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文章中提及共同富裕的理念，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要最终实现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达到“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这种“共同富裕”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以“共产”的概念加以表述。

新中国成立后，在合作化道路中，毛泽东较多使用的是“共富”的概念。在《毛泽东文集》中一共出现了4处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第一次出现“共同富裕”是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共同富裕”的“富”是农民和工人这两个特定阶级身份所独有的，其他阶级身份的人要想富裕首先要进行阶级身份的改造。此时，共同富裕是阶级身份平等中的“共富”，富裕是一个与身份相关的政治性概念，其所指的共富主要是特定群体即农民的富有，其表述背后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获得农民政权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社会上对部分人迅速致富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提出质疑。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邓小平文选》中共同富裕出现了15次，其中4次与“不是两极分化”“不搞两极分化”“避免两极分化”这样的语词相关联。共同富裕不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经济性概念。在这一时期，共同富裕强调的是打破均贫的格局，允许部分人、部分地区在获得资本以后实行道义上的帮扶，即先富带后富。这样，有效避免了低水平“共富”导致的平均主义。此时，“共富”不再是一个对未来生活发展阶段的憧憬，而是一种与格差化发展的道路相匹配的发展理念。

在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和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中8处提到“共同富裕”、第2卷中9处提到“共同富裕”。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河北省考察时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强调的是“一个也不能少”。如果说，此前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是“重心”的话，那么在新时代则更侧重于“共同”。面对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平衡性问题，人们更关注的是共享发展成果。“共同”成为被强调的核心语词，共享发展被赋义其中。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共同富裕”的内容逐渐呈现动态性，不仅包含收入、生活水平等物质层面的富裕，还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优美环境等多个方面需求。

总之，“共同富裕”本身不是一个抽象固定的政治概念，其包含着不断变迁的语义内容。在整个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共同富裕”经历了一个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经历由政治诉求为主转向政治诉求、经济道路、文化底蕴等多层语义的复合叠加。“共同富裕”语义演变体现了传统理想社会憧憬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不断具体化、丰富化，日渐创新，获得现代化语义的过程。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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