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可能还有人以为最先提出否定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人不是他。”满头银发的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校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王宗光，在吴健中教授诞辰90周年的当天，再次“检阅”了校史。她透露，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在京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48岁的吴健中被校党委选派参会，与汪猷、严东生、苏步青这3位院士级科学家一起，成为上海赴京座谈的4名代表之一。 

【大胆进言率先解开知识界精神枷锁】

“文革”期间，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由此，“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套在广大教师乃至知识分子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时隔6年，1977年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会前小平同志提出，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他的意见，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找了吴文俊、童第周、严东生、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吴健中、查全性、潘际銮等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参加。

那么，这此开启科教领域拨乱反正的高级别座谈，首先发言、率先否定“两个估计”的到底是谁？是不是吴健中这样一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呢？

25日，原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朱章玉，作为吴健中的弟子加入座谈，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当年上海交大与中科院合作举办生科院，他本人从中科院机关档案室所藏的《科教座谈会记录》（1977年8月6日上午）中得到证实：

6日上午的会议，吴健中第一个发言，直接提出对教育战线17年的评价是路线问题。据发言记录记载，吴健中指出：如果说教育工作17年是修正主义路线，其他战线都是红线，那么教育培养的人为什么到其他战线、到科技战线都是红人，是各条战线的实力派？

王宗光教授认为，吴健中对教育战线17年执行什么路线的质疑，实质是对“四人帮”提出“两个估计”的否定。他的发言切中要害，掷地有声。会上，邓小平当即对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问题作了严肃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快点解决！我个人的看法，主导方面是红线，是毛主席革命红线嘛！”

她表示，会后，除了1977年10月立即恢复高考外，教师职称评聘、研究生培养、出国访问交流、选派留学生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得到恢复和推进，中国大地真正迎来了教育的春天。

事实上，至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转批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至此，全国教育界、知识界彻底冲破“两个估计”的思想禁区，为教育战线的改革开放打好了基础。

这次大胆的“否定”，而不是简单的控诉，被王宗光认为是吴健中对教育工作者的最大贡献，但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一家“交三代”创始系统工程研究所】

作为一家三代交大人之一，他却是唯一自学入校的。吴健中（1929.10.25——2012.4.29）祖籍苏州，父亲吴维翰1917年从交通大学小学部升入中学部，1921年直升大学部管理科，1925年留校当助教,1930年在一次招生中染上伤寒，不治去世。

父亲病世后家道中落，为了维持家中生计，从13岁到20岁，吴健中先后在米店、科仪厂、皮鞋店做工。“父亲是交大的教师，亲戚中许多人也是大学毕业，我也要上大学”。他刻苦自学高中课程，并由他的亲戚、当时交大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潘伯文辅导数学，交大土木系一位学生辅导物理，上海市总工会为他开了同等学力资格证书。1950年他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圆了大学梦。

1956年他毕业留校任教，次年7月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开始了在交大的教师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吴正洪考取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硕士，随后直升博士，成了“一家三代交大人”。

众所周知，钱学森在我国首先发表系统工程论文后，张钟俊院士在全国各地作有关“系统工程”的学术报告，掀起了全国系统工程热。张院士一直想在交大开展系统工程研究，但苦于没有人干。

在一次和吴健中谈话中，张钟俊流露心结：“上海交大应该有研究系统工程学科的专门队伍，我想，是否你来挑这副担子，创建上海交大系统工程学科？”其实，早在作为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时，张先生就是吴的导师。

1981年初，有一个全国系统工程讨论会在天津大学举行。张先生特意安排吴健中代表他出席，这是吴健中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系统工程的学术活动。从津回沪，他深感需要尽快成立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同年，交大系统工程跨系学科委员会就先期成立，张钟俊任主任，吴健中任副主任。经上海市科委和教委的共同批准，1982年上海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正式成立，吴健中担任所长。

暨南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林福永教授回忆：“1988年7月在第一届系统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上，我有幸遇见吴先生。当时先生已是国内知名系统工程专家，而我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科学青年，先生愿意花一个晚上和我做深入的学术交流，足见先生可贵的品格。在那次交流中，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开展《系统结构学》的研究，并对我今后的职业发展做了详细规划。当时报考研究生，需要经过考试准备班的学习，为了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先生还帮我支付了学费。”

就在那一年，在系统工程理论和技术在能源、经济、社会、交通运输等领域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吴健中进一步总结了系统工程的核心理论，提出了与他人不同的“系统结构理论”，在国内第一个确立了《系统结构学》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

在吴先生人生的最后阶段，朱章玉教授和他约定每周五早上8点去病房看望他，聊聊过去一周发生的重大事件，也讨论一些双方感兴趣的学科问题。一年多时间，风雨无阻。半个世纪来的师生情，对他们来说更是知己情。

对于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校友会理事会而言，更是没有人忘记7年前那最后一件事——吴健中在临终前立下遗嘱：

“我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自愿将遗体捐献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这是我一生中对社会作出最后一次贡献的机会。务必照办。”正如吴先生在“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之子——向隆万教授主编的《体验绚烂人生》一书中写的那样：责己要严、待人宜宽、坚持真理、淡泊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