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人献给祖国70华诞的电影《攀登者》是一部气势恢宏、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大片。在1960、1970物质匮乏年代里，中国登山队员实现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峰的壮举本身蕴含了大量看点，极寒气候、缺氧环境、险峻的大山、陌生的征途、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构成阻挡主人公登顶的重重障碍，使得影片在呈现人与自然搏斗的视觉奇观之外也拥有饱满的情节张力。

然而《攀登者》真正动人之处却并非情节和画面，而是全片洋溢的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攀登者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全片、荡气回肠，让我们走出影院仍激动不已。在笔者眼里，或者说在《攀登者》这部影片里，这种攀登者精神有丰富的内涵。

所谓攀登者精神，首先是一种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众所周知，海拔八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世界第三极，常年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登上它需要超强的体力、耐力和高超的技巧，这是一座让人望而生畏的神山。而从常年得不到日照的大山的阴面，也就是位于我国境内的珠峰北坡登顶更是难上加难，前无古人。然而，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到英雄的中国人民。1960年，在国家还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条件下，中国登山队员硬是以简陋的登山装备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北坡登顶。此后，又在1975年再次登顶，并完成了首次觇标测绘，测得珠峰的高度为8844.43米，这一高度后来为世界采用。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坚持不懈、久久为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事实上，中国的两次登顶珠峰都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登顶是在原定的中苏联合登山队突然解散，中国人一缺经验、二缺装备的情况下完成的。不幸的是由于这次登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国际上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以影片中的方五洲（吴京饰）为代表的中国登山人即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里，也从未放弃再次登顶的目标，始终默默训练、保持体力，终于在15年后，收到了国家再次组建登山队的召唤，完成了二次登顶的夙愿。胡歌饰演的登山队员杨光在经历了登顶失败并承受截肢之痛后，几十年不放弃，终于在暮年完成了全球第一例靠假肢登顶的壮举。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甘为人梯、甘于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片中，吴京饰演的方五洲在第一次登顶时为了协助队友征服8680米处的第二台阶——一处无法固定钢锥的4米高峭壁，一处让英国登山家无功而返的天然屏障，毅然决定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上去，在极度缺氧的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搭起了人梯，而张译饰演的曲松林为了避免踩伤队友脱掉了登山靴，以至于冻伤脚趾留下残疾。此后，曲松林虽然无法再次登顶，但他承担起了训练新一批队员的重任，甘为1975年二次登顶的人梯。胡歌饰演的登山队员杨光则是因为途中休息时把睡袋留给需要的队友，自己在高寒的风雪中苦熬，才不得不截肢的。中国人之所以历经几千年的苦难而愈挫愈强，就是因为有这些甘为人梯、甘于牺牲奉献的民族脊梁在。

攀登者精神还是一种团结一致、相互协作、共克难关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登山队在国家条件艰苦的岁月里能够完成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上有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挤出经费支持购置必要的装备，支持训练，还有当地驻军和藏族同胞在高寒地区修筑道路、保障后勤。具体到登山队，则离不开气象、通讯、医疗、后勤各部门的协作和保障，离不开现场的指挥。虽然最后登顶的只有几个人，但是整个登山队却是由数百人组成。章子怡饰演的徐缨作为一位留苏回国的气象专家就为登山任务的指挥和实施提供了有效的气象资料和及时的气象预警。作为非职业登山运动员，在高海拔地区工作，他们面临的危险一点也不比登山运动员差。但为了保障任务完成，无数幕后英雄都在默默奉献着，因为集体主义精神早已浸透在共和国一代的血脉里。

攀登者精神更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1960年中国人的攀登珠峰与今天登山运动爱好者们征服天险不同，既有宣示主权的目的，也有为中国人争气的目标，是一次为国登顶。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爱国主义是引领攀登者们的最高精神。正是为了祖国利益，攀登者们才不畏艰险、勇于攀登，才自我牺牲、甘于奉献，才不计得失、团结协作，才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因此，观众在电影《攀登者》中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征服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中华民族昂首世界之林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生为中国人、深爱共和国的爱国情怀。

因此，在我们感谢包括香港电影人在内的电影工作者所付出的辛苦、赞许他们的艺术才华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电影《攀登者》的成功，首先在于这一历史事件及其所体现的攀登者精神伟大而宝贵，同时得益于我们广大观众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骄傲的中国人。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