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下，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江南文化研究的热潮，一时之间，“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等各种概念引发了不少讨论。在浙江省社联副主席梅新林看来，当下研究江南文化必须置于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个大背景下，要跳出原有的江南文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在赋予江南文化研究更多时代性的同时，让江南文化研究与长三角一体化紧密联系起来。以下是他在首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无论是“江南”的区域概念还是“江南”的文化研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于什么是“长三角一体化”，我认为有两个规划十分重要。一个是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确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还有一个是201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要将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并肩的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规划，所谓“长三角一体化”本质上就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更是以长三角置身于世界顶级城市群的一体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与视野下，需要跳出以往有关“江南”内涵与外延的固有视域，从以当今上海为龙头的“新江南”的时空定位，对这一“新江南”的文化版图进行重新思考与建构。

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新江南”

所谓“新江南”，是相对于以往的“旧江南”概念而言的。概而言之，以往的“江南”概念系统大致形成了“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不同空间指向，在总体上呈现为由西而东、由大而小、由泛而专的演变趋势。其中“泛江南”所指区域范围为长江以南地区，涉及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大江南”所指区域范围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福建北部地区，这是一个气象学的地理概念；“中江南”所指区域范围进一步缩小，一是指包括今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二是指除去江西省部分，包括上海市、浙江省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小江南”指环太湖流域地区，但具体的区域范围又有一些出入，最为通行的是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多持这一观点。

“新江南”不同于上述“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区域概念，而以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为依据，主要纳入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即“三省一市”的26个城市，其中除了居于核心和龙头地位的上海之外，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泰州、盐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由此重组为“长三角—新江南”一体化的区域版图，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级：

（1）中心区域。以环太湖流域地区的“小江南”为“新江南”的中心区域，即历史上所谓的“江南八府”：松江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市，江苏的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浙江的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

（2）次中心区域。主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除上述中心区域的其他城市，包括江苏的扬州市、南通市、泰州市、盐城市；浙江的绍兴市、宁波市、舟山市、金华市、台州市，安徽的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马鞍山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宣城市。

（3）外缘区域。未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相关城市，包括江苏的宿迁市、淮安市、徐州市、连云港市，浙江的丽水市、温州市、衢州市，安徽的黄山市、六安市、宿州市、淮北市、蚌埠市、阜阳市、淮南市、亳州市。

以上三个区域，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所有地级市都纳入其中。其中属于长三角城市群中26个城市的国土面积为21.17万平方公里，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12.67万亿元，总人口1.5亿人，分别约占全国的2.2%、18.5%、11.0%。此与上述“中江南”概念比较，最大的变化是江西的出局与安徽的扩容。对于当今的“新江南”文化版图研究而言，我们不仅不能忽略这一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的调整，而且要据此提出新的思考与定位。借鉴1935年日本著名学者赤松要提出的“雁阵经济模型”而运用于“新江南”的“雁阵文化模型”分析，则不仅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上海为龙头、带动南京—杭州两翼的“雁阵模型”，而且可以由此延伸至引领全国、辐射亚太、面向世界三个层级的更大规模、更高层级的“雁阵模型”。这样就跳出了原有的江南文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在赋予江南文化研究更多时代性的同时，让江南文化研究与长三角一体化紧密联系起来。

“新江南”文化版图本身的“雁阵模型”

在“新江南”文化版图的“雁阵模型”中，以上海为领头雁，南京、杭州分居两翼，合肥殿后。按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促进形成网络化空间格局，重点发挥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培育形成多级多类发展轴线，推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强化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的聚合发展，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

“一核”意指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按照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要求，加快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发挥浦东新区引领作用，推动非核心功能疏解，推进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升服务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的能力。

“五圈”意指促进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其中包含两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省会城市都市圈：一是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镇江、扬州三市；二是杭州都市圈，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市；三是合肥都市圈，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第二个层级是非省会重要城市都市圈：一是苏锡常都市圈，包括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二是宁波都市圈，包括宁波、舟山、台州三市。前者要求全面强化与上海的功能对接与互动，加快推进沪苏通、锡常泰跨江融合发展；后者要求高效整合三地海港资源和平台，打造全球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枢纽港、国际航运服务基地和国际贸易物流中心，形成长江经济带“龙眼”和“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以上五大都市圈相当于五只大雁，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与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居于上海都市圈左右，合肥都市圈殿后。其中苏锡常都市圈与宁波都市圈则是分别伴飞于南京都市圈与杭州都市圈两只“大雁”的“次大雁”。以此类推，从上海领头雁，到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三只“大雁”，再到苏锡常都市圈与宁波都市圈的两只“次大雁”，可以进一步放大为六大雁阵，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则是各自“雁阵模型”的领头雁。

“新江南”文化版图引领的“雁阵模型”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了四大经济带的空间规划，即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沿海发展带与沪杭金发展带，其中第一、三、四条经济带都在长三角内部，而第二条沿江发展带则要求以上海为龙头，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沿江综合交通走廊，增强对长江中游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由此将长三角城市群与中西部城市群连为一体。

以上述沿江发展带再与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所提出的“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空间布局相衔接，则更能从超越长三角的宏观视野中确立“长三角—新江南”的龙头地位。所谓 “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两翼”分别指沪瑞和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三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这一长江经济带也同样呈现为以上海带动长江三大城市群并伴随“两翼—多点”的“雁阵模型”，其中上海处于“领头雁”地位，而武汉、重庆又分别是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的“领头雁”。

由第三条沿海发展带分别向南北延伸，即以长三角为核心，再将第三条沿海发展带向北延伸至环渤海京津冀城市群；向南延伸至珠三角粤港澳城市群，由此在中国东南黄金海岸线上形成新的“雁阵模型”，即以打造未来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长三角城市群为“领头雁”，以环渤海京津冀城市群与珠三角粤港澳城市群为两翼。与此同时，环渤海京津冀城市群与珠三角粤港澳城市群本身又呈现为两个“雁阵模型”，分别以北京、广州为“领头雁”。

上述沿海、沿江发展带一纵一横，刚好构成一个“弓箭模型”，东南沿海三大城市群为“弓”，长江经济带为“箭”。

“新江南”文化版图辐射的“雁阵模型”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要将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是超越长三角、甚至超越中国而从全球视野确立长三角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定位。

从全球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形态来看，当前业已成熟的五大世界级城市群主要分布于欧洲、北美与亚洲。其中欧洲有两大世界级城市群，一是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城市所构成；二是英国中南部城市群，由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等城市所构成，又称英伦城市群、大伦敦城市群、英国伦敦—利物浦城市群。北美也有两大世界级城市群，一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城市所构成；二是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由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所构成。亚洲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日本东海道城市群，由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所构成，又称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其核心组成是日本三大都市圈，即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按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在成长中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即是跻身于上述世界级城市群行列，成为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

鉴于整个亚洲的南、西、北部都没有世界级城市群，需要以地处亚洲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与日本东海道城市群引领亚洲的南、西、北部城市群的发展。比较而言，由于地理、经济与文化上的优势，中国长三角城市群更具辐射力与影响力。有专家据此提出“国际版雁阵模型”。“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契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展轨迹，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同样，《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既要将长三角城市群建设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同时又要求作为“一核”的上海要提升服务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的能力。

诚然，无论就经济还是文化而言，“国际版雁阵模型”尚未成型，但首先要定位于辐射亚太，然后面向全球，即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领头雁，在带动中国城市群的同时带动东南亚城市群乃至“一带一路”城市群的“巨型雁阵”一同前行，这也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与实践。

“新江南”文化版图的精神谱系之重构

无论是在“新江南”本身还是由其引领与辐射的“雁阵文化模型”中，上海都始终居于“领头雁”地位，因而上海文化精神谱系的重构对于“新江南”文化版图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18年4月，上海发布了《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求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这实际上不仅是对上海文化的资源重组，同时对江南文化的精神重塑也富有启示意义。总体而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一脉相承，相互交融，同时又是自成一体，各具特色。那么源远流长的江南文化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关联呢？

基于对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渊源关系的探讨，需要进一步走向对于三种文化精神谱系的梳理、辨析与总结，借此实现“新江南”文化版图的精神重塑。历史地看，自东晋江南文化首次确立全国中心地位之后，大致经历了东晋南朝的南京轴心时期、南宋的杭州轴心时期以及明清的南京—杭州双轴心时期，江苏与浙江一同发挥了主导作用；近代以来，上海凭借其地缘优势发展为新兴国际都会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在推动江南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中开创了海派文化，并由此确立了上海轴心时代。与此同时，毗邻上海的浙江、江苏在开创与丰富多元的海派文化中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作用。其中浙江在此中国文化古今转型的大变局中依然走在时代前列，尤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群体，以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的学问家群体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家群体一同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五四”以后红色文化的开创与发展过程中，依然以上海为中心，而以浙江、安徽为两翼，其中标志性事件与人物是：中共一大在上海、浙江召开以及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诞生于安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滋生、发展起来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由源远流长、相承相融的历史谱系重组为“新江南”文化版图的三位一体结构。而究其精神本原，即是以吴越文化为基型的江南文化精神的二元演绎，可以借用清代江南启蒙诗人龚自珍“剑—箫”二元对应的意象集群，以此提炼和彰显江南文化精神所蕴含的“剑”与“箫”的双重特性及其文化隐喻意义，由亦“剑”亦“箫”展现为先“剑”后“箫”、南“剑”北“箫”、内“剑”外“箫”等不同形态构成与价值取向。由“剑—箫”双重精神加以观察和梳理，则海派文化主要是“箫”的精神的延续与弘扬，而红色文化则主要是“剑”的精神的延续与弘扬。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到红色文化这一内在精神谱系的重构，可以更持续也更有效地引领和支撑“新江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思想者小传】

梅新林，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社联副主席。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委员，西游记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编委，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在全国率先成立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创办《江南文化论坛》，推动江南文化研究。出版《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文学地理学原理》《红楼梦哲学精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通论》《中国学术编年》等学术著作12部。（作者照片由上海市社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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