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印花布是长三角苏浙沪毗邻地区的诗性符号和文化性格。那棉布和丝绸上蓝与白相间的朴素基调，配上青石板的老街、水粼粼的古巷、水乡的石拱桥和那撑雨伞的端庄村姑，让江南诗性文化张扬起来。

早在六千年前，生活在青浦的上海先民已在崧泽古文化遗址上，通过捕猎、采集的方式，获取动物皮革当作衣物的原料，遮裹和御寒。后用苎麻和大麻等纤丝做原料，编成织物，美化生活。上海先民运用智慧，学会了种麻、育蚕、养羊等劳作，用手捻转等工艺，发展了富有艺术性的丝织业，这些在崧泽出土的古代文物中均有体现。吴江和嘉善地区的先民，也因地制宜，独具智慧地从纺纱织布到养蚕织丝，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吴江逐渐成为“日出万匹”的“桑蚕之乡”和丝织业集镇；嘉善则成为棉布、丝织机户的聚集之地。到了宋代，我国的纺织史进行了一次伟大的“革命”，棉花的种植和纺织在上海青龙镇的“棉纺织品”生产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据正德年间的《松江府志》记载，药斑布，即蓝印花布，始产于松江府青浦的青龙镇、重固镇。蓝印花布，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术，印染的方法是以油纸刻成花版，蒙在白布上，然后刮浆板把石灰、豆粉和水调成印染粉浆浸入花纹空隙，漏印在布面上，晾干后，用蓝靛染色数遍，再晾干，刮去粉浆后便呈现出蓝白花纹，它显现了江南水乡的清纯和古朴典雅的文化基因。画面构图大多为蝙蝠（福）、牡丹（富贵）、松、鹤（寿）、凤凰（祥瑞）、如意等表达美好愿望的图案，以及梅、兰、竹、菊；鸡、鸭、鱼、禽等农家常以为伴的信物，勾勒出了美好的生活场景和审美情趣。蓝印花布虽没有丝绸贵重，但它的艺术成就毫不逊色，与青花瓷相比较，那蓝白之间的意蕴、格调，是一脉相承的。

明清时期的青浦朱家角因标布业而兴市，并成为棉纺和织布的物流集散地和贸易码头。早在元代，吴江的震泽、嘉善的西塘和青浦的朱家角地区的农村妇女中，工纺织者十之有九，她们的纺纱、织布工艺繁复精致，有近十道工序。当时，每家的堂屋里摆放着脚踏木制斜梁的织布机，“咔嚓、咔嚓”，“唧唧复唧唧”的机杼之声此起彼伏，比户相闻。一段段蓝经白纬的雪青布，一块块蓝印花纹的斗方布，构成了手工棉纺织业的文化符号。

在明万历及清康熙的《青浦县志》中，形容当时朱家角为：“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今为巨镇”。清代叶梦珠在《阅世编》里描绘朱家角的标布贸易道：“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者数十万，少者亦万计”。可见，朱家角的标布贸易码头，衣被天下，繁荣昌盛。当时，棉布店、估衣铺业等迅速发展，恒大、咸丰等老字号绸缎店，同昌、泰和等估衣铺星罗棋布，“长街三里、店铺千家”，服务周到，讲究信誉，口碑极佳，长盛不衰。

青浦以及毗邻地区涌现了众多的制作纺织工具的集镇和专业户，诸如：“金泽锭子谢家车”等。标布业的兴起，带来了资本商人的出现，布商暴富。明清时期在青浦经营棉花、棉布生意的可分为“坐商”、“行商”、“牙行”、“布庄”、“标客”、“布铺”等，工商资本得以萌芽和发展，并迅速影响到吴江和嘉善地区，形成了不少诸如朱家角、震泽、南浔、濮院、西塘等以棉布业、丝织业为工商底色的江南名镇。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蓝印花布深受吴越地区江南民众的喜爱，男子以穿青衣为时尚，妇女以着蓝花布为美艳。姑娘出嫁，母亲也定会为她送上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用靛蓝布做成的饭单为荣，嘱托女儿不忘“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治家理念。在新嫁娘的衣被箱里，也必定会有几条蓝印花布的被面，大都是龙凤呈祥、凤穿牡丹的吉祥图案，称之为“压箱布”。这样的陪嫁显示着新娘的身价和娘家人会过日子。

在上世纪，青浦、吴江和嘉善地区，水乡妇女们往往头戴三角形的包头巾，状如卷曲待放的荷叶，上身穿大胸襟纽襻，拼接布衫；下身着拼接布裤，裹卷膀；外罩青束腰，脚蹬绣花百纳鞋，煞是好看。到了夏天，妇女们还用菱形的胸兜装饰自己，尺寸大小随用者身材而定。一般来说，老年妇女穿的衣饰，比较舒展宽大，色深单一，实用性强，显示出沉稳持重。而年轻姑娘则喜欢靠身合体，布饰花俏，装饰性强，显示出轻盈靓丽。

上海从明清时期的棉纺中心、蓝印花布的交易码头，演变成为近代中国棉纺业的重要基地，吴江和嘉善则成了大上海纺织业的后方基地。这几年，有志者正将时尚潮流与蓝印花布的文化元素融合，让蓝印花布重焕生机。

（作者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市青浦区文联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