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举行的第十届民盟文化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困境和更生”。他说，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就是乡村文化，乡村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坚定文化自信，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是乡村振兴战略极为重要的内涵，也是我们目前顶顶重要的工作。”

章义和说，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由。这一资源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解说：“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今天的乡村文化建设便是在实现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满足广大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建设新的乡村精神和乡村理想，享受美好的新生活。”章义和说，这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要义所在。

民盟先辈陶行知在经过数年探索和思考后发现: 中国乡村教育把道给走错了！这种教育“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田，穿衣不种棉”；这种教育“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这种教育“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这种教育“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这些话，我们今天听起来依然毛骨悚然，因为八十多年前的话与今日的生活是贴合的，我们的乡村教育依然‘是与农村生活无关的教育’。”章义和说，没有“乡下人”的文化自信，这也构成了农村孩子一旦离开乡村，就走上“不归路”的内在原因。

在谈到传统乡村文化的特征时，章义和认为，传统的乡村文化是土性的、宗法的、亲贤的，同时也是温暖的、包容的。但“进入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浪潮，动摇了乡村文化的基础”，章义和称，农民“离土”，原有的与土地相关的农业生产、生活节奏相配套的节庆仪式趋于式微。国家政权直接管理乡村，乡村不再是强调血缘与地缘存在的生活共同体，而是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共同影响下的政治共同体。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政府建构出一个以城市人口利益为重的城乡体系，乡村文化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基础和依托。

“乡村城市化的后果我们暂时还无法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造成了乡村文化、道德伦理的衰落以及农民在精神观念上进退失据。”章义和说。

章义和认为，在乡村原生稳态的环境被摧毁以后，乡村文化的传承方式和发展路径就变得特别重要。我们也看到不少有识有为之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从而构成新时代乡村文化转型发展的积极因素。

比如，在乡村文化的经济基础方面，目前不少地方推动乡村文化与旅游经济的结合，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并进。“乡村旅游的开展能够扭转当地居民的生存条件，恢复民族记忆以及与民族身份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

再如，乡村文化的发展路径方面，也有一些地区在探索，像浙江省目前正大力建设的乡村文化礼堂，便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尝试。有些乡村依托自身特有的自然和人文

历史资源享赋，如农耕文化、孝德文化、戏曲文化、运河文化、渔俗文化等，把散落在乡间的民风民俗、民间曲艺、民间工艺重新融入现代乡村建设中，从精神源头强化文化的乡愁因子，增强乡村文化的独特性。

又如在乡村文化的功能性方面，一些地方的乡村春晚正发挥着良好的导向作用。近两年，浙江、安徽、甘肃、江西、河南等地出现了农民自编自导自演、土味十足又不失精彩的乡村春晚，增加了年味，留住了乡愁，保存了乡音，纯化了乡情，使回家的游子对家乡多了一份留恋与期盼，也吸引了不少城里人到乡下过年，成为新时代农村的文化新景观。

“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文化，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转变。乡村文化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更生，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章义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