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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上海一次次免于假疫苗、阻断禽流感、控住非典║海上人物记④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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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19-09-21 06:06
摘要:【编者按】70年巨变,有许多看得见,也有一些不太引人注意。尤其一些普惠型的公共事业,就在群众身边,惠及千家万户,却又有点像空气一样,往往在悄然之中、不经意间,让人惊觉其发展之快、跨越之大。如公共交通,上海地铁已日均运送客流1200万人次,这哪怕相比10年前,也会觉恍若隔世。又如公共卫生,20年来战非典、禽流感、假疫苗……给无数人留下集体记忆,也在理念上实现历史性跨越。还有公共绿化,70年一路走来,亲历者深知艰难。这些“公共”里的悄然之变,指向“公共获得感”,是美好生活题中之义。下为“海上人物记”的国庆70周年访谈录之一:公共卫生事业的悄然巨变。

本文6925字 读完约8分钟



,1989年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学生会主席,1991年进市卫生局第一个工作岗位就在疾控处,1998年参与筹建“全国第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20年里,亲历了我国第一个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起草、非典、禽流感、疫苗风波、控烟……2013年建言上海果断关闭活禽交易市场、为中国有效阻击“全球恐慌”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立下汗马功劳,得到国务院领导、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高度评价。

在刚刚履新的复旦办公室,这位上海市疾控中心原主任、市卫健委原副主任,第一次接受专访:“公共卫生的工作理念,很容易不为人知,很需要不被误解。”“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真实。”

吴凡与记者分3个下午谈了近10小时。10小时背后是公共卫生20年。20年背后是新中国70年跨越。采访结束次日,“重磅”消息传开: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成立推进委员会,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重磅”在于,从长期“以治病为中心”,历史地转向“治未病”、重预防、“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历史性跨越的端倪,就藏在吴凡亲历这20年。

比如,1998年11月上海率先建立的疾控中心,其实全称和重点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1

“带了个坏头”开始的

历史性变革


全国首创的疾控中心,也是吴凡第一次深度参与的重大改革。各传染病防治所要“拆围墙”裁撤合并,干了一辈子的人们,难舍。多年后一位国家相关机构的老主任还一见吴凡就说:就是你们带了个坏头。

吴凡耐心向质疑者解释:原先是一个所在干,现在并非工作没人管了,而是由一个系统来做。

长达近半世纪,新中国针对各种传染病,分别建起“一病一院所”,从机构上实现防治一体,贡献巨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染病被极大控制,病人数大为减少,这种单病种防治模式的弊端也凸显出来。各个防治站所业务萎缩、人员老化,难以为继,遇上一人多病的患者更是处置不了。最要命是“下面没有脚”——慢性传染病需要对病人进行长期健康管理,如肺结核病在急性期治疗后,半年内每天看着或提醒病人吃药,一个防治所包揽不了全市病人,也不可能让病人去医院一住半年,落实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合理、更有效率。在社区“有脚了”,全市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治体系,从机制上实现防治融合,才是对传染病最好的控制。

“围墙”不破,也无法升级全市防控的集成水平。

正是看到这些,时任市卫生局局长刘俊,领导吴凡处室设计一套肺结核病防治新模式:新组建的市疾控中心负责协调、管理、督导,综合性医院负责病人诊断治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落实病人管理。近20年上海结核病逐步降低的事实,证明了“三位一体”的上海结核病防治模式的成功。

中国公共卫生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同年,卫生部向全国推广上海模式。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建成。

吴凡对刘俊感念深深:

他1993年到任,针对医药费用涨价过快,提出“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减轻千家万户负担。卫生部向全国推广。

他1996年率先创新上海卫生监督体系模式,全国推广。

非典时他夙兴夜寐,退休后仍关心医改。2011年离世时,700人前往送别,行业权威媒体称“医改事业先驱”。

疾控中心成立10年后,当年质问者所在单位负责的某呼吸道传染病,卷土重来。多地发病大幅上升。上海,不升反降。

1963年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做肿瘤登记的上海,2000年仍只登记了城区,防治所人力有限。疾控中心成立后,两年,就覆盖上海全部郊区,数据质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登记中心采纳认可,成为当今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一个登记点。

吴凡在新闻发布会上

另一件吴凡难忘的上海率先,是上世纪90年代在华夏宾馆那次大胆尝试。

特意选这家宾馆,因是司法系统所属。

把安全套放进客房,明示供免费使用。好多年后,主导这次尝试的老专家康来仪还被威胁“要抓起来”

曾经的认知是:一个正经人,谁包里放这?搜出就是不法证据。何况主动提供。

时任市卫生局分管副局长袁惠章慢悠悠道:小吴啊,告诉他们,要抓康教授,就先把我抓起来;这个事情我知道的,我支持的。

吴凡告诉记者:“袁副局长一开始并不知情。”

心有明见,所以坚持。国际通行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在上海这家宾馆“试水”后,“并不像大家以为会难为情、没人拿”。吴凡1991年跟处室“老法师”起草文件后,1992年上海第一个开展献血员HIV免费筛查,“当年就查出一例阳性,大家也很意外”。1994年前后,外来务工者涌入,肠道传染病面临高发,吴凡在时任副市长谢丽娟领导下,参与出台政府规章,在浦东设防病办……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举措,也是“跑工地了解实情后出台”。

上海公共卫生20年,许多率先探索,都是“因为‘看见’,看见社会的真实需要”,进而从实际出发,力求专业、规范的制度、体系。

所以——2003年春,非典肆虐时,吴凡是中国疾控中心慢性病中心主任,刚与英国牛津大学临床研究中心著名的Richard Peto爵士,合作开展全球最大的52万人健康人群队列研究。这位教授认真严谨,与老师Richard Doll爵士一起用50年,证明烟草致肺癌。他那天问吴凡:世卫组织专家去了广东,来了北京,接下来要去上海,你觉得会怎样?上海宣布只有6例确诊,每天飞机这么多,其他大城市多“沦陷”了,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少?吴凡认真作答:“我相信。”

理由就一条:体系,在社区“有脚”、医院会报告、疾控中心督导管理强的上海公共卫生体系。


02

上海靠什么

一再赢得世卫组织专家点赞?


结束上海考察时,世卫组织专家组组长詹姆斯博士表示:“我们都不相信上海只有6例。但是经过我们的核查,它的防控体系是可靠的,可信的,所以这个6例是可信的。”“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体系在全市运转。”

吴凡感叹:“这就是刘俊局长的高明,把信心建立在体系自信、调查完整上。上海就提供两样东西,一张上海地图,一本全市医疗机构通讯录。要去哪你们自己晚上定,我们备好车,第二天早上说去哪就开到哪。专家看到每一个病例的调查清清楚楚,上海社区阿姨也很能干的。”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波乡镇卫生机构改制潮,“热火朝天卖”。上海没有。“当然也和爆发过甲肝有关,很知道基层一线机构对公共卫生有多重要。”

非典10年后,一个全球未知的新病毒(后定为H7N9)又在上海发现,一上来病死率很高。

世卫组织专家组再到上海,抵达日期和10年前同一天,组长是当年的组员福田敬二。此时他已是助理总干事,组员均全球顶尖专家。

听完吴凡报告,福田敬二连说三词:灵敏、专业、高效。

午饭时,吴凡问:“纯属巧合?还是你们特意选这个日子来?”对方很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吴凡一乐:“上海还是上海。不过您变了,升官了。”

灵敏,指第一时间发现。闵行那家三人过世两位,市里立即派组现场处置。两位年轻骨干没能带回样品,确实有困难,吴凡严肃批评:“我们是专业机构,只负责上报什么是真实。”很快微博爆出六院有病人女儿在求救,吴凡一下警觉:闵行的不是孤立事件。立即调查1月以来全市所有不明原因的呼吸道死亡病例。一汇总,放地图上一看,一是集中在闵行,二是边上大多有活禽市场,没有的那例也接触过鸡。“我马上觉得事情很大。英文的‘传言’其实是中性的。当时社会上传的是一家四口走了三位,实际情况是一家三口走了两位,已经很精确了,人家还没做过流行病学调查呢。”吴凡记得很清楚,那天周六,“立刻上报”。

专业,指处置到位。报告有句话,吴凡坚持写上:聚集性病例。虽然通常指第一代传给第二代更多人发病,但她反问:空间的聚集就不是聚集?有共同原因、同时发生、同一范围,怎么就不对呢?有问题我负责。恰巧,卫生部函询上海聚集性病例情况,用的也是这词。后来去活禽市场采样又遇问题:全国动物的采样都归农口。吴凡坚持查到底。“现在就像公安在破案,还没找到凶手,你告诉我有怀疑线索不能去查?”一测,果然阳性。火速再报:高度怀疑活禽交易市场,建议关闭。

高效,指各项措施落实迅速,活禽交易市场说关就关,当机立断,而且关了有效果。4月2日市里专题会决定宣布省一级的三级应急响应,决策者指着吴凡带去的“预案”原文说:既然条件够了,就应照预案做。当场拍板立即开新闻发布会。来不及修饰的吴凡出席时,“蓬头垢面,很急的。但第一时间发布,很主动”。4月5日,两位分管市领导又带队看活禽交易市场,开专题会。吴凡用事实说话:我们的农业部门对养殖场有监测,我们的卫生部门对养殖场工作人员有监测,都没发现问题;上海郊区养鸡的地方没有病人,不养鸡的市中心反而有病人,这呈现一个逻辑指向——不是本地出问题了,而是外来的家禽通过活禽市场在上海传播。

然而,关市场,确实复杂。或者,6日应急处理,7日一早关掉?

市领导“很利索”:6日早市就关,一天都不耽误。

吴凡反倒有点惴惴不安了:万一,我们错了;万一,这不是唯一传播途径?

“幸运。”市场一关,病人没了。估计新病毒潜伏期最长7天,后来只在第八九天出现了一例。两个潜伏期后没发现,就可说明彻底有效。

上海率先关闭数天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来沪考察,期间在疾控中心听吴凡汇报后,很高兴地说:很好!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定要坚持。几天后杭州会议,她强调:目前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定要坚持下去。会后一系列措施上去,确实没再发现新病例,“证实当初判断是对的”。

2009年在新闻节目权威解答H7N9情况

远见、制度、担当——或者进一步说:远见里的专业、制度里的规范、担当里的初心——是吴凡体会上海公共卫生20年的三个关键词。尤其当三者高度统一。

2009年、2015年、2018年……疫苗风波不断,上海力保城池不失。“网友们说,这是喜爱上海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是靠运气。我们是靠一套制度、一个体系在保障。”吴凡介绍,上海很早就这么做了,“第一个进中国的二类疫苗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我们逐步形成了‘三统一’:不管一类二类,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配送。”


03

高效的社会治理

需要更多有专业背景的人,去预见

用最小成本最大程度控制风险


一句“无利不起早”,曾刺激吴凡当场说出一番豪言壮语:“我们是有‘利’的。保障全市儿童接种的健康安全,就是我们的‘利’。”

20年,难忘不被理解时。

“曲突徙薪”,语出《汉书》。一位客人建议把直的烟囱改弯(曲突),搬离易燃柴草(徙薪)。主人不睬,果然风倒灌失火。事后却摆酒席请焦头烂额救火者为座上宾,忘了建议曲突徙薪者。这个词,也是2012年市疾控中心提炼“上海疾控精神”的第一个词(后为博学明道、方寸纳海、健康为上)。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就需要更强的预见性,尤其风险防控。

世博园区建到一半,“我们就进去了。许多楼梯很宽,夏天雨多,大家一奔,滑倒就容易踩踏。必须当中装扶手,隔开人群形成对流”。

搭好的台有喷泉,电线却挂在钉子上,“掉水里就怕漏电,游客用手弄水”……

开园前试运行,吴凡请3位专家坐镇疾控中心,开创大型活动保障“动态风险评估”。“风险是不断变化的。风险评估本身是有风险的。静态预案需结合现场动态评估。”

世博会后,吴凡牵头制定国家层面的风险评估方案。

除了大型活动,还有突发事件。那年日本“核泄漏”,市里要求评估对上海影响。吴凡迅速给团队框架:“一,普及核泄漏常识。二,按最极端情况评估。三,上海会同步启动应急检测。很多人不知,我们一直在金山、崇明有两个监测点。四,海产品的影响。”一二三四,清清楚楚,很快上报。

除了突发事件,还有日常守护。“公共卫生工作的实验室,不是各级医院的化验室。”吴凡强调,疾控中心实验室并非“你交钱我做”,“要对公共事件有意义才做,如高危人群或巨大潜在风险。我们十年建了两大检测平台:一个针对传染病为主的病原学,一个针对化学品毒性。平时收集各种病原,储备检测技术能级:战略级、战术级、常规级。前两级不轻易拿出去,但绝非在闲置。就像原子弹,公共卫生体系是在替城市守底线。”

后来也用上了。那年欧洲“毒黄瓜致死”,进口蔬果检测紧急求助。“这个细菌只在国外发生过,幸好我们预先储备了,能做检测。”

那年沸沸扬扬的浦江水源抗生素污染,也因预先储备了检测方法,两天就出结果(通常要一周),舆论很快平息。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只要涉及百姓健康安全,除了个体性的生病吃药,其他都关乎公共卫生。外地贻贝食物中毒,怀疑和藻类毒素有关,吴凡马上要求同事了解上海周边,江河湖海一一摸清,“我们有中毒控制中心,24小时给医院提供信息。你告诉我中毒情况,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可能是什么,解药在哪”。

预防控制工作某种程度上有点悖论:做,是为了不发生。

发生了的,如H7N9,吴凡也感慨:“大家就觉得,不就是关活禽交易市场,有啥技术含金量?也申请不了科技成果,拿不了大奖。但我觉得,用科学的方法找到源头,找到问题所在,以最简单最低成本方式解决,这是最高境界。”

她对疾控中心检测平台的要求,是“一锤定音”。许多事,看似最后没造成危害,但如不能及时“定音”,长时间造成恐慌,社会经济损失也非常大。

2011年“抢盐”风波,吴凡去了“夜线约见”。2009年H1N1、2013年H7N9,吴凡多次出席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海很主动,这是很关键的。发布会很多挑战,我就坚持两条:一,我说的肯定是实话;二,有谱的才讲,不知道不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在做什么,绝对不乱说、打包票。恰恰这样,公众接受,一讲就很‘定’。”

H7N9时,吴凡坚持在“人传人”前加上“有限”二字,“因为有对夫妻感染了。虽然拗口,但我们是专业人员。这一点,也很希望社会理解”。

鲜有人知,她客串过东方广播电台“健康乐园”节目10年主持人,深谙如何不拗口。

2017年在夜线约见十周年节目上

04

“做这个历史阶段属于你的事情,

“在抓住潮流的过程中,

“做自己力所能及”


3岁,必须算好换气,趁水涨落间隙游到小河中的沙滩,否则要被激流卷走。8岁,烧饭洗菜生煤球炉。10岁,小学暑假,妈妈想锻炼女儿,让吴凡独自坐长途车从富阳到杭州转火车回上海。门开那刻,舅舅以为她吹牛皮。第二天妈妈到家,被外婆狠训一通。“这和当时社会环境有关,现在不能简单照搬。妈妈也在我口袋放了杭州朋友地址。”她最记得六和塔下车,坐公交到火车站买票,自己决定多花5角,坐快车早2小时到上海。

吴凡感恩自己有一个独立、完满的童年。回头看,她工作中的种种特质,有迹可循。

虽然当初学医是“走错大门,走对小门”。她从小数理化强,喜欢立体几何,大学毕业多年还能画榫头透视图,物理也始终第一,本可保送同济“土木”。妈妈怕小姑娘跑工地,就此,考进上医大。吴凡当时真不知“卫生系”做什么,“表姐刚学过《卫生学概论》,说和‘工程’有关。我一听,就它了。还好越学越发现,意义非常大,真是无怨无悔”。

1991年刚工作时成天打字,吴凡有心,视若“抄方”:“边打边琢磨人家怎么写稿子,用心总能学到东西。”

一周三晚,自费三年读外贸学院大专夜校,深夜到家晚饭。所学《会计原理》,后来当市疾控中心一把手用上了。所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后来读硕士专业是卫生经济学,驾轻就熟。

对她来说,经历确实成财富。

高三暑假起,她就一直“穷游”。一人坐长途车从昆明去喀什、吐鲁番。在九寨沟遇塌方。在若尔盖看老鹰在山脚下飞,连夜拦下很高的卡车,5元路费去甘南。在天水钻铁轨爬火车,上餐车跟列车员们谈天说地。去过川北热当坝、甘南合作镇、夏河,去过南疆,在库车待了三天两夜,见过当地人实际生活,去过藏区,看藏民雨里骑在牦牛上走……所以后来遇到事,她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头脑比较冷静:“这些地方的人们,他们明白不明白?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基础?”

如果在九寨沟不是当机立断换了车,原车要走的路,后来也塌方了。

那趟火车要是没爬,没去南疆,后来想法就不一样。

回沪看地图,吴凡也感慨:“如果事先看到这一大圈,也许就迈不开步。但当时在过程中,一个小目标接着一个小目标。再遥远的目标你只要开始去做,一站站并不遥远,总有一天会到达。”

同时也感悟到:人不能选择出身,教育能让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

也只有教育的公平,才能真正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她去年在贵州毕节挂职的体会。

而教育的前提,是健康。

“所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健康入万策。这也是现在‘健康中国行动’要义。”挂职一年间,吴凡助推大大小小15个项目落地,助人自助。

儿童先心病,90%是简单型,其中70%在一两岁“手术窗口期”完全可治愈。吴凡帮当地免费开发登记软件,为严重的建绿色通道到上海治,为简单的在当地建救治平台,请新华医院优秀团队飞去带教。“孙锟院长很有情怀。上海医生航班下午5时多落地,总先奔医院看病人,每一批都是。当地人很感动。”

一边是大量乡镇卫生院开不出门诊,一边是当地8000人考不出执业医师、助理执业医师证书,吴凡请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助力,请来锦州医科大学老师,每年强化培训1000人。去年,培训了的通过率46%,没培训的24%,被认为“是实实在在的项目,真正解决贵州问题”。

2018年,吴凡在毕节市乡镇卫生院考察改炉改灶项目

“我理解‘健康第一’,是建立有益于健康发展的环境,核心是决策者有健康理念,才能实现‘健康入万策’。”在她看来,新中国70年,公共卫生从最大程度控制传染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卫生水平,到改革开放后一手抓慢性非传染病防治,一手通过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环境,保护健康,“今后更需要的,是营造有利于健康的政策导向,使人们更好养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这位新任复旦医学院副院长说。

那年“穷游”,在鸣沙山,她独自爬上沙丘顶。风很大,流沙从脚踝掠过,痒痒的。

一个突兀的想法冒出:这是几千万年的沙子啊。“每个人的一生,就像一颗沙子,其实主宰不了多少的。大自然如此伟大。你怎么看待自己?做这个历史阶段属于你的事情,在抓住潮流的过程中,做自己力所能及。”

栏目主编:陈抒怡
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2019年9月21日第4版“首席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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