，牵过儿子的手，教他叠被子，如何正确摆放物品，讲规矩，“这里的孩子大方、热情又懂事，毫不怯生。”

孩子们的宿舍干净整洁。张凌云摄

张亚文更看重这里的氛围。她特别开心能看到孩子在课间，可以在操场尽情玩耍打闹。而在女儿之前的学校里，就连在走廊奔跑也是不允许的。

张平原鼓励学生们在操场上玩耍，“孩子们应该学会如何玩。”他一再跟老师说：“不要把孩子管得太严，犯点错很正常。”他觉得，“虽然难免有拉扯，但孩子就是在磕碰中，学会与人相处的分寸。”

这里没有频繁的考试，除了市里的抽测和小升初考试，其余并不参与，所有的考试都由老师出题，考完当场就能批改，再给学生一对一讲解，每个孩子都能得到老师的重点关注。

这里没有“三好学生”，取而代之的是“九美少年”：“运动少年”、“诚信少年”、“勤劳少年”……每学期开始给自己定下目标，只要努力实现，每个孩子都能有得奖的机会。

范家小学的第一个学期末，熊妹玲得知，儿子写了封信给班主任杨秀丽。说是信，其实就是一张撕得歪歪扭扭的白纸，塞进叠得并不工整的信封里，但话语真挚，“杨老师，谢谢您。”

“围城”

把孩子送来村小读书这件事，仍旧不被许多人理解。

张亚文记得，一次在村头路过几个聊天的妇女时，听到了几句低声议论，“为啥要把娃儿送到村里读书噢？搞不懂！”

苟村人都知道，这一年，村里来了好几位城里陪读的妈妈。

实际上，熊妹玲生在农村，小时候，要强的妈妈费了大力把她送去了城里最好的小学念书。但刚到城里上学的日子，如今在回忆里却被自卑占了大半。成绩不突出，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自然地跟城里的同学交流。

多年后，她却把孩子送回了农村。大儿子在范家小学上了一个学期后，小儿子也被送到了范家小学的幼儿园。她决定来苟村陪读。

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租房。整个苟村149户529人，留在村里的如今不到100人。2008年地震，几乎摧毁了整个村的房子，灾后重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2层的小楼。今年上半年，政府出钱建设美丽乡村，每家的屋外都刷了红白相间的新漆。房子修得漂亮，但大多数都空着。

熊妹玲在村上挨个问了两三天，愿意出租又符合心意的没几间，绝大多数村民，宁愿把房子闲置，也不愿租给外人。

熊妹玲如今租下的，是村民王阿姨家二层的一间房。得知熊妹玲要租房，在成都打工的王阿姨当天便赶了回来。200元一个月，紧挨着村里刚挖的荷塘，菖溪河从门前流过，视野开阔，熊妹玲特别满意。

王阿姨的两个孩子曾经都在范家小学念过几年，她和丈夫外出打工，便把孩子也带了出去。这些年，包括苟村在内，周围村子里稍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往外送。

农历二月初二是一年里苟村最热闹的时候。每到这时，十里八乡上千人聚集到村中心的文昌宫，为了孩子读书烧香，祈福还愿。

前几年，高速口修到了附近一个村子旁，脑子活络的村民纷纷走了出去，在城里买房安家。“许多家庭甚至是硬着头皮把孩子送到镇上读书，你家孩子出去读，那我们家也得出去！”张平原说，就算在村子里，在教育的问题上，也免不了攀比。在范家小学，也会有不少学生，一到假期就被家长送去镇上的辅导班补课。

把生源往外推的，还有不便的交通。学生想要到达范家小学，除了依赖镇上运营的客运车，就只能靠走。最远的村子，如果步行，得花上一两个小时。张平原说，离范家小学3公里的一个村子，因为有直达镇上的客运车，家长宁愿把孩子送去镇上，也不愿送来范家小学。

张平原理解长久以来的观念，村子的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有出息，就得走出农村。但张平原希望孩子们的眼睛能多望向脚下的土地，他害怕农村的孩子不了解农村。

范家小学的乡土课程，经常要走进村庄。 张凌云摄

他提起非洲的一句谚语，“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他坚持学校要敞开校门和村子产生联系。2016年春天，每周三的下午，范家小学开始尝试乡土课程，授课的地点就在村庄、山野。老师们请来村里的老人、草药先生，教孩子们认识草药、野菜。农忙时节，课程又走进村民家里，让孩子们观察脱粒机的构造和使用，而在这之前，这些生在农村的孩子们甚至都没见过脱粒机的模样。

张平原把这些都看作是“根的教育”，他们会在这里留下脚印、嬉笑和记忆，“将来能够到农村做贡献的，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些从农村走出的孩子。”

变量

猝不及防，就在前几周，范家小学又走了一位临聘老师。只教了一个多月，国画课一下子空了。

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王毕卫直呼头疼，“突然空出来的课谁来上？”学校不得不召集11位老师开会，一周296节早晚自习、美术、音乐、书法等课程，重新自主认领。

在这里，专业且稳定的师资始终稀缺。范家小学的每个老师都是多面手，有的老师除了主课外，还得兼授美术、写字、自然观察等多门课程。

直到这学期，范家小学才有了第一位专职体育老师，一堂课同时教三个年级。学校曾经专门买了一批乐器，花钱从外面请来二胡、琵琶老师，但对方嫌上一堂课的路途遥远，只在这里教了一个学期，便没再来。

范家小学的孩子们在上体育课。  张凌云摄

熊妹玲坦言，在把孩子送来之前，只担心过孩子可能没法继续培训计算机、编程，没曾想过连一些最基础课的老师都缺。但她似乎并没太紧张，“张校长肯定会考虑在我们家长的前面。”

张平原的确希望变革。触发点是一堂一年级的阅读课。当临时代课的张平原发现，城里来的孩子可以完整地读完一篇长篇故事，吓了一跳，而与此同时，同班的农村孩子，连26个拼音字母还没有认全，“不希望这些孩子大老远跑到我们这儿，最后觉得我们的教育限制了他们。”

他很早之前就有过念头，想要让学校里的教学从“教什么，怎么教”转化成 “学什么，怎么学”，在他的规划里，范家小学的课堂，将会以学生为中心，课程将更加注重提升学生自学的能力。“要让优秀的孩子走得快，而稍微弱些的孩子不被抛弃。”

范家小学很多年级的课程表中，都会有段留白的时间，学生们可以选择做作业、看书，也可以出去锻炼，或者玩耍。在张亚文看来，这是无比珍贵的留白，孩子需要时间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

但当小女儿已经完全适应这里的节奏时，大女儿却突然抱怨，每天写完作业后的大段时间无事可做，也没有可以聊得来的伙伴。其实，直到现在，张亚文也没法保证，把孩子送到范家小学就一定是完全适合孩子的选择。

新东西频频冲击着学校，并非所有老师都能适应。如今教龄已有40年的何志贵，在范家小学待的时间最久。他亲眼见证了范家小学翻天覆地的变化，依旧不能理解许多改变。

比如被外界频频称赞的小小班模式，他觉得疑惑，“学生们围成一圈上课，要看黑板时就得扭过身子，那不是很难受吗？”他摇了摇头，至今也没法习惯。

其实老师们也不知道，学校到底为何对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老师们出去比赛，也没拿过什么奖。”王毕卫常常跟老师们开玩笑，“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年年岁岁的改变里，这所村小依然留下了些乡村独有的原味。直到现在，范家小学坚持烧柴火饭。学校请来的两个阿姨，从清晨5点半忙到晚上8点半收工，每天早上稀饭里的花生浆和豆浆是自己磨的，红薯切成丝裹上面粉炸成团，是孩子们的最爱。

食堂外，学校留了一片地，今年因为雨水多，错过了最好的种植时机。往年每个班都被分配了一小块地，老师和同学们种上辣椒、番茄，自种自足。

前几日，山里落了一场雨，打下了满地的银杏叶，张平原特意嘱咐，落叶不要扫，就让它们在地上留几天。

秋日的校园里，课间，孩子们奔跑打闹间，把银杏叶抛向空中，阳光照在叶子上，闪着金色的光。

张亚文看着操场上的孩子，她想起王毕卫曾经跟她说过的一句话，“范家小学能给这些孩子的，或许是走得更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