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年，元龙音乐书店重新有了门面。

但门，并非原先那扇被封掉的门，而是位于武康大楼的分店开门。

10月18日开张前夕，新店店长汤苑青组建了一个武康大楼店乐迷群，消息甫一发出，“兴奋”“恭喜”的表情接连跳出，还有人没看清以为是位于复兴中路的大门重开，就直接奔去了老店。

如果你对上海书店有所关注，或许不会对“元龙音乐书店”这个名字陌生——2016年6月底，这家开办了23年的书店被封上前门。要进书店，需绕至弄堂里，再穿过厨房、卫生间——成为全国都有名的“后门书店”。

书店后门一瞥。蒋迪雯 摄

元龙音乐书店的遭遇，部分映射出实体小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境况。近几年实体书店陆续关门，今年1月一篇关注上海小店的《抢救上海小店！》热传。4月中旬，市商务委等八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上海支持海派特色小店发展的若干意见》。

元龙终究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例，但人们需要一些期待。

“城市的温度并不是多一两家小店的问题，而是城市治理的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在合法性的维度之外，多一些对社区功能的理解，多一些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小店在迭代更新，政府也在学习成长。” 在市中心一家人声嘈杂的咖啡店里，徐汇区区长方世忠说得诚恳。

1

10月18日这天早上，武康大楼临淮海中路的一面，廊下的路堵了。

从8点开始，就有鲜花送到。摄像机，人群，渐渐聚集。作曲家何占豪、赵晓生等都来了。

10月18日，汤元龙坐着轮椅赶来。蒋迪雯 摄

汤苑青忙里忙外。

在7月得知要在武康大楼开店的消息后，她就退掉了回温哥华的返程机票。

作为元龙音乐书店老板汤元龙的女儿，她决心离开生活了31年的温哥华，留在上海“女承父业”，接下这个分店店长的担子。

这让汤元龙惊喜。他原本就想女儿来接管元龙书店，把书店开成百年老店。只是女儿在加拿大也有摄影事业，这回倒是顺理成章。

8公里外，靠近锦江乐园的居所里，汤元龙穿上了平时去听音乐会才穿的深灰色中山装。王务荆换了一身红色中式长衫。她在微信朋友圈将这一天称为“老枝发新芽”。

“侬要讲话的哦。”她叮嘱汤元龙。

“我讲不好，你讲。”汤元龙笑呵呵推脱。汤元龙讲话是北京口音。他从小在北京长大，8岁后才来了上海。去年8月，因中风偏瘫，他在医院里躺了一年，语音、动作都比较缓慢。

“创始人怎么可以不讲？”王务荆撇了撇嘴。

1993年，改革开放的风帆高扬，汤元龙拉上妻子王务荆下了海。两人都是学音乐出身，汤元龙外号“汤巴赫”，以演奏巴赫的钢琴作品出众。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留校任教多年。王务荆曾是上海乐团二级演员。两人计划利用音乐学院的福利分房，开办一家和音乐相关的专业书店。后由学校出面向区规划局申请破墙开店，得到批准。

艰苦是艰苦，夫妻老婆店，进货出货都是自己，汤元龙说。开店之初，他哼哧哼哧蹬着三轮车经过音乐学院时，被熟人看到，都感慨“汤老师这么辛苦”，谁都不敢贸然下海了。没出版社资源，就去上海音乐书店进货，国营大店看不上私营小店，王务荆不服气，“我一年就赶超你们”。

元龙音乐书店老店一角。蒋迪雯 摄

好在店开出来，很快就有起色。

一方面是满足刚需。周边上音学子每到开学，都要来买教材。去国外参加比赛，也要来元龙买原版琴谱，上面一个连接符都不会差。

另一方面，专业的毕竟还是有优势。“本身是搞音乐，知道音乐需要什么东西。一碰到好书，我自己都会激动得不得了。”王务荆说起多年前参加的一次全国订货会，“上楼看见一个天津出版社，看到一本书《望七》。这书名挺滑稽，但我看它署名是傅聪。拿过来一看，是傅聪写的散文，对音乐的见解等。我说这是本好书。为什么叫望七？原来就是他要到70岁了就‘望七’。我跟出版社说：‘你给我发200本’，对方一愣，‘你们什么书店？’大的新华书店一般也不会定这么多。‘你卖不了不可以退的噢。’‘没问题。’回来我给它全销了还补了500本。”

市场带来机遇，也暗藏危机。十多年前，上音门口开出一家全国连锁的艺术书店，地段装修都好，元龙的生意确实受了影响。汤元龙立下规矩“打八折”，“就凭我们不出房租，给大家创造更好的空间。”几年后，连锁书店关门，打八折的传统延续至今。

“26年啊，一晃过去了。”汤元龙笑笑，“接下来还要培养人呢。”

从左至右为王务荆、汤元龙、汤苑青。蒋迪雯 摄

2

9点刚过，叫去武康大楼的车到了，汤元龙坐上轮椅下楼。

车很快过了徐家汇，驶入衡山路。道路顿时变得立体起来，马路窄小，梧桐繁茂，具有年代感的洋房、公寓、里弄与各式小店混搭，有冲突感却不失融合，这是上海最具魅力的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这片区域里，徐汇区占据4.3平方公里面积，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还有1900余户街边小店。元龙音乐书店也在其中。

在这里做生意的，零售类还是大头，服务业其次，然后是餐饮。不同业态的境遇不太相同，但最共性的威胁还是来自租金。永康路上专做贝果的小店big bagel，店主王美燕每天一睁眼想到的便是“欠1000元”，做满之后这一天才不至于亏损；租金每年常规涨幅10%，若是稀缺店面，房东会因为竞争者的出现而涨更多；转租现象也很普遍，一房东9000元，二房东转手就是2万元，最多时能转手5次。

大环境也是重要影响因素。2003年“非典”、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坚持手工制作的翰艺旗袍老板周朱光每到一个挺不过的坎，就卖一套房，如今已经卖了4套。现在，小店走到了互联网时代，流量成为新的转型需要，但他坚信手艺活有未来，只是不知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而对于元龙来说，租金和大环境都不是引发封门的直接因素，问题出在那道大门上。

正中这面墙就是书店原来门面所在的位置。蒋迪雯 摄

2016年为了对衡复地区进行系统保护，徐汇区对部分道路进行了环境综合整治。被整治的小店大多没有营业执照，或是店铺所在的建筑没有取得商业用途的许可。

元龙音乐书店的房子，要说正规，确实不正规，书店部分是搭建的，只有库房两间是原来的房子，但文件上没有暂时建筑几个字，所以保住了。

门面的问题，王务荆本来也信心满满，毕竟二十几年前是鼓励下海开门建店，破墙开店的许可也是学校申请，营业执照也有，结果跑到区规划局调阅了档案，才发现，当年的许可证边上敲着“临时”两个字。

蓝色“临时”章，意味着建筑许可证的有效期是两年，可以延期一次，但延期最长时限也不超过一年，到期后视作自行失效。

都是文化人，识得字，也明白白底黑字的分量。唯一的辩白是，从没看过这张许可证，但当年办证盖章的人也寻不着了。王务荆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想，“这下杀头了” 。

通知说，6月28日封门，但大雨下了两天，只得缓刑两天。6月30日，还是来了。

工人砌砖，汤元龙就在一边递烟，说别为难干活的人；王务荆心里闷，走来走去，最后干脆站到马路对面，看着那块特批的门牌号“复兴中路1348弄”隐没在砖墙背后。

王务荆说，这张合影是3年前门刚被封时拍的。蒋迪雯 摄

消息甚至传到了温哥华华人圈，汤苑青得到消息后，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声音疲惫，“没事，你爸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同一时期，与元龙音乐书店类似的，徐汇区还有259家小店也被关闭。

今年初在东平路几家小店关门后，自媒体人俞菱发出一篇名为《抢救上海小店!》的文章。文章梳理了作者15年前写的100家上海小店，发现15年后，依然存活的只有3家。

“上海路边的小店，仅5%能开10年以上，15年以上小店的存活率，更是只有3%。抢救10年+小店，就是抢救我们前10年的集体记忆。”她写道。

这篇文章引发的讨论从微信朋友圈蔓延到两会的议事厅。文章阅读量达到80万多，数字至今还在增加。

3

政府陷入了两难。

文章发出第二日，徐汇区区长方世忠就私下找俞菱，在武康大楼下的老麦咖啡馆喝了杯咖啡。

方世忠说：“不是以徐汇区区长的身份，就是朋友聊聊。”两人各自点了杯拿铁。

他们从衡复地区的小店聊起。

小店关门，原因各异。有些是市场因素，有些是法规要求。若把各种情况杂糅在一块儿看，确实会让人感觉一段时间以来小店哀鸿遍野，店主孤立无援。

方世忠向俞菱解释，东平路南面均为上音附中的教育用房等。此次是由于国家对教育系统用房、军事系统用房等的管理越来越规范，因此租期到期后上音就不再续租。

他说：“现在小店自身还是要考虑合规性的问题，不能因为要做一个有文化有历史的小店，就不考虑自身经营合规性问题，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油烟排放扰民也不管；但从政府角度来说，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在监管过程中还是要体现包容审慎精神，既要考虑小店合规性维度，也要考量小店的社会性维度和文化性维度。实际上不少街边小店已经成为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街区文化的标识。”

俞菱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们就特别希望原来那些消失的上海10年+、20年+的小店可以重新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元龙书店的门到底能不能重开？这个问题，方世忠早就想过。毕竟，2012年方世忠任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在全国率先推出支持实体书店的扶持政策时，元龙音乐书店就是首批35家受资助的实体书店之一。

他曾请几个部门反复论证，结论还是不能开——破墙开店的批文确实已经过期，若给一家例外，口子往后是否要越开越大？

阻力也不仅仅来自行政的考量。不同位置的人，对“小店”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要保护有上海特色的海派小店，有人认为应保护有一定历史的小店；有人认为街道应该有业态引导，不能听任发展，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减少一切非必要干预，让小店自然生长；有人一肚子怨气，觉得那些号召留住烟火气的人，难道就看不得街道整洁一新？但也有人反驳，留住烟火气的内涵在于，留住人与人的关系，留住店与社区的连接。

对于此次谈话的目的，方世忠的解释是——重振对小店发展的预期。

小店危机只是表象。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时代对生活服务业的实体店，确确实实产生了影响。电影院、实体书店受到的冲击可能更早。而小店和普通老百姓的联系更为紧密，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领域，人们很容易关注到。

国外百年小店很多，但他们生活服务业的互联网发展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发展如此快速。今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可能互联网服务企业的成本会变高。小店不见得就不会回归，正如电影院也在回归一样。

“不需要失去信心。”他对俞菱说。

“市场经济是充分竞争的，但市场也有失灵的问题，如果没有制衡的力量，社会预期发生颠覆，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他说，“我对小店的态度是三句话：优先发展民生小店、鼓励支持特色小店、有效监管违规小店。我一定会让元龙书店回来，一定会让东平路回来，而且是更有品质更有温度地回归。”

4

转机出现在武康大楼修缮时。

徐房集团副总经理朱劲松感叹，“这件事做成太不容易。”

确定门不能重开后，上海音乐学院曾出面帮助过书店想办法，房子找了好几处，但最后的问题总是租金——书店是付不了什么租金的。

直到武康大楼开始修缮，底楼业态作出调整，帮忙寻找店址的人员看到了希望。

文化旅游局副局长蒋艳参与了协调沟通。“比较下来，我们觉得武康大楼对元龙音乐书店最合适。这样一个在业界有品牌的文化空间放到武康大楼，可以产生聚集效应，让市民更好的感受到历史文化氛围。”

图中左为王务荆，右为方世忠。（资料照片）

7月22日，天气炎热，方世忠和几位同事挤进了元龙音乐书店。

他向王务荆提议去武康大楼开个新店。王务荆一听武康大楼，“脑子砰得一下”，这地方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吧？她想。

“那是开在楼上吗？”她问。

“是楼下沿街店铺。”方世忠说。

“那楼下这个租金我们吃不消的。”王务荆直摇头。

“政府和企业会联手支持你们的。”方世忠解释，这个地段的商业用房租金确实很高，但根据区里制定的对沿街特色小店发展原则——“国资发挥社会责任，对涉及基础民生的业态给予租金支持”，同时“保护具有文化特色以及在品牌传承过程中与区域有内在联系的商业文化”，是可以帮助他们缓解租金难题的。

“武康大楼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你们元龙音乐书店也是一个文化品牌，如果品牌入驻到这个这个大楼去，我们可以为爱乐者点亮一盏温暖的路灯，为武康路打造一个文化的地标。”方世忠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全力以赴。”王务荆笑了。

10月17日，店员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蒋迪雯 摄

5

历时3年，元龙音乐书店的门面问题解决了。

有人感叹，这终究只是个例。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小店危机之后，实体小店第一次在大众视野回归。背后传递出的，是政府开始在城市治理思维上转变的努力。

“城市治理，实际上是一个共治过程。小店店主的意见，我们过去可能倾听的不够，而小店店主也要了解现在政府到底有什么想法，政府也需要表达。”方世忠说。

今年7月，全市首个特色小店联盟——徐汇区特色小店联盟宣布成立。至今已举办4次沙龙。这是一个政府和小店可以对话的平台。徐汇区商务委副主任姜舟认为，俞菱的文章推动了平台建立的步伐。

小店店主王美燕还记得参加第一次沙龙的场景，大家围坐一圈，很平等，发言也是“想到什么讲什么，都是最真实的感受”。

她也讲了自己的感受：忙碌至极时真想撂挑子关店回老家，但第二天一开门，就又能发现支撑她做下去的动力——比如隔壁小店的阿姨会拿来自家做的小菜让尝尝；附近胡同才放学的小孩没带钥匙留在小店写作业……

朱劲松作为嘉宾参与了沙龙，他说：“我们以前对小店都是面上的认识，这次是第一次在这种形式下听到了小店的心声。”

今年上半年，徐汇区几个部门还推演了一次开办小店的流程，发现开店需要34份材料，4个部门发照。压缩之后，需要8份材料，填一次表。8份材料拿出来再讨论，发现有些材料还可以再精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有为政府的作用也是不能缺位的。”方世忠说。

正如在小店危机的大讨论中，不应该混淆小店消亡背后的市场因素和行政力量，城市治理中，也要分清市场和政府两只手，谁是主导，怎么合作。

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边界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摸索的过程。

汤元龙在发布会现场。蒋迪雯 摄

10月18日，元龙音乐书店开张仪式临近尾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乐迷突然大声提议，要给政府送花。“感谢政府为我们上海市民保留下像元龙这样的小店！”他扯着嗓门说。

作为政府的代表，来致辞的徐汇区文化旅游局副局长蒋艳被人们簇拥着含笑接过鲜花。

掌声雷动。

这是元龙书店的新开始，对于正在迈向全球卓越城市的上海来说，挑战也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