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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造”一座城?80岁的陈定模与今日正式成立的龙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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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定模 2019-09-25 15:43
摘要:当年的一片荒滩怎么吸引人、留住人?

【编者按】今日,县级龙港市正式成立。以原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的行政区域为龙港市的行政区域。龙港市由浙江省直辖,温州市代管。作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自1984年建镇以来,历经从小渔村到农民城、从农民城到小城市培育、从小城市培育到撤镇设市。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龙港镇委书记的陈定模,大胆地提出土地有偿使用和梯度移民的设想,参与了农村城镇化的关键改革。今年80岁的他,给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发来一篇长文(有删改),讲述龙港“初创”的故事。当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至今动人。

80岁的陈定模接受记者采访。 陈抒怡 摄

我1939年2月出生于钱库镇陈家堡村一家农民家庭,8岁丧父,一家十口靠母亲抚养成人,母亲是一位漂亮而善良的小脚女人,她人缘好、口碑好,与人为善,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供我上了初中半年,因家境困难辍学了,15岁时带着母亲弟弟到福鼎逃荒。1955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新华书店、供销社当过营业员,1958年调进工厂工作,1977年到平阳县委宣传部。曾任宣传部党组织成员、理论组组长,1981年春任钱库区委书记兼区长,1984年6月任龙港镇委书记。

龙港本是一个“指挥部”

我来龙港工作之前,这里有一个“龙江港区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为什么要成立“指挥部”呢?

说来话长,1981年3月6日 ,中共平阳核心小组、平阳县革委会,向中共浙江省核心小组、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关于要求分县问题的报告》。1981年国务院颁发了(81)国 63号文件和浙江省革委会发了浙政(1981)68号文件《关于平阳县分为平阳县、苍南县的通知》,1981年10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建立中共苍南县委员会,规定平阳、苍南两县正式分县办公。分县后苍南县因受条件限制,苍南县委、县革委会仍在平阳县城关办公。

1982年2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殷体扬,离家五十年多春节回苍南县金乡老家探亲,应邀在温州专员公暑会议室召开的温州地区建筑学会会上作学求报告,他站在客观的立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自然和经济规律出发,对苍南县城选址问题,从整体结构、经济效益、安全水资源供给、出海口、节约良田、水陆交通、保护环境、经济基础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苍南县应在沿江设治较为合理。

1982年2月3日《浙南日报》把殷体扬教授的个人学术报告原文登出,灵溪镇的个别干部和群众看了报纸后,错误地认为县委有意改变国务院(81)63号文件,关于苍南县委机关设在灵溪镇的决定。一些群众的恐慌担心县城选址会变,闹出了不小的风波。后来风波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息了,但给江南(龙港)和南港地区(灵溪)的干部群众造成的心理创伤在短期内是难以平息。

为了修复两地干部群众的思想隔阂,当时领导是相当有智慧,他们立即决策苍南县政治文化中心在灵溪,经济中心在龙港,并举出大量国内外政治和经济中心分设的例子,如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加拿大的多沦多和渥太华,国内的北京和上海……对两地干部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经过县委多年的正确引导和在人事安排,项目投资等方面做到两地的平衡,一碗水端平。随着时间的推延,原来的两地的思想隔阂也在不断淡化。

1982年4月9日,温州行署发文批准成立“龙江港区建设指挥部”,由于“指挥部”是临时机构,不具备政府一级的权力和职能,无法制定政策和指挥其他乡和县属国营商公司,因为“指挥部”与乡、公司不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指挥部”只有协调、服务功能,当时计划经经济指令下,他只能按照政府投资去搞建设。因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龙港市正式成立前,不少龙港人去镇政府门前拍照留念。 陈抒怡 摄

立下“军令状”去龙港当书记

为了加快龙港经济中心建设步伐,浙江省政府于1983年10月12日批准成立龙港镇人民政府,同时撤销龙江港区“指挥部”。在1984年3月中旬,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在龙港江滨饭店召开三个区书记的现场办公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加快龙港建设步伐并强调龙港建设靠县里投资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苍南县刚从平阳分开,百业待兴,到处要钱,政府不可能给龙港建设大量投资。“今天请大家来出主意、想办法。”胡万里书记讲了后,会场沉默了几分钟,没有一个人发言,胡书记指着我说:“定模,您这个人点子多,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听听。”我略作思考讲:“县委真的要把龙港搞起来,靠计划经济的思维搞不行,靠国家投资更不行,唯一的办法靠人民城市人民建,现在农村有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出现了不少“万元户”,动员到龙港投资就可以了,我建议金乡、钱库、宜山三个区,每个区在龙港建一条街。

空中俯瞰龙港市夜景 视觉中国

有人讲,土地征用后劳动力怎么安置?我讲这个好办,我区在龙港投资建百货大楼,安置一部分失地农民劳动力、个体户,还可以在临街开各种各样的商店,办一些工厂解决劳动力问题。”有人说:“老陈,你这个傻瓜,怎么这么做?我们把自己精英送出去,我们区怎么办?”我说:“你们不用担心,经济就像一片森林一样,把大树砍掉以后,下面的第二批的树就长出来了,大树老在那里不砍,下面的树怎么长上来?”开会结束的时候胡书记同意按照我的意见办,要求各区回去立即行动,动员“万元户”到龙港投资。当时县里的主要领导是很支持的,他们没办法,怎么能不支持?钱拿不出来,龙港建设不起来,老百姓会有意见的。

后来我回去了,回去就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牵头,区企业站具体负责,办公室就设在区企业站。我们就在钱库戏院开动员大会,像大学讲座一样,在各地张贴海报,愿意听就来听,当时来的人不少,估计有一千人左右。我说:“钱库是农村,地方小,辐射能力比较弱,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龙港是全县的经济中心,将来要建起来,肯定比钱库好,那个舞台比较大,发展空间大,你们可有所作为。”我就想把老百姓动员到龙港来。当时老百姓心里最想的两件事,一个城镇户口,二是很想在城镇里有一块地,盖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城镇户口,子女当兵、参军、招生、入学、娶媳妇、女儿嫁人都好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隔离,工农差别是很大的。我说:“到龙港镇可以给你们城镇户口,给你批地盖房,开公司,办工厂。”老百姓一听,觉得这个好,不到一个月就登记了九百多户。

后来我就跟区委翁云初副书记还有区企业站站长李步法三人,开着小船到了龙港,刚上任的龙港镇长接待我们,他不同意我们送给他们九百多户的“万元户”。我说:“县委在这里召开现场办公会议不是说好了的吗?我给龙港送来精英九百多户搞建设。”他说:“这个不行。”我说:“上次开会你没有参加,胡万里书记讲了钱库在你这里建条街。”他说:“你建一条街,土地证用怎么搞?用地指标哪里来?就算有土地,劳动力怎么办?”我说:“哎呀,你这么说,你叫我怎么办?我回去怎么跟老百姓交代,我们当领导的不能失信于民,我今后还怎么工作啊?”

当时是1984年4月份,后来刚好有撤区扩镇,区划调整,干部大调动,我得到内部消息:县委决定我调到县机关工作,任命书第二天十点半就要在大会上宣布,我就晚上先去找胡万里书记,开始胡万里书记不同意,我说:“我要求去龙港工作是被你害的,上次在江滨饭店开三个区书记现场办公宣言,你同意我的建议,各区动员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一条街,我好不容易动员的九百多户的‘万元户’送给龙港,他们不接受,怎么办?我被老家的人骂死了,我退休了还得回去的,我还有什么脸面见我们的父老乡亲。我只有龙港一条路。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说:“这个想法倒挺好,我个人表示同意,这事要常委集体定,你去跟常委们都讲一讲。”因为班子第二天就公布了,这件事比较难,我如果到龙港来,龙港的书记、镇长要到别的地方去,全盘打乱了,要重新洗牌。这样我就连夜去每个常委的家都走了一遍,说明我要求的原因和理由。最后我到刘晓骅县长办公室,他说:老陈你发疯了没有?你到那个地方,人、钱、企业都没有,县里不可能给你钱。我说:我不要钱,但是你要给我权力,我要搞改革开放,没有权是寸步难行,如果我以权谋私,依法严惩。

他说:“你真能建设好龙港?你心里有底吗?你给我讲心里话,不要一时冲动。”我说:“我心里有数,我相信我自己能成功。我给你立下军令状,三年还你一个镇。”

后来,为了我的要求县委临时召开常委会复议干部调配方案,会议开到早上十一点钟都停不下来了,县里几位主要领导都很支持,有人说:“相信他去能把事办成,谁有他的勇气,拍着胸脯立军令状。龙港是水不清、路不平、灯不明的地方。你们就让他去吧。最后就这样定下来了,把龙港的书记调到宜山去,镇长调到马站当书记。我就到龙港任书记了。

视觉中国

一片荒滩怎么吸引人、留住人

当时,一片荒滩的龙港镇才7000多人口,比一个乡还小,镇里只有一架电话机还要转接,甚至连一家理发店也没有,而我原来所在的钱库区拥有9个乡,34个村,17多万人口。此时我手中没钱又没人。开始我向河底高村借3000元,在龙港这块土地闹革命了。

开始时勇气可嘉,热情很高,冷静下来后睡不着了,下一棋怎么走,仗怎么打?这不是开玩笑的,建设要多少钱?土地指标劳动力安置怎么办?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好多政策还没有放开。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真的睡不着呀。当时已经在县委面前夸下海口,临阵有点胆怯,可胆怯也不能退后了。我这个人困难不怕的,解决困难的办法很多,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过不去的坎,除非你自己放弃,不坚持下去才会失败,如果坚持下去终能找到办法。

我上任以后,开全体干部会议了,进行一场龙港建设怎么办的大讨论。大家异口同声说一定要去县里要钱,没有钱怎么办?当时他们不知道我在县里夸下大口,是不要钱到龙港当书记作为先决条件,若知道真的会出事。我说有钱要我们来干嘛,我是冲着没有钱来的,我做书记是来解决钱的问题,不是有钱来搞建设的。我说:我们龙港缺的不是钱。而是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招人,抢人是龙港建设的第一要务。城市首先有人后才有市。城市的大、中、小是以人口的多寡为衡量的唯一标准。没有人什么都没有,就是盖起来高楼大厦也是一座空城,我们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我来之前就思考出来了我们首先解决人的问题,吸引人是龙港第一要务,是龙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是钱的问题。有了人就有钱,不怕没钱。有了人就有了企业,有人就有了商业活动。我们周边老百姓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有不少“万元户”,人们称他们家里有几只猴子,我说:“大家千方百计把这些猴子拉过来。”

我们把各部门的人和退休老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40多人12个宣传队。在各镇领导班子成员为组长的带领下,携带鼓励进镇的优惠政策和龙港镇发展规划图,分头在全县各地设立办事处,利用广播、海报进行广泛宣传,就像群众说的“龙港地图上找不到,群众都知道”。当时我们制定了优惠政策,1984年7月4日在《温州日报》登记,题目是《龙港来个对外开放》,这个题目是我想的,当时深圳搞对外开放,我想龙港也来个对外开放,实行优惠政策。这就是我们龙港镇提出的“依靠地皮优势,发挥嘴皮作用”绝招。

制定优惠政策在目的,主要要吸引人,更重要的是招来人才,留住人才。优惠政策主要是三条:第一,独资或合资来镇从事开发性事业以及办厂者,从事文化、教育、卫生、运输、旅游、服务等事业者,不分籍贯、户粮关系,给予提供场地、业务、能源、住房等方面的方便,经济上给予优惠。独资企业由客户自主管理,除征收必要的税收外,利润全部归客户;合资企业也可由客户管理,缴税后利润按比例分成,适当照顾客户。第二,有一定职称(包括自学成才)的在职医师,愿调入龙港镇工作者,一律从优安排建房用地。退离职医师,来镇开设诊所、医院者,给予提供一切方便。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自愿来镇任教的,积极帮助其配偶调入镇里工作。第三,欢迎省外、县外单位前来设办事处,建中转仓库、商场,给予提供地皮方便,并帮助开展业务活动。

通过宣传后人来的就多了,要求落户的好办,要求地基的比较难。我让属下把区域图拿过来,不是哪个规划院设计的,当时我参考了一些资料,有的规划是井字形的,有的是扇字形的,我们采取井字形的规划,很实用。后来同济大学的人给我们做规划的时,说:“老陈,你这个规划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他说:“当时你能做这个规划真了不起。”“你的规划功能分区很合理。”苍南县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前几年就对我说龙港老城区的学校的布局到现在不落后。那时候,公共厕所盖了24个,方便大家。

龙港镇政府成立“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

到1984年9月底,在温州南部刮起了一股“龙港风”,席卷平阳、苍南两县,并福射影响到文成、泰顺、瑞安等县市。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跳出农门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从此农民也可以成为城里人了。周边老百姓都以能到龙港落户为荣,能不能进龙港,成为周边地区农民衡量一个人的能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不少人举家三番两次到龙港进行实地考察。1984年7月,龙港镇政府成立“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每天挤满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师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不可开交。我只得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贴出“劝君闲谈莫超五分钟”的告示。镇会议室里悬挂的“龙港规划图”前,天天人挤人、肩擦肩。

龙港镇政府规定从1984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为交地价款时间,开始有的人还在观望。到了12月下旬,人们争着把一捆一捆的钱往农村信用社柜台塞,到了12月31日那天,人们排着长龙争着交款,政府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并决定交款时间延迟到1985年1月1日凌晨。汇总一算,共收地价款近千万元,人们说,龙港一夜之间搬来个“建设银行”。

把进城农民变为城镇户口当时的政策不允许的,如何突破这个篱笆,做到有法可依。我从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找到这样一段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年6月4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鼓励农民自理口粮到小城镇务工经商。凡在小城镇有固定收入和住所,允许自理口粮到所在地落户,作非农业人口统计。这两个红头文件,使我看到了曙光,在县委支持下终于冲破了第一道禁区。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胆创举。

尽管中共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提倡离土不离乡,农民自理口粮进城步履艰难。我认为“离土不离乡”仍然跳不出小农经济的窠臼,会阻碍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吸引农民自己投资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而让农村分散的承包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实行规模经营这才能让城乡同步现代化。我大胆地进步探索,公开鼓励农民离乡别土。我的具体办法是:进城农民将农村的承包地转包给别人耕种,将户口迁入龙港镇,口粮自己解决,国家不予供应。这样,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经商,安居乐业,既不会增加国家负担,又有利于城镇户口管理。这一政策使几万农民离开原来的土地,进入龙港,成为城镇新居民。大胆的进行户口改革,为全国提供了一条可推广可复制的农村城市化在成功经验。我们制定政策,谁在龙港用地建房,谁就有义务出钱建设公共设施,谁出钱,谁受益。

龙港镇委决定,为了规避有些人的调查,采取“变通办理”的方法,以收取公共设施费和劳动力安置费的名义,进行土地有偿转让,将批准给个人建设的土地,按地段好差,分为6个等级收取公共设施费。收费标准是这样的:每一间地基一等的收费5000元、二等4500元、三等3500元、四等2700元、五等1700元,六等200元。

做群众思想工作要“走破鞋子、讲破嗓子、最后卖点面子”

1984年8月,在龙港的江边滩涂上还分布着很多破旧农舍,按现在称“城中村”,龙港要大规模建设,必须拆除大量的民房。其中也有少数钉子户。当时,我们就召集百姓来开会,当时没有大会堂,就在鳌江江边露天开会,那天还没电,我站在凳子上发言。我说:“我们与平阳县鳌江镇只有一江之隔,鳌江灯火辉煌,我们一片漆黑。人家吃自来水,我们平时吃河水,雨天吃污水。”

当时鳌江和龙港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们办喜事,买菜等日用品等都得过渡到鳌江买。鳌江人称呼我们是江南人。现在省、县决定在这里建全县经济中心,将来我们要赶超鳌江,将来龙港农村变城镇泥土变黄金。有的少数人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却想不通,我给他们算一笔账,一亩地征用补偿一万块钱一年,利息算六厘,一年利息入720元,可以买稻谷1000斤,通过算细账、摆道理,把老百姓的工作做通了。因为土征用地越来越多了,按照规定,一亩地安置二个人,一千亩安置二千人,我这里没有企业怎么安置啊?我们想出办法,征用一亩地,发给7200元钱的劳动力安置费,7200元买断,一个劳动力安置。当时稻谷还很便宜,就几毛钱一斤,种一亩地才得多少钱啊,这比种地划算多了。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同意了,搞建设,办事情,只要不忘初心,时刻心中装有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是讲道理的,对那些钉子户,我们没有强拆,而是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心要细,嘴要甜,脚要勤。

做群众思想工作要做到:“走破鞋子、讲破嗓子、最后卖点面子。最难做到的钉子户,就交给我来做。”当时一个钉子户,好多人去都碰了钉子。我每天去他家,与他谈心、交朋友。先把感情建立起来,把双方的距离拉近。最后我说:“你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你们就用不着政府了?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他家人也做他的工作:“书记都来了十几趟了,还不拆?面子也过不去。”就这样,我把他思想工作做通了。做思想工作要有耐心,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几十次,只要有耐心,铁棒磨成针。

1984年4月,苍南县委、县政府为了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决定8颗大印“捆”在一起盖,使申请进城农民能一次性办完全部手续。我感到,“捆印”虽好,但“减印”更佳。只有大胆减去一些不必要的大印,砍去一些环节,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办事效率,大印虽然减了,环节也少了,但龙港政府还只有审查权,没有批准权,不能彻底放开手脚大干。特别是随着“龙港热”的到来,龙港镇没有农民进城批准权,直接影响着龙港镇的建设速度。我向县委要求彻底下放审批权:“如果出问题,我们自己承担责任!”县委思想很解放,改革力度很大,满足了我的要求,把审批权全部交给镇政府,大大加快龙港镇建设的步伐。

1986年初开始,龙港市场繁荣了,人民富裕了,并引起领导的关注。还有专家学者新闻媒体蜂拥而来,全国各地来参观的络绎不绝。人们说龙港在全国地图上找不到。全国人民都知道龙港的名气大,来龙港落户的人感到自豪,认为在龙港有户口,有房子。

龙港建镇初,“路不平、灯不明、水不清”。三年之后,开始发展起来,有人怀疑我在唱空城计,很多人卖房子走人,我也很担心。1985年起,我每个礼拜至少有一次到鳌江轮渡码头观察,鳌江和龙港两岸来往的人数,建镇头三年,龙港去鳌江的人数比鳌江来龙港的人多80%以上。到第三年的时候,来往的人数两地扯平了,我就放心了。商品丰富了,鳌江人到龙港开店做买卖逐年增加,鳌江到龙港的人多了,我们这里的市场就繁荣很多,这是主要变化。第二,龙港建设日新月异,到1987已经是高楼林立,街道纵横,工业崛起,商业发达,车水马龙,全国多地来参观学习的不断,1987年至1989年每年来参观的外省市人数达7-8万人之多,龙港工业一片繁荣景象。

栏目主编:孔令君 文字编辑:孔令君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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