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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鸟哨、鉴木头、拍指纹、造芯片……新上海工匠居然这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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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龚丹韵 2019-10-13 13:33
摘要:全社会真心认同工匠精神,而不是用单一的“成功学”标准来评判年轻人

    

近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内的上海工匠馆开馆,让“上海工匠”再次成为话题。

与此同时,上海市总工会2019年工匠选树活动公布了百位“上海工匠”。在国庆期间播放的纪录片《上海工匠》第五季,讲述了其中10位工匠的故事。

这些工匠,不同于人们对传统工匠的刻板印象。通过幕后拍摄团队、工匠、学者的表达,我们试图探寻:什么才是新时代的“上海工匠”?是否时代给予了一些新的内涵和价值?而这种工匠精神,又如何感动今天的年轻人?


表现“工匠的状态”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早上7点半,田明从家中出发,开车前往公司上班。他是华力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监、高级工程师,在芯片制造业已工作20多年。

《上海工匠》纪录片里,讲述了一段他解决28纳米芯片量产的故事。

芯片量产时出现缺陷,这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及时查出哪里出了问题。一枚小小的芯片,涉及1000多道工序,理论上需要人在1000多道工序中重新核查,且每道工序之间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工作量之大、难度之高、时间之紧不言而喻。

田明的本事是依靠多年行业经验,他可以凭借“直觉”迅速锁定问题范围,重点关注某几道工序,在几小时内就查出问题的原因。

故事看起来精彩,但拍摄这位工匠的80后导演薛怡馨坦言,她的挫折感不小,前期心里一直在打鼓。

芯片研发不是传统工匠的手艺活,不需要天天把芯片拿在手上敲打,田明的工作更抽象,考验智慧、脑力而非动手能力。如此一来,如何表现“工匠的状态”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前往芯片厂踩点时,薛怡馨的失望越发强烈———一眼望去全是自动化机械,没什么人,貌似不需要“工匠”。有些区域必须换上厚厚的衣服才能进入,长时间待着容易头晕,因此也不提倡工作人员长时间在里面作业。

专业人士讲述了田明如何挑战某种六边形芯片的研发。“听了半天,完全没听懂。”薛怡馨回忆说,“剪辑师剪完这段故事后,表示他自己也没看懂,怎么办?我们又单独请教了专业人士,弄懂之后,感觉这么复杂的事情不太容易在片子里表达,最终决定删掉。”

好在最后,拍摄团队还是找到了大众能理解的素材。但是前期的折腾,似乎已隐隐指向一个问题:新时代的工匠,已不同于我们过去的刻板印象。

51岁的工匠张鹏举,情况也是如此。他是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16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

海洋能源开发水下装备技术是一种特殊领域。长期以来,该领域从研发、制造、维护到配件供应等各环节,完全被西方国家所垄断。

这种能源经济的命脉,70%掌握在人家手里,对国家是一种威胁。”张鹏举形容。所以2012年,他接到一项重任:从零开始,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自主研发深海采油树。

深海所有设备仪器的安装,必须在漆黑一片的300多米水下进行,并实现“同步、异面、异径”的金属密封,“过盈量”误差不能超出一根普通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难度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陆地上的管道连接,师傅用扳手一拧就进去了。海里进不去,它要求自动对准,自动连接,误差极小。处于深海的管子受压很高,一旦崩了就像动脉血管崩了一样,是不得了的事。

很多次实验失败,都把张鹏举推到崩溃边缘。比如一个安全阀的研制,大概200次循环后,安全阀碎了。

2013年,这群“菜鸟”成功制造出了一台从头到尾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深海采油树。同年4月20日,采油树首次下水安装,不料意外突然发生,它卡在深海里,上不去下不来。

全球公认,安装采油树的这个阶段是最难的。团队焦急万分,而平台上的外国专家们默不作声,采取“三不原则”: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动作也不指导,一份文件也不给看。

此时,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了总指挥张鹏举的身上。如果安装错误,大量石油泄漏,将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

根据水下机器人拍摄的画面,张鹏举反复研究、分析和计算,一边排除各种问题的可能性,一边下达各种指令,整个过程高度紧张,画面难以尽述。最后,团队终于成功安装采油树,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从此改写了该领域长期依赖外国设备、等米下锅的历史。

我自己把他们叫作智慧型工匠。”薛怡馨说。

也就是说,工匠未必是日复一日坚持同一个动作、年复一年坚持重复性劳作。其工作的强度、难度、细致程度,抗压能力、心理素质,以及需要的毅力、勇气与担当,恐怕都与传统工匠有所不同。

人类的生产方式从传统手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到如今高新科技、人工智能的介入,未来的工匠究竟什么样、工匠精神怎么理解,一定会有新的内涵和价值注入。


“无愧于心,总觉得一旦出了事,没脸”

今年的“上海工匠”,除了新兴产业外,还有一些意外的职业人入选。比如,吹鸟哨的人,木材鉴定师,拍证据的警察

金伟国59岁,是上海崇明陈家镇八滧村村民,5岁时跟着父亲学鸟哨,10岁时已经可以用竹哨子模仿20多种鸟叫声。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澳大拉西亚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和中转站,独享一片自然的宁静。

清晨3点,导演江远流的团队跟着金伟国,开始拍摄他一天的工作。此时太阳尚未升起,湿地的路坑坑洼洼,草长到膝盖,一位摄像师在穿行时遇到险情,双脚一度拔不出来,差点陷入泥潭。

这就是金伟国每天上班需要步行1小时的路。

金伟国的工作是模仿鸟叫,让鸟儿误认为湿地里有个同类,主动飞下来。顺利捕捉到鸟儿后,科研人员为它们安装环志,填入信息,再次放飞,以此进行候鸟研究。如果不是金伟国的鸟哨声,用其他方式抓鸟,效率低,也容易伤到鸟。

金伟国吹了30分钟,一只鸟儿也没有。

直到50分钟后,他给了江远流一个手势,轻声说:“好像天空中有鸟儿和我互动,可能有一只会下来。”大家往天空望去,发现肉眼什么都看不到。等啊等,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只鸟飞了下来。

“当时就想,这技艺绝了!”江远流感叹。

同样让人叫绝的,还有木材鉴定师张治宇。

20年前,随着经济发展,木材相关的建筑、装修行业开始起步,中国急需第三方木材鉴定,尤其是精确甄别和命名各种外来木材。

张治宇那时入行,发现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的木材鉴定工作室只有他一人。

从一个人孤身奋战,到现在50人的团队合作,从原先一年只做几个项目,到如今一年要做2000个批次的木材鉴定,这几乎是一段经济民生发展的侧影。

张治宇的拿手绝活是徒手切片。如果用机器给木材切片检验,需要把家具先软化一个月,相当于一个月后才能得到结果。

而张治宇直接徒手切片,无须软化,他切出来的样片,在显微镜下可以较为容易地观察到结果,对比图谱后,几天就能得到答案。

尽管掌握了这一手绝活儿,但木材鉴定仍然是一件非常枯燥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在重复拿切片-看显微镜-比图谱-出结果的循环中。长期的重复性劳动,让许多人中途转行。

因此,谈及什么是工匠精神时,张治宇这样回答:“能够在重复性的工作中寻找到快乐。”这也是他20年来仍然坚持的动力。

黄晓春,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刑技中心照录像室民警。为什么一位拍摄指纹等痕检照片的民警也是“工匠”呢?

作为破案关键性证据的指纹,往往在现场并不完整,比如印在矿泉水瓶这种曲面上时,能否拍摄提取出完整的指纹,难度很大。

黄晓春运用各种手段,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甚至设计了一台机器,专门用于曲面上的指纹拍摄复原。

经过几年经验积累,黄晓春和同事们对各种曲面物体进行归类,针对球形、圆柱形的受光特点,重新设计改造传统光源和摄影器材。

看了黄晓春的故事,观众能深刻感受到:原来指纹拍摄也有如此多的关窍,同样需要研发、设计、琢磨,精益求精。而这些不就是工匠精神吗?

总导演王硕说,创作团队一开始也对工匠概念略感疑惑,有手工业时代传统的非遗技艺传承人,有先进制造业的智慧型工匠,也有吹鸟哨、鉴木材、拍指纹等工种。究竟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匠呢?

答案或许在朴实的细节里。

公司的宣传部为一位不善言辞的工匠准备了一张纸,预备让他采访时念什么是工匠精神。效果自然不好。

后来问及这位工匠,一直兢兢业业做好这份职业究竟出于什么心态。他答:“做事情无愧于心,总觉得一旦出了事,没脸。

这些工匠性格迥异,但总有些特征是相似的。

黄晓春平时喜欢在各种客体上按指纹,琢磨怎么拍摄。

张治宇到了周末就爱逛家具城,搜集各种木制品。

金伟国话很少,无论和他聊什么,总是三句话不离鸟儿。

他们都真心热爱自己的职业,即使工作时间之外,也想着念着,全情投入,心无杂念。

一旦问他们如何理解工匠精神,这些工匠大多说不出什么,也不觉得工作多么了不起。答案里没有大词,但是平凡中更加打动人心,这大概就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工匠。


江南文化自带工匠基因

从2016年开始,上海市总工会每年都会进行“上海工匠”选树。今年,102名2019年“上海工匠”名单近日揭晓,至此上海已诞生了4批共计382名“上海工匠”。

与普通的选树活动不同,“上海工匠”参选人群不受性别、学历、职级、职称、技能等级、荣誉基础等条件限制。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上海工匠”?

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介绍,申报内容主要有几大方向。比如,是否具有工艺专长。是否体现领军作用,带了多少徒弟,有无培训,技能、技艺的传授范围是什么。是否做出突出贡献。此外,还有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个人自述等。

递交材料后,评选至少有3轮,其中有一轮需要面试答辩。面试分几组,每一组约10名面试官,均为该领域的“大佬”级人物。曾经有人申报材料看起来很好,但因相关专利问题答不上来而被淘汰。评选一年比一年严格,甚至还需要审查个人征信系统,确保没有失信行为。

从市总工会的工匠选树活动看,入选工匠以一线产业工人为主,尤其关注上海的新兴产业,如芯片、航海航天、生物医药等。客观上,比起前几年,工匠名单确实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今年平均年龄47岁,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只有27岁,平均工作年限31年。

“可能与大家印象中德高望重、满头白发的老匠人不同。”一位工作人员形容。

在国庆假日期间播完的《上海工匠》纪录片第五季,正是从今年这批工匠名单中选择了其中10人进行拍摄。与此同时,9月28日,有着近一个世纪历史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大楼经过外墙整修焕然一新,上海工匠馆正式开馆。

从历史上看,上海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中国民族品牌的发源地,能工巧匠的孕育地。“上海师傅”一度是“工匠精神”的代名词。

如何理解上海与工匠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受到江南文化的影响。”上海史研究学者苏智良教授说。江南文化讲究精致,尤其这片区域人多地少,必须精耕细作,任何一个角落、细节都要讲究。宋代以后,各种手工艺在江南兴盛,如玉器、家具、苏绣、丝绸等。手工艺特别需要工匠精神,所以自古以来,江南文化就充满工匠基因。

其次,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开始了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它必然要求规范、严谨、尊重契约。19世纪,江南制造局等各企业在上海迅速发展,无数叫得响的品牌共同刻画了“上海制造”的美名,也让职业精神在这座城市世代相传。

苏智良提及一些细节,比如过去上海的一个跑堂的,手上抓一大把毛巾,直接把毛巾甩出去,毛巾能准确飞到每位客人手上,仿佛杂技。过去上海的扦脚师傅没有很多剪趾甲的工具,但就是能够做得让人舒服满意……

从江南文化里的手工业,到现代化工业,再到精益求精的服务业,这里的每个岗位都追求工匠精神,以工匠精神服务市民和生活。上海由此成为孕育能工巧匠的人才高地。

直至今日,工匠精神在上海的传承、更新、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未来工匠在中国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和趋势。

【对 话】


创新的背景下,重新理解“上海工匠”

记者: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工匠”?

苏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首先,打破片面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工匠不仅仅是精湛技艺的手艺人。掌握现代先进技术,或者把某个行当做到极致的人都可以是工匠。

其次,工匠精神更多是一种价值选择,特别指不着眼于短期功利,心怀毅力,坚持精益求精。

毕竟很多现代工种已经发生变化,创意、创新、研发也需要工匠精神,追求极致,充满毅力和勇气,不为外物所惑,沉下心攻坚克难,这就是现代和未来的工匠。

记者:但是如今社会上也有不少成功学的文章颇受欢迎,教人如何短期内高效实现利益最大化,与您说的工匠精神似有矛盾。在逐利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发扬工匠精神?

苏勇:现在的市场上,各种价值的企业都有。有追求急功近利的企业,也有追求极致、只把一件事或一类产品做好的企业。

客观上说,企业追求效率没有错,第一步先要活下来,第二步才考虑活得好,第三步是活得长。而当一个企业做到第二步、第三步时,就一定需要工匠精神。只有把东西做得有品质,才能让消费者有良好体验,形成品牌认同。

尤其现在的城市年轻人,消费习惯与老一代不同,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高美颜的产品花更多钱。也就是说,工匠精神其实能在年轻的消费市场获得青睐。

记者: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一度在网上爆红,因此有人认为工匠精神如果有好的表达方式,还是能感动年轻人。

苏勇:年轻人的心理一是看稀奇,对文物和技艺的欣赏;二是寻找一种平衡,当代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让人倍感焦虑,这时候看到别人竟然能静下心来几十年不变,仅仅打磨一个物件,惊奇的同时获得了某种短暂的心灵安抚

但千万不要以为年轻人喜欢看,就一定会沉下心学,因此改变的人估计还是少数。

记者:那么如何让年轻人产生这种价值动力?

苏勇:当代年轻人确实难免有浮躁、焦虑、急功近利的一面,这有外界压力的因素。

但是另一面,生活在物质相对富足的年代,经济压力没有老一辈人那么大,也有许多年轻人可以不计得失,全情投入,一心只为感兴趣的事情而付出,并且做到极致。

或许动机与老一代工匠略有不同,但其实殊途同归。

社会所能做的,是更加开放包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保护小众的工种,全社会对工匠表现出尊重,而不是用“成功学”的标准评判年轻人。

比如说,我去日本时,听说一个人做包子,从20岁做到60岁,大家称赞他为“职人”。但我们的年轻人如果一辈子只做包子,也没有开连锁店,大家就觉得他没出息。

所以社会需要更多包容的心态,需要真心认同工匠精神,而不是用一种单一价值来评判成功

记者:创新、开放、包容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品格。因此工匠精神能在上海的土壤得到认可,并非偶然。

苏勇:上海的服务业比重早已超过制造业,今天上海来谈工匠精神,势必赋予一些本土的文化特征

这座城市,一直有一种独特优势,可能并不适合拼速度起家、“野蛮生长”的纯互联网模式竞争,也不太依赖政策红利短期爆发性增长。上海具备的是人才优势、知识优势、文化融合优势,可以长时间持续不断地释放活力,脚踏实地一步步来,更适合长远。这恰恰符合工匠精神。

记者: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重复性的枯燥劳动,有一些工匠岗位即将消失。对打造科创中心的上海而言,未来工匠的价值是什么?

苏勇:我认为“微笑曲线”的两端,人工智能仍然不能轻易取代,一端是研发,一端是营销,它们仍然需要人的创意。消费者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掌握消费者不可捉摸的瞬息万变的心理很难,机器或许可以通过大数据复制既有的高效模式,但未必能够创造新的东西。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创新的背景下,重新理解“上海工匠”,用心设计符合这座城市特色的文化样式和价值激励,显得尤为重要。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龚丹韵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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