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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县委书记与他的千名山里“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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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刘雪妍 2019-10-18 09:30
摘要:娄依兴上世纪90年代曾在天台县做过4年县委书记,从市里退休几年后他住回天台,走过全县374个行政村中的三分之二,为乡民拍下千余张照片。

用开水烫过,刮好毛的猪足有300斤,白胖匀称,一家人卯足了劲儿,合力把它搬上案几,腊月二十五,冬日阳光下,抓着猪尾巴的姑娘红袄惹眼,周围孩子们笑容灿烂。

这张杀年猪的照片夺人眼球,如今挂在作者娄依兴的茶室里。不只是过年,照片中的后岸村几乎日日热闹——年接待游客数十万,农家乐总一座难求。

春笋收获的季节,被竹海环绕的大同山岙中,麻珠潭村村尾空地上停了七八辆小车,娄依兴拍下的照片里有湍急的溪坑水,也有攒动的人群。

年轻的村干部小俞告诉娄依兴,村里全是自家人,“爷爷5个兄弟,爸爸8个兄弟”,这几天大家回来挖笋,热闹只是一时的,笋期一过,村里会立时冷落,只留下几个老人。

“有一天,老人们没了,村子就消亡了。”小俞说。

在山的怀抱里,娄依兴觉得时间紧迫。变化来得太快,他想记录乡村。今年72岁的娄依兴是临海市人,上世纪90年代曾在天台县做过4年县委书记,从市里退休几年后他住回天台,走过全县374个行政村中的三分之二,为乡民拍下千余张照片。


娄依兴站在板凳上,讲解茶室墙上乡民的照片,他指着的那张上写着“敬田得谷,敬老得福”。刘雪妍 摄

杀年猪晒腊肉,种菜除草耕地,或是围坐家门口吃饭,这一张张平凡不过的农家照片背后,是一个变化的、真实的、远山连着茶园、辽阔而不均衡的中国。

山人

这些年,娄依兴去过次数最多、拍下照片最多的还是后岸村。在这里,他结识了同样喜欢摄影的青年陈红军。

后岸村从清代起开山卖石,曾是远近闻名的“石板村”。即使在村外,也能听到声响,“隆隆”炮声刚停,凿石的“叮咚”声和割机的“吱吱”声就立刻跟上,粉尘飞扬升腾,屋顶和树上都成了白色,河面也浮着石粉。

过去村内老屋密集,布局凌乱,但靠打石板,村民们过的是被称为县里“小香港”的富裕生活。

因为父亲在石矿工作,上世纪90年代,后岸村村民陈红军和弟弟陈红委在杭州省队学习拳击时,每天都能花七八十块钱,陈红军说:“小时候大人们讲,矿里3天的工资抵得上乡干部1个月。”

靠山吃山的乡村,有因山而富的,也有在山里逐渐寂寥的。

20多年前去大贝山村,娄依兴用了2个半小时爬上山,与十几位老乡喝酒时,村里还有500多人。现在开车过去只需要半个小时,山头岩峰如故,可昔日热热闹闹的山村却已冷落。

村里静得有点可怕,半晌没看到生灵,转角看到地上趴着一条黄狗,也是懒得叫一声。全村常住村民仅有40来人,绝大部分是老年人。

没有人气,娄依兴只拍到些空屋,失去了脊骨的老屋还原样立着,屋里的细节暴露在天光下。“人多时,路不通;路通了,人少了。”他说。

蹬着布鞋,穿上大褂,走在村中,老人们拿到他洗好送上门,装好相框的照片时,并不知道这个“总笑呵呵的高个子”是谁,能说出的除了不住的“谢谢”,就是“共产党好”。

很多老人一辈子除了身份证照,没拍过其他生活照,在镜头面前总有些拘谨,即使是戴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98岁老兵,站在家门口“抗战老兵 民族脊梁”的牌匾下也面露紧张。

娄依兴多趁他们不注意时按下快门,留下边说话边干活儿的自然瞬间。

“我也不是想当摄影师,只是闲串到乡村,给老乡拍张照片,洗好交到他们手里,他们高兴,我也开心。”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他们拿到照片时的表情。”

即使几个月后去太监府村,92岁的老人洪昌乾和老伴也能认出娄依兴是给他们送照片的人。照片里老人手贴裤缝,努力挺直佝偻的背。


太监府村,92岁的洪昌乾老人和老伴正在看新闻频道。 刘雪妍 摄

遇到村支书洪昌永给父亲过生日,娄依兴为他们在门口拍下合影,一家人贴在一起,像身边挤着的红玉兰花,这情景让他想到94岁的老父亲。

小时候和与父亲分居两地,父亲每周都打电话来督促学习,长大后的电话里则多是聊工作。保姆前些日子嬉笑着告诉他,老人一听到电视里有电话响,就赶紧抓起床边的电话喂喂喂半天时,他觉得应该给老人更多陪伴。

天柱山上,91岁婆婆坚持天天穿念珠赚钱,为她拍下消瘦的侧影,他觉得“心头足下两沉沉”;85岁的老人一说话就露出一嘴白牙,拍下她扛着锄头上山的身姿,他赞“劳动者最年轻”;遇到留守祖孙二人倚门而望,他想着“祖盼儿子孙盼妈”,给照片取名为“盼”。

对大部分老人而言,大山世代养育着他们,是他们立命安身的依托,正如翠绿的茶树芽密枝繁。守候,是生命的本能。


《幸福感的表现形式》。娄依兴 摄

大路

离开,则是更多年轻人的心愿,而首先,需要一条通畅的路。上世纪90年代,大路在山里还有些奢侈。

娄依兴照片里的后岸村路宽阔平整,想象不到原来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陈红军说:“当时村里人的桃子一路颠簸到城里,等卖的时候已经烂掉了,加上环境被采石破坏,一进村子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天台最东部的东安隐村,则更长久为路所困,这个挂在500米半山腰的村子,被称为“半天殿”,上世纪90年代时,去镇上赶集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有头脑活络的村民在村里办工厂,生产三角带,可产品只能一担一担地挑到山脚下。


娄依兴拍下很多老人做活的场景,他最爱用“耳聪目明”来形容他们。娄依兴 摄

从1993年开始娄依兴任县委书记,当时除了村路未通,在临近的新昌、临海和三门正积极将高速公路向外修到宁波、杭州时,天台也无人问津。

天台到杭州不到200公里,但盘旋的山路翻过几座大山,汽车需要走六七个小时。“早上出发,中午在‘嵊县三界’站停靠吃中饭,这个站名很多老天台人都印象深刻。”曾是天台报记者的梁立新说。

有领导在采访中说,如果不修这条路,原本封闭的天台就陷入了一个死角,只会更加封闭。面前他画下的示意图中,天台像一个孤岛。

交通闭塞,伴随着经济和观念落后,守土观念让“不是本地人”成为任何纠纷甚至斗争开始的理由。

此时,县委书记娄依兴下决心要建成高速公路,上三(上虞-三门)高速在排除各种困难后动工修筑,天台的“山门”开始打开。

修建盘龙岭隧道的工人们白天挖泥搬石,填沟砌坎,晚上睡在不足3平方米的帐篷里,梁立新现在还记得隧道主体工程完成时,一位工人说“我们走的路,总是崎岖不平”,他一家三代都在这个施工队,儿子此时已经去了下一个项目,看不到路面贯通了。

这条高速公路通车后,天台到杭州缩短到了不到3小时。

在政府支持下,挂在半天中的东安隐村村民也开始了造路工程。家庭条件较好的村民们共筹集了约30万元,家境贫寒而无钱捐助的贫困户也义务投工投劳,用一年完成了机耕路。

过去,这条9.7公里的盘山公路颠簸不平,村民们还是把它称为“小康路”,因为汽车能开到门口。顺着这条路,村民开着拖拉机将高山蔬菜拉去市场上,慢慢有了名气,生活也宽裕起来。

如今路面早已铺好水泥,随着自然观景平台、露营基地建起来,游人也沿路寻去东安隐寺。当年通路时村民请娄依兴一定在笔记本上留几个字,他写下了“路通民安村富”,被村里刻在碑上,现在还立在村口。

头脑活络的当家人们也开始给村子寻找新生机,青山绿水成了最宝贵的资源。太监府村就在石梁铜壶滴漏景区正对面,村支书洪昌永想把景点打造为“隐逸文化工程”。他脚下,一片片柿子叶躺在石阶上,像颗颗红痣。

娄依兴捡起一片红叶拍照。洪昌永看在眼里,很是骄傲:“我们这些叶子落在石头上都是美丽的画。”

大竹园村村支书陈式军接他的话说:“以后你们村主打民宿,我们主打溪水”。大竹园距此地不远,往北数步即绍兴新昌地界。雨后的村子里水清花红,正在打造“世外桃源”。

路让大山外向发展,天台的心胸也慢慢敞开。


太监府村,娄依兴给村支书洪昌永夫妇拍照,身后归心亭的名字也是他取的。 刘雪妍 摄

复苏

后岸是一点点绿起来的。

因采石身体被拖垮的村民一年多过一年,仅新世纪前后的20多年间,全村就有百余名村民死于安全事故和石肺病,最年轻的仅38岁,当时流行着一个说法,“听到家家户户噗嗤噗嗤的呼吸机声音,就知道后岸村到了。”

不能再拿命换钱了,村支书陈文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封矿。进矿山的石墙上,关矿公告一刷就是十年。当年为了阻止村民偷偷开采,陈文云天天坐在进山道路中间,直到矿口封死,村民们对此依然印象深刻。

村边的石矿已经废弃,百米深坑里贮满了水,看着这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陈红军说:“一辈子辛苦挣钱,结果全送给了医院,有的人家人财两空。”

从关矿开始,后岸一直在改变。决心从卖石头转型为卖风景后,2008年,陈文云第一次带130位村民出去参观,早上起来村民找他,“房间里没被子,冻感冒了宾馆得赔钱。”

走进他们房间的陈文云一看,被子还被紧紧塞在席梦思床垫里,他掀起被子,几个人面面相觑。

不少人还觉得既然村里出了120元的房费,枕头套、毛巾、手电筒就都是自己的了,可以全部带走,退房时归还这些物品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而短短几年过去,这些甚至不会调淋浴水温的乡亲,把后岸村的农家乐办成了“中国乡居4A级景区”。

娄依兴一直是后岸村的支持者,村民们大都被他拍过照。除了出谋划策,联系项目,他还写下村歌《后岸踏歌》,被挂在村礼堂门口。

村前名为“十里铁甲龙”的山峰是主打景点,也是陈红军拍摄最多的对象,播报后岸花讯、拍摄村中赛事、去看妻子汪倩婵给村合唱队排练,他每天走在村里都在想“这生活太舒服了。”


后岸村边,陈红军在已经被封了的石矿边上,远处就是“十里铁甲龙”。刘雪妍 摄

“以前整个村里都是工地,现在自己家里就是景区,”陈红军说的高兴,“从石坑中出来,拿起了相机,坐在家里,每年就能赚几十万元。”后岸村的绿水青山成了实在的金山银山。

除了陈红军家的腊肉,娄依兴的照片里还有更多乡亲们的吃食:大同寺旁,乡亲们摘着带土的花生;眠犬村民的屋前,吃不完的高山蔬菜被晒成干以备冬食;大同六村,村民最爱的是溪坑鱼。

在高迁村,他遇到88岁的施玉香,刚从村食堂打饭回来的施阿婆告诉他,家里还有85岁的老伴,俩人现在长年吃食堂,她打开饭碗给娄依兴看。她说:“饭够吃,菜还好,每日每人交5元钱的伙食费。村里还对食堂有补贴。”

在邻近的东序村,照片同样记录着变迁。1997年村里发动群众种雷竹,并得到政府帮助。131户农民联名给天台县委送去锦旗,感谢信上还按着131个鲜红的指印,这个情景由梁立新记载下来,登上了人民日报。

娄依兴对当时收感谢信的情景印象深刻,如今再赴东序村时他发现,村里造起了一栋栋高楼,雷竹早已成了装点景色。

同是绿竹环绕的竹墩村,在娄依兴镜头里,推土机忙碌着,正在打造“竹海吾家”,“小山村正在蜕变,山民们寄希望于将来。”村里虽有破屋座座,但新屋也不少,小庙内200多岁的老桂飘香。

乡土

后岸自古就是休养生息的好去处,唐代诗人寒山曾在村前的山洞里隐居70载。手捧礼盒,肩扛荷叶的“和合二仙”寒山与拾得,被绘在村屋的墙壁上,村中的石头上,也被写在每晚的灯光里。

“和合文化”如今在天台县被反复提及。家庭是和合不同事物的最小单位,重乡土的村人,最在意的就是合家相聚。

今年过年时,娄依兴为田中央村的吴家拍下了四世同堂全家福。光荣之家的牌子下,退伍军人王金育老人表情有点严肃。拍完照不久,王金育就中风了,这成了老人一生最后的影像。


田中央村,吴肖锋准备披麻,几小时前爷爷王金育(全家福第二排右)刚离世。刘雪妍 摄

田中央村建村于1021年,村里的文化礼堂高大气派。4根6米高的粗壮石柱撑起门檐,是乡贤胡卫东出资102万元建造的。加上其他村民的捐资,村里设立了“文化礼堂基金”,除了保证礼堂活动的进行,还为村民提供创业启动资金。

除了日常活动,这里也是村中红白事的集会点,村民正聚集在这里准备送别王金育。

过年期间,娄依兴一共为田中央村的五户家庭拍了全家福。照片上朴素的面孔,是数亿农民辛勤耕耘的时代缩影。这千余张照片,是一窥乡情的窗口。一个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乡土世界,在镜头中沉寂着、消逝着,也响亮着、更新着。

家门口涌入如织的游客,熙攘之处根本动弹不得,陈红军说:“假期真是忙得不得了,村里得派四五十人守在每个路口,保障交通。”

陈红军的儿子问,村里怎么这么热闹?陈红军说:“小家伙也和我一样,充满自豪。车开不动,堵在家门口,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后岸活水绕村,家家门口的鲤鱼都被游人喂得肥大,这是从离村3公里处引来的源头泉水。

娄依兴天台山中的后院里,鱼塘风起水色清亮,鱼游虾戏,它们是附近的山民悄悄放进来的。

栏目主编:宰飞 文字编辑:宰飞 图片编辑:徐佳敏 编辑邮箱:zaifei@jfdaily.com
题图说明:娄依兴在太监府村。刘雪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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