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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末代巡抚程德全孙女、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园林局长、年近100岁的元老级专家程绪珂，就像一株树木绿植，不断在光合作用下释放氧气，给人自然清新、生机勃勃的感觉。每次去华东医院见她都被“治愈”。

1

“爷爷耿，我也是”

程德全退隐古镇木渎时，常给人写对联，每次不要别人在旁，只要小孙女帮手。他写一字，程绪珂便拉一下长长的纸，祖孙俩高高兴兴。

近百年后，中秋节前，孙女翻开晚辈特意为她制作的家庭照片集，指着头一张，干脆短促地说：“爷爷！”

再翻一页，“爸！”“妈！”

都知道程德全从政，不大有人知道，他、儿子、孙女，都与园林有不解之缘。

儿子程世抚，设计建造了今天上海的人民公园。

上海跑马厅远眺。解放后，北部辟为人民公园。

人民公园建园时，上海市民义务劳动的场景。

建成后的人民公园一角。  解放日报记者 俞创硕 董为焜 摄

坐风车多么好玩啊！  解放日报记者 俞创硕 董为焜 摄

程德全自己，主政黑龙江时，在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造了“中国人自己建的第一座公园”。

1900年，沙俄悍然入侵东北，程德全挺身挡在炮口前，跳进寒冷江水，躺在雪地不起，竭力周旋，力阻敌军开火，力护齐齐哈尔城池与难民。

1907年他造的公园，今天还在。纪念他以身御难之碑，他的铜像，也立在那。

对祖父“印象很深”的程绪珂说：“爷爷这个人，耿！”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是。”

祖母也很有个性。当年在四川老家，家境贫穷，老屋被收，祖母就带着一家老小，在一处悬崖下的一块平地上自建茅草房，“即岩为屋”，奉程德全之母以居。

程绪珂说，自己从小，就是被这样一位女性带着睡的。

她的耿，是“寸土必争”。

2

不是地少人多

而是地太少、人太多

第一次见她时，她很客气，问：你想聊些什么？说了两个问题，她都笑笑，不开声。说到下面这个问题时，她开口了。

记者问：前不久采访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局长施奠东，谈到1953年谭震林拍板，不让浙大往南扩建，腾出空间造了杭州植物园，在一所大学与一座植物园之间选择了后者。上海也有一些事例，让人感到解放初期的那一批领导人，思想很先进，当时就很重视公共绿化事业。可是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到上世纪90年代，还排在全国后面，主要的制约究竟是什么？

她立即开口：没有土地。

不是地少人多，而是地太少、人太多。

所以她寸土必争。

“陈毅市长跟我是四川老乡。人家看到市长都有点害怕。我不怕。他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市长讲什么，你敢反对。我就跟他说，市长啊，下面人反对，说得对的，听了就是好市长，不听，过后慢慢地听，他还是好市长。结果陈毅讲，你这个小嘴巴怎么这么厉害。”阳光照进病房，程绪珂坐在椅上，抿着嘴笑。

针对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财政捉襟见肘，她提出一系列极具上海特点的经典绿化理念：“见缝插绿”“寸土不让”“先求其有，后求其精”“先普及后提高”“恢复、巩固、发展市区绿化，适当发展郊区绿化”……

都被采纳了。

国庆前夕第四次见她时，正巧看到两天前送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郭泉真 摄

针对社会不少方面，限于历史客观条件，不断发生的侵绿占绿毁绿、要把图纸改来改去等实际冲突和要求，她都拒绝了。

虽然很不容易。

有人提出，人民公园，要改成一个漂漂亮亮、四季有花的地方，让人民欣赏花。

“我说我不同意，要多样化，以树为主。他们没得话讲。”程绪珂说了句四川话。

“经常叫我改这改那，我不听。”据说当年，她常为争地护绿，哭鼻子。

又曾被当面直斥：你是吃树叶子长大的吗？

记者倒是亲眼见到，女儿在旁摇头直叹：她啊，一心只有工作。所以当年孩子们离开上海，她从没插手。

倒是陈毅市长关于竹子的一个建议，她听了。

3

陈毅上课“说竹”

上海人都熟悉这个名字：西郊公园。

1954年它开园10天，紧急关闭，“前往游览的市民远远超过该园原设计的最大容纳量”。整修半月再开。

后来，惊雷声中，毛主席转送给上海的一头云南野生大象“南娇”，撞过两道铁栏杆，从公园“出逃”了。

找到时，它正在一个村庄里，“舞弄着鼻子大发威风”。香蕉不吃，哄也不听，四周都是居民住房。关键时刻，一位管象的人迅速爬到它身上，唤着它的名字，抚慰它，慢慢带回。

刊登于1956年6月24日《解放日报》。

在当时，一头大象，万人瞩目。

这便是曾经的上海。当时的西郊公园，去一趟并不轻松，却还是人山人海。全市的公园，也还没几座。可看的东西，也远不如今。而人们热情如潮。和当时方方面面的建设、尤其公共事业的发展一样，园林绿化一点点新进展、新去处，公园里的具体细节，都会引起许多人的热切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陈毅市长曾仔仔细细，现场视察当时“旧貌换新颜”的老公园中山公园，一一查看布局、园景、风貌，认真琢磨后，对程绪珂说：搞得不错呀，是不是少了一样东西——竹子。

“他给我上了一堂课，讲竹子在生活中的种种实际用处，讲当年行军打仗，过河时的竹筏、抬伤员的担架，甚至临时造房子……”程绪珂觉得说到了点子上，“我说，‘要的’。他开心了。”

“要的”，是因为一个根本观念：生态。

4

“命根子”

程绪珂一直主张，苗木，是城市园林绿化的命根子。

这涉及一个基本观念：园林绿化，不是只为观赏，更要生态实用。

和她长期工作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提供了不少细节。

比如，早在解放之初，她父亲就曾说过，公园姓“公”，不是私家园林，根据谁的个人喜好，风格改来改去，也不仅仅是这儿搞一个假山，那里做一个山洞，公园应该多种树木，才能改善生态环境。程绪珂进一步付诸行动。她“狮子大开口”，向陈毅市长要6000亩土地，用做苗木生产基地。

当时仅有的虹桥苗圃，大约100亩，还种有花卉。

三年后，上海专业苗圃的面积，比1949年大大跨越了一步。现在的上海植物园，就是当年新辟的龙华苗圃。现在的共青森林公园，就是当年新辟的共青苗圃。

1979年3月12日，新中国第一个植树节，邓小平扛着工具，在北京南郊和群众一起植树造林。植树，其实就是在栽培程绪珂视为园林绿化“命根子”的苗木。

第二次采访那天上午，遇见两人前来探望。其中一位，1961年大学毕业刚到上海工作时，曾从徐家汇走到闵行，一路步行30多公里，去数马路上的行道树。

后来，这位女孩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虹口、杨浦、黄浦……

这是程绪珂的安排。

目的，就是要真切摸清楚，上海的树。

“要按照道理来。多少人口，需要多少绿化才是最合理的，要求得这个数字。过去清楚也清楚的，但没有那么仔细和重视。”程绪珂一脸自豪，“我跟他们一起量。自己不动手，能带着人家动手啊？所以我会爬树啊，现在我还会爬。不爬怎么知道，树的具体情况？大树，中树，小树……管行道树的工人，统统都会爬树，那我必须也去爬树，一根绳子绑在身上。”

说“现在我还会爬”时，九旬老太太，自己先一乐。

程绪珂（右三）在农村考察时与村民一起午餐。

5

“鞋”“报”“床”“房”

一次工程迁移了一颗古银杏，后来，据说“自燃”了。

程绪珂说，自不自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银杏治百病。

1983年，《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颁布。本报上世纪80年代报道过的一个数据是：全市300年以上古树200多株，1000年以上的只有6株。

第三次采访，程绪珂有句话重复了三遍：香是香来糯是糯。

她说，古树，一定要立法，不立法，谁都眼红。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还小呢，银杏又叫白果树，白果炒了在街上卖，香是香来糯是糯。这么一来，每天要多少人买这个吃。后来给我否了，不许卖。

她说，古树到了年纪，价值不得了，治百病的。银杏，最先没人保护，当时大家还没有爱树种的这个思维。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噢，对治疗心脏病有好处，是世界性的树种，国外都很尊重的。后来，辰山植物园他们在研究了。

2002年，10月1日，正值国庆，新修订的《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2017年，上海时隔30多年，再一次启动大规模的古树名木普查。

古树名木仅仅是上海园林绿化70年无数工作之一。

鸟瞰延中绿地。周红钢 摄

从上世纪50年代重视苗木“命根子”，60年代“数行道树”摸清家底，80年代颁布古树名木规定，到上世纪90年代，一位市领导在元宵晚会走到时任市绿化局局长胡运骅面前，说：上海的绿化有了很大起色，过去，人家说我是马路市长，今后，我要做环境书记……

再到2000年前后，“超常规大手笔泼绿”的延中大型公共绿地建设，起初“5万平方米”的规划已经是史无前例，最后一再扩到了“23万平方米”。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一轮又一轮新发展、新奋斗，一个经典比喻成为耳熟能详：上海人均绿化面积，从1949年仅0.132平方米的“一双鞋”，持续增长为后来的“一页报”“一张床”，去年，达人均8.02平方米，相当于“一间房”……

这些，简述着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上海园林绿化人，辛勤耕耘，不懈奋斗，孜孜以求：洒向申城都是绿。

探望者说，她当年数的行道树，稀稀疏疏，根本遮不住太阳。

说这话时，从她身后窗户望出去，可见阳光和煦，城市绿荫掩映，枝繁叶茂树高。

6

“植物是万能”

记者问，园林绿化70年，您怎么总结？

程绪珂说，很简单，就一句——植物是万能。

“园林绿化，不光是观赏。生什么病，你离不开植物。过去有人不太重视植物。但其实，植物的功能可大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药用植物，可丰富了。我喜欢看这些，它就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药物学，可了不起了。所以那时我在苗圃工作，就专门搞一个药用植物园。后来慢慢扩大，到全国各地产各种药用植物的地方，去采回来。”她始终关注植物的应用、园林的“生态”，“过去有人笑我们，说，什么‘生态园林’？他们认为，花花草草，这叫园林。我反对。我说，对人类有益的，这个才叫园林。所以我写的东西，不是花花草草为主，而是应用。任何东西，任何事物，没有应用，这个事物要它干啥？占地皮啊？”

在程绪珂看来，“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是植物。宝贝最多的呢，也是植物”。

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意识超前，提“生态园林”。

程绪珂（右一）当年陪同倪天增副市长（右二）参观生态园林。

到晚年身在病榻，她依然不断拓展，赞赏“广义的绿地系统”之说，把农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资源都包括在内。

她提出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资源”的重任。

她认为未来园林绿化，应该在传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园林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九旬程绪珂，在病榻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7

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老人侃侃而谈。

且是主动开始的。看得出，是长期思考，一直想说。

而且思维清晰，话语生动，观点鲜明。

“我喜欢广泛性。我不喜欢派别。

“派别多，好处是大家可以广泛。缺点，这派是我，那派是他，就形成把人家看得很扁，把自己这派看得很重。

“我不喜欢。

“既然是搞园林的，大家一起来商量，广泛地研究。现在都讲，得我这派。

“这种所谓的派别越多，好东西慢慢就丢掉了。

“我父亲也是学园林的。他读过哈佛，讲究一个‘广’。

“园林是非常广泛的东西，牵涉的面很广，学科也广，植物、建筑、美学、文化……它不能缺一的。牵涉的地方也广。只要对园林发展有益，不管是哪里的，都应该一样地看待，都拿来作为我的学习方面，这样你的园林也能广泛。否则，把园林放在一个笼子里，好像这就是我的派别，这还能发展吗？

今天上海的行道树，随手一拍便满眼是绿。  郭泉真  摄

“我认识的人里头，有的，去过好多国家，不照抄，把值得研究的带回来，对国内好的东西也不放弃。有的，是排挤别人，唯我独尊。唯我独尊也可以，但是思路，就不广了，就有所限制。所以不少人，很窄。

“不管是哪一派，你不要拒绝它，你也研究它。为什么西洋派它总是存在，总有它的特点吧？老古董派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有，它也有它的特点。你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这个是什么派，那个是哪个派，你派越多，我越不看。这种派多，不是把各方累积起来，而是自己的东西多，我要你这个干什么。

“思想还要再解放。任何事物，任何的一个学科，它不发展，就停而不前。你等于是瞎子。

“你如果说，这个学科，是发展的，它的眼睛就是雪亮的。它不但把中国看透，甚至于把中国的各个时期都看透，而且把世界的也看透。

“所以，过去很多人看不起园林咯，我们不跟人家争看得起还是看不起，我们争这个‘社会的需要’。

“我感觉社会在进步，在进化。园林跟其他科学一样，它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前进当中来进化。”

……

程绪珂现在用的茶杯，上有“聊以清心”四字。  郭泉真 摄

身边人说，她还在时常看书，并会给人推荐，而且下一次谈读后感。

她身在病房，但视野依然开阔，关注行业发展前沿。

来探望的人亲热问她：好不好？答：不好。

——怎么不好？

——出不去。

8

“夹缝当中，为小孩争取一点”

这个中秋，她很争气，“身体棒棒”回了家。

那天在病房，看护阿姨放一段手机视频给大家看，录的是她在唱戏，《捉放曹》，咿咿呀呀。

她说，谁在念经啊？

大家又逗她，指着那本照片集一张4岁留影问，这是谁啊？她一迭声连说五个“我我我我我”，很凑趣。

程绪珂4岁时。也就是说，这是1926年的留影。

给她喝蜂蜜水，生气。给她喝甜梨水，不要。被逼无奈后，愁眉苦脸喝。完全一个老小孩。

第一次见她，她指着床边窗台上摆放的一张夫妻合影，给记者看，说，我老伴，走了。

程绪珂和丈夫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照片。    郭泉真 摄

她属狗，也极爱狗。窗台上还摆着一样东西，便是一只毛绒狗。小桌上摆满一排，也是各种狗模，每天和她相视。

离休后，她带团队，八年一本，用24年相继编撰了《中国花经》《中国野生花卉图谱》《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大家常在一起讨论，她家的狗，都能听得出脚步声。

记者曾路过华山儿童公园。早上，阳光树影。傍晚，老人小孩。最初只因注意到公园门口竖挂的牌上，白底黑字，“华山儿童公园”六字醒目，是周谷城先生所写。后来有次偶然走入，不禁惊讶。只见那么小一块地方，有儿童游乐设施，有亭子，有大树，有花草，有休憩椅子，有可以跳舞的空地，还有洗手间、管理房。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精致，刚好够用。心里暗赞。

这次采访才知，正是程绪珂，才有了这个袖珍奇观。

“只要有空地，就先拿来用。”1952年，小小角落里的这片荒芜空地、垃圾堆场，改造为公园。当时只有一个茅亭。后来不断改建更新，直至今日风景独好。

这里，被认为是程绪珂“寸土必争”的一个缩影，又何尝不是上海独具特点的园林绿化70年缩影之一。

许多年前，记者一位同事也曾惊奇发现，在浦东的家附近，有一处迷你公园，就巴掌那么点大，却满足了居民们日常需求。后来发现，上海似乎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程绪珂说：“这个对小孩最有利。你叫小孩爬好远的地方，他也爬不动。所以，面积稍微缩小一点，那么大人跟孩子呢，他的思维能力，就接近了。”

什么思维能力？

“不一定公园就是大大大，大得小孩不一定懂，太亏待小孩啊！小一点，孩子也能理解，一眼看过去，噢这是一个公园，公园的整体是这样的。”她说。

竭尽所能，“夹缝当中，为小孩争取一点”。

不会有多少孩子，或者大人，知道自己正在玩耍休憩的这个公园，曾经有这样一位老人，及一批批上海园林绿化人，如此用心，不懈为之。

1983年7月，程绪珂给上海市小学生林学夏令营讲课。

从公共卫生、地铁到园林绿化，公共事业，往往就有这个特点。

涉及千家万户，就在日常身边，不经意间巨变，而背后，是大量默默的付出与热切，是无数投身者的接续奋斗与共同心愿。

七十年，如是。今后亦如是。

那天采访结束，走出华东医院，仰头只见绿树中一点阳光透射。    郭泉真 摄

程绪珂

1922年10月生于上海，解放前任圣约翰大学农学院助教、大同大学附中教师，1949年至1966年任上海市园林处副处长，1978年任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局长，1984年离休后，返聘任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园林设计院高级技术顾问等。1990年起，她作为主编之一牵头编著的《中国花经》等多部书籍，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程绪珂（右二）获中国风景园林名家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