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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江苏末代巡抚孙女,一生一事,获共和国70周年纪念章〡我对陈毅市长说,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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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19-10-04 06:06
摘要:年近百岁人在病房依然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全文5825字,读完约8分钟




江苏末代巡抚程德全孙女、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园林局长、年近100岁的元老级专家程绪珂,就像一株树木绿植,不断在光合作用下释放氧气,给人自然清新、生机勃勃的感觉。每次去华东医院见她都被“治愈”


1

“爷爷耿,我也是”


程德全退隐古镇木渎时,常给人写对联,每次不要别人在旁,只要小孙女帮手。他写一字,程绪珂便拉一下长长的纸,祖孙俩高高兴兴。

近百年后,中秋节前,孙女翻开晚辈特意为她制作的家庭照片集,指着头一张,干脆短促地说:“爷爷!”

再翻一页,“爸!”“妈!”

都知道程德全从政,不大有人知道,他、儿子、孙女,都与园林有不解之缘

儿子程世抚,设计建造了今天上海的人民公园。

上海跑马厅远眺。解放后,北部辟为人民公园。

人民公园建园时,上海市民义务劳动的场景。

 

建成后的人民公园一角。  解放日报记者 俞创硕 董为焜 摄

坐风车多么好玩啊!  解放日报记者 俞创硕 董为焜 摄

程德全自己,主政黑龙江时,在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造了“中国人自己建的第一座公园”

1900年,沙俄悍然入侵东北,程德全挺身挡在炮口前,跳进寒冷江水,躺在雪地不起,竭力周旋,力阻敌军开火,力护齐齐哈尔城池与难民。

1907年他造的公园,今天还在。纪念他以身御难之碑,他的铜像,也立在那。

对祖父“印象很深”的程绪珂说:“爷爷这个人,耿!”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是。”

祖母也很有个性。当年在四川老家,家境贫穷,老屋被收,祖母就带着一家老小,在一处悬崖下的一块平地上自建茅草房,“即岩为屋”,奉程德全之母以居

程绪珂说,自己从小,就是被这样一位女性带着睡的。

她的耿,是“寸土必争”。


2

不是地少人多

而是地太少、人太多


第一次见她时,她很客气,问:你想聊些什么?说了两个问题,她都笑笑,不开声。说到下面这个问题时,她开口了。

记者问:前不久采访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局长施奠东,谈到1953年谭震林拍板,不让浙大往南扩建,腾出空间造了杭州植物园,在一所大学与一座植物园之间选择了后者。上海也有一些事例,让人感到解放初期的那一批领导人,思想很先进,当时就很重视公共绿化事业。可是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到上世纪90年代,还排在全国后面,主要的制约究竟是什么?

她立即开口:没有土地。

不是地少人多,而是地太少、人太多。

所以她寸土必争。

“陈毅市长跟我是四川老乡。人家看到市长都有点害怕。我不怕。他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市长讲什么,你敢反对。我就跟他说,市长啊,下面人反对,说得对的,听了就是好市长,不听,过后慢慢地听,他还是好市长。结果陈毅讲,你这个小嘴巴怎么这么厉害。”阳光照进病房,程绪珂坐在椅上,抿着嘴笑。

针对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财政捉襟见肘,她提出一系列极具上海特点的经典绿化理念:“见缝插绿”“寸土不让”“先求其有,后求其精”“先普及后提高”“恢复、巩固、发展市区绿化,适当发展郊区绿化”……

都被采纳了。

国庆前夕第四次见她时,正巧看到两天前送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郭泉真 摄

针对社会不少方面,限于历史客观条件,不断发生的侵绿占绿毁绿、要把图纸改来改去等实际冲突和要求,她都拒绝了。

虽然很不容易。

有人提出,人民公园,要改成一个漂漂亮亮、四季有花的地方,让人民欣赏花。

“我说我不同意,要多样化,以树为主。他们没得话讲。”程绪珂说了句四川话。

“经常叫我改这改那,我不听。”据说当年,她常为争地护绿,哭鼻子。

又曾被当面直斥:你是吃树叶子长大的吗?

记者倒是亲眼见到,女儿在旁摇头直叹:她啊,一心只有工作。所以当年孩子们离开上海,她从没插手。

倒是陈毅市长关于竹子的一个建议,她听了。


3

陈毅上课“说竹”


上海人都熟悉这个名字:西郊公园。

1954年它开园10天,紧急关闭,“前往游览的市民远远超过该园原设计的最大容纳量”。整修半月再开。

后来,惊雷声中,毛主席转送给上海的一头云南野生大象“南娇”,撞过两道铁栏杆,从公园“出逃”了

找到时,它正在一个村庄里,“舞弄着鼻子大发威风”。香蕉不吃,哄也不听,四周都是居民住房。关键时刻,一位管象的人迅速爬到它身上,唤着它的名字,抚慰它,慢慢带回。

刊登于1956年6月24日《解放日报》

在当时,一头大象,万人瞩目。

这便是曾经的上海。当时的西郊公园,去一趟并不轻松,却还是人山人海。全市的公园,也还没几座。可看的东西,也远不如今。而人们热情如潮。和当时方方面面的建设、尤其公共事业的发展一样,园林绿化一点点新进展、新去处,公园里的具体细节,都会引起许多人的热切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陈毅市长曾仔仔细细,现场视察当时“旧貌换新颜”的老公园中山公园,一一查看布局、园景、风貌,认真琢磨后,对程绪珂说:搞得不错呀,是不是少了一样东西——竹子。

“他给我上了一堂课,讲竹子在生活中的种种实际用处,讲当年行军打仗,过河时的竹筏、抬伤员的担架,甚至临时造房子……”程绪珂觉得说到了点子上,“我说,‘要的’。他开心了。”

“要的”,是因为一个根本观念:生态。


4

“命根子”


程绪珂一直主张,苗木,是城市园林绿化的命根子。

这涉及一个基本观念:园林绿化,不是只为观赏,更要生态实用。

和她长期工作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提供了不少细节。

比如,早在解放之初,她父亲就曾说过,公园姓“公”,不是私家园林,根据谁的个人喜好,风格改来改去,也不仅仅是这儿搞一个假山,那里做一个山洞,公园应该多种树木,才能改善生态环境。程绪珂进一步付诸行动。她“狮子大开口”,向陈毅市长要6000亩土地,用做苗木生产基地。

当时仅有的虹桥苗圃,大约100亩,还种有花卉。

三年后,上海专业苗圃的面积,比1949年大大跨越了一步。现在的上海植物园,就是当年新辟的龙华苗圃。现在的共青森林公园,就是当年新辟的共青苗圃。

1979年3月12日,新中国第一个植树节,邓小平扛着工具,在北京南郊和群众一起植树造林。植树,其实就是在栽培程绪珂视为园林绿化“命根子”的苗木。

第二次采访那天上午,遇见两人前来探望。其中一位,1961年大学毕业刚到上海工作时,曾从徐家汇走到闵行,一路步行30多公里,去数马路上的行道树。

后来,这位女孩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虹口、杨浦、黄浦……

这是程绪珂的安排。

目的,就是要真切摸清楚,上海的树。

“要按照道理来。多少人口,需要多少绿化才是最合理的,要求得这个数字。过去清楚也清楚的,但没有那么仔细和重视。”程绪珂一脸自豪,“我跟他们一起量。自己不动手,能带着人家动手啊?所以我会爬树啊,现在我还会爬。不爬怎么知道,树的具体情况?大树,中树,小树……管行道树的工人,统统都会爬树,那我必须也去爬树,一根绳子绑在身上。”

说“现在我还会爬”时,九旬老太太,自己先一乐。

程绪珂(右三)在农村考察时与村民一起午餐。


5

“鞋”“报”“床”“房”


一次工程迁移了一颗古银杏,后来,据说“自燃”了。

程绪珂说,自不自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银杏治百病。

1983年,《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颁布。本报上世纪80年代报道过的一个数据是:全市300年以上古树200多株,1000年以上的只有6株。

第三次采访,程绪珂有句话重复了三遍:香是香来糯是糯。

她说,古树,一定要立法,不立法,谁都眼红。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还小呢,银杏又叫白果树,白果炒了在街上卖,香是香来糯是糯。这么一来,每天要多少人买这个吃。后来给我否了,不许卖。

她说,古树到了年纪,价值不得了,治百病的。银杏,最先没人保护,当时大家还没有爱树种的这个思维。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噢,对治疗心脏病有好处,是世界性的树种,国外都很尊重的。后来,辰山植物园他们在研究了。

2002年,10月1日,正值国庆,新修订的《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2017年,上海时隔30多年,再一次启动大规模的古树名木普查。

古树名木仅仅是上海园林绿化70年无数工作之一。

鸟瞰延中绿地。周红钢 摄

从上世纪50年代重视苗木“命根子”,60年代“数行道树”摸清家底,80年代颁布古树名木规定,到上世纪90年代,一位市领导在元宵晚会走到时任市绿化局局长胡运骅面前,说:上海的绿化有了很大起色,过去,人家说我是马路市长,今后,我要做环境书记……

再到2000年前后,“超常规大手笔泼绿”的延中大型公共绿地建设,起初“5万平方米”的规划已经是史无前例,最后一再扩到了“23万平方米”。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一轮又一轮新发展、新奋斗,一个经典比喻成为耳熟能详:上海人均绿化面积,从1949年仅0.132平方米的“一双鞋”,持续增长为后来的“一页报”“一张床”,去年,达人均8.02平方米,相当于“一间房”……

这些,简述着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上海园林绿化人,辛勤耕耘,不懈奋斗,孜孜以求:洒向申城都是绿。

探望者说,她当年数的行道树,稀稀疏疏,根本遮不住太阳。

说这话时,从她身后窗户望出去,可见阳光和煦,城市绿荫掩映,枝繁叶茂树高。


6

“植物是万能”


记者问,园林绿化70年,您怎么总结?

程绪珂说,很简单,就一句——植物是万能。

“园林绿化,不光是观赏。生什么病,你离不开植物。过去有人不太重视植物。但其实,植物的功能可大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药用植物,可丰富了。我喜欢看这些,它就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药物学,可了不起了。所以那时我在苗圃工作,就专门搞一个药用植物园。后来慢慢扩大,到全国各地产各种药用植物的地方,去采回来。”她始终关注植物的应用、园林的“生态”,“过去有人笑我们,说,什么‘生态园林’?他们认为,花花草草,这叫园林。我反对。我说,对人类有益的,这个才叫园林。所以我写的东西,不是花花草草为主,而是应用。任何东西,任何事物,没有应用,这个事物要它干啥?占地皮啊?”

在程绪珂看来,“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是植物。宝贝最多的呢,也是植物”。

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意识超前,提“生态园林”。

程绪珂(右一)当年陪同倪天增副市长(右二)参观生态园林。

到晚年身在病榻,她依然不断拓展,赞赏“广义的绿地系统”之说,把农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资源都包括在内。

她提出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资源”的重任。

她认为未来园林绿化,应该在传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园林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九旬程绪珂,在病榻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7

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老人侃侃而谈。

且是主动开始的。看得出,是长期思考,一直想说。

而且思维清晰,话语生动,观点鲜明。

“我喜欢广泛性。我不喜欢派别。

“派别多,好处是大家可以广泛。缺点,这派是我,那派是他,就形成把人家看得很扁,把自己这派看得很重。

“我不喜欢。

“既然是搞园林的,大家一起来商量,广泛地研究。现在都讲,得我这派。

“这种所谓的派别越多,好东西慢慢就丢掉了。

我父亲也是学园林的。他读过哈佛,讲究一个‘广’。

“园林是非常广泛的东西,牵涉的面很广,学科也广,植物、建筑、美学、文化……它不能缺一的。牵涉的地方也广。只要对园林发展有益,不管是哪里的,都应该一样地看待,都拿来作为我的学习方面,这样你的园林也能广泛。否则,把园林放在一个笼子里,好像这就是我的派别,这还能发展吗?

今天上海的行道树,随手一拍便满眼是绿。  郭泉真  摄

“我认识的人里头,有的,去过好多国家,不照抄,把值得研究的带回来,对国内好的东西也不放弃。有的,是排挤别人,唯我独尊。唯我独尊也可以,但是思路,就不广了,就有所限制。所以不少人,很窄。

“不管是哪一派,你不要拒绝它,你也研究它。为什么西洋派它总是存在,总有它的特点吧?老古董派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有,它也有它的特点。你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这个是什么派,那个是哪个派,你派越多,我越不看。这种派多,不是把各方累积起来,而是自己的东西多,我要你这个干什么。

思想还要再解放。任何事物,任何的一个学科,它不发展,就停而不前。你等于是瞎子

“你如果说,这个学科,是发展的,它的眼睛就是雪亮的。它不但把中国看透,甚至于把中国的各个时期都看透,而且把世界的也看透。

“所以,过去很多人看不起园林咯,我们不跟人家争看得起还是看不起,我们争这个‘社会的需要’

“我感觉社会在进步,在进化。园林跟其他科学一样,它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前进当中来进化。”

……

程绪珂现在用的茶杯,上有“聊以清心”四字。  郭泉真 摄

身边人说,她还在时常看书,并会给人推荐,而且下一次谈读后感。

她身在病房,但视野依然开阔,关注行业发展前沿。

来探望的人亲热问她:好不好?答:不好。

——怎么不好?

——出不去。


8

“夹缝当中,为小孩争取一点”


这个中秋,她很争气,“身体棒棒”回了家。

那天在病房,看护阿姨放一段手机视频给大家看,录的是她在唱戏,《捉放曹》,咿咿呀呀。

她说,谁在念经啊?

大家又逗她,指着那本照片集一张4岁留影问,这是谁啊?她一迭声连说五个“我我我我我”,很凑趣。

程绪珂4岁时。也就是说,这是1926年的留影。

给她喝蜂蜜水,生气。给她喝甜梨水,不要。被逼无奈后,愁眉苦脸喝。完全一个老小孩。

第一次见她,她指着床边窗台上摆放的一张夫妻合影,给记者看,说,我老伴,走了。

程绪珂和丈夫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照片。    郭泉真 摄

她属狗,也极爱狗。窗台上还摆着一样东西,便是一只毛绒狗。小桌上摆满一排,也是各种狗模,每天和她相视。

离休后,她带团队,八年一本,用24年相继编撰了《中国花经》《中国野生花卉图谱》《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大家常在一起讨论,她家的狗,都能听得出脚步声。

记者曾路过华山儿童公园。早上,阳光树影。傍晚,老人小孩。最初只因注意到公园门口竖挂的牌上,白底黑字,“华山儿童公园”六字醒目,是周谷城先生所写。后来有次偶然走入,不禁惊讶。只见那么小一块地方,有儿童游乐设施,有亭子,有大树,有花草,有休憩椅子,有可以跳舞的空地,还有洗手间、管理房。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精致,刚好够用。心里暗赞。

这次采访才知,正是程绪珂,才有了这个袖珍奇观。

“只要有空地,就先拿来用。”1952年,小小角落里的这片荒芜空地、垃圾堆场,改造为公园。当时只有一个茅亭。后来不断改建更新,直至今日风景独好。

这里,被认为是程绪珂“寸土必争”的一个缩影,又何尝不是上海独具特点的园林绿化70年缩影之一。

许多年前,记者一位同事也曾惊奇发现,在浦东的家附近,有一处迷你公园,就巴掌那么点大,却满足了居民们日常需求。后来发现,上海似乎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程绪珂说:“这个对小孩最有利。你叫小孩爬好远的地方,他也爬不动。所以,面积稍微缩小一点,那么大人跟孩子呢,他的思维能力,就接近了。”

什么思维能力?

“不一定公园就是大大大,大得小孩不一定懂,太亏待小孩啊!小一点,孩子也能理解,一眼看过去,噢这是一个公园,公园的整体是这样的。”她说。

竭尽所能,“夹缝当中,为小孩争取一点”

不会有多少孩子,或者大人,知道自己正在玩耍休憩的这个公园,曾经有这样一位老人,及一批批上海园林绿化人,如此用心,不懈为之。

1983年7月,程绪珂给上海市小学生林学夏令营讲课。

从公共卫生、地铁到园林绿化,公共事业,往往就有这个特点。

涉及千家万户,就在日常身边,不经意间巨变,而背后,是大量默默的付出与热切,是无数投身者的接续奋斗与共同心愿。

七十年,如是。今后亦如是。

那天采访结束,走出华东医院,仰头只见绿树中一点阳光透射。    郭泉真 摄



程绪珂

1922年10月生于上海,解放前任圣约翰大学农学院助教、大同大学附中教师,1949年至1966年任上海市园林处副处长,1978年任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局长,1984年离休后,返聘任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园林设计院高级技术顾问等。1990年起,她作为主编之一牵头编著的《中国花经》等多部书籍,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程绪珂(右二)获中国风景园林名家荣誉。

栏目主编:陈抒怡 题图来源:记者自采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程绪珂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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