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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献礼新中国70年⑤|我们如何迈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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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国妍 2019-10-22 06:31
摘要: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和趋势正在发生变化,即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上的差距。

新中国诞生70周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75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有7亿人口摆脱贫困,也是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总结70年以来思想的力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解读中国经济实践,形成中国的制度自信,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开放引领中国未来发展,就成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2019)学术年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论坛之“上海经济成就:理论总结与展望”分论坛的重要议题。本次分论坛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经济学会主办,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承办,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协办,于10月16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解超在致辞中表示,此次论坛就是围绕配合上海服务城市发展的需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去年进口博览会期间对上海提出的新三大任务和一个平台建设要求,为上海在新时代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贡献上海经济学界的智慧和力量。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在致辞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堪称“中国奇迹”,如何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与理论总结,将是未来上海师范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选题。

新中国工业发展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制度的正确,对此要有制度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所前所长吕政研究员,作了题为“自信与差距—对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的主旨演讲。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大到强”的转变。社会生产力发展经历了从农耕时代,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再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我国工业从各类产品严重短缺转向相对过剩,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经济总量小于美国的总体弱势情况下,形成了制造业的相对优势,这是我国敢于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的力量所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是检验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唯一标准。1991年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转向以私有制为基础、多党竞选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颠覆性变化,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和产业升级的局面。乌克兰具有良好的工农业发展基础,制度转轨和颜色革命后,出现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倒退。中国用7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正在接近现代化。无论是历史的纵向比较,还是国际的横向比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自信我们所选择的制度和发展道路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认清差距。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日益接近和赶上美国,但在制造业结构、产业链分工和关键技术领域,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和趋势正在发生变化,即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上的差距。

明确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一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瑞龙教授作了题为“高质量制度决定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及帕累托效率改进是衡量一个机制好坏的主要标准。中国市场化改革道路基本满足了参与性约束条件与激励相容,塑造了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动力机制,实现了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如何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杨教授指出当下要理解与适应经济新常态。在此背景下,未来几年我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表现为“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个攻坚战”:高质量发展阶段表明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工作的重要抓手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打好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精准脱贫(共同富裕,让全体国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污染防治(贯彻新发展观、生态文明)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就是通过提升经济的活力与创新力来实现有效率的增长。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抓手就是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实现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上述目标离不开制度创新,高质量制度决定高质量发展。构建高质量制度的核心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因此,重塑改革的动力机制是提升制度质量的关键,制度创新的关注点则体现为“一个中心,两个支柱”:建立新型的的政商关系(亲、新),重塑改革的动力机制是改革的中心,以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央地关系调整;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的国有企业改革则是改革的两个支柱。最后,杨教授提出高质量制度建设的四个突破口:一是以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为前提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核心是推进政府的自我改革;二是改革既要重视顶层设计,更要培育微观改革积极性;三是必须推进以国有企业、土地制度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四是推进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的改革。

新时代仍需继续发挥开放引领效应,以开放促进改革与发展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研究员作了题为“开放效应的总结及其展望”的主旨演讲。新中国成立70年,通过开放引领倒逼改革促进发展,已成为中国摆脱贫困,全面走向小康的一种内生性的机制。即使现在进入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仍然需要进一步以改革来促进发展,发挥开放的引领作用。

开放引领内涵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要把开放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其倒逼改革、促进发展的作用。尤其要体现开放导向性,注重学习借鉴、对标接轨先进的理念、管理方式、标准、规则及制度安排。其次,注重发挥开放的多级扩散效应,实现开放与改革发展的有机衔接,形成开放、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第三,注重构建开放促进改革发展互动自我增强的这种机制,更加突出开放效应的过程性和动态性,不断拓展开放的规模、范围和领域,不断提升开放的层次、开放的力度和集中度。第四点,开放引领的目标旨在形成内外连接、能量转换的开放经济性。

新时代如何发挥开放的引领效应?首先,新时代的开放引领要注重发挥全球网络连接效应,并通过这种网络实现资源要素的全球流动和有效配置。第二,更加注重开放引领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是要素引入带来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另一方面制度创新的促进效应,边际效应是递增的。第三,要进一步挖掘开放中的新功能培育。要求在引进对象内容重点上,必须理性选择,相互兼顾,既要促进经济增长的内部变化,又要促进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善。

重视创新差异,深化农村改革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黄少安教授作了题为“非正式制度差异与中国经济的南北分野”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我国南北经济差距的扩大是事实,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差距就是创新能力的差距,创新能力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偏好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体制偏好和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根源在于文化或非正规制度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北方文化或非正规制度更加官本位、等级制观念更强,市场竞争意识更弱,南方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如何采用不同的机制与体制来激励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才,如何通过更加公平和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塑造中国经济的美好明天。

中国农村改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复旦大学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作题为“农村改革,我们作对了什么”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农村改革的原因和动力是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考虑,不仅是经济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安全问题。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所期望达到的功用主要是让全国人民定心。目前,过去农业农村发展思路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具体表现在,国家依赖工业发展补贴农业发展的代价越来越大,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当前,农村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农地制度改革,农地“三权分置”是一种合乎国情的制度安排,但“三农”改革急需跨越艰难的关口,完成从高产量向高质量转化,从高成本向高效率转化,从补贴走向内生增长,从身份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

栏目主编:王多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全球创新资本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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