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明年，我们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点。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亲自在抓的重点工作。那么，人们何以贫困、怎样摆脱贫困、如何决战决胜？日前在上海市杨浦区“社区政工师·大家微讲堂”上，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曹东勃结合其挂职经历就此发表了演讲。

马克思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专注于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和赤贫阶级的命运，深入调查工人阶级生存境遇，始终关注人类不平等状况，致力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人类解放而奋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带领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摆脱剥削压迫、获得民族独立，进而通过波澜壮阔的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奋斗史。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共同富裕，贯穿于习近平同志从他的七年知青岁月到三年正定岁月再到福建、浙江、上海等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也是他念兹在兹、始终亲自在抓的重点工作。从2013年到2018年，我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精准扶贫被国外有识之士认为是最有力的中国故事之一，它打破了各方偏见，改变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党的十九大所确定的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有必要对人们何以贫困、怎样摆脱贫困、如何决战决胜等问题进行梳理和深入思考，从而进一步为明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今天，我就结合个人的一些经历，谈一些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何以贫困：从全国卷III高考作文说起

2019年6月，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III的作文题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一幅漫画上，有一位老师和几位同学，老师说：“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背景显示这是毕业前的最后一课。

为什么我对这张试卷感兴趣呢？因为高考当天，我作为学校派赴滇西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挂职干部，正在高考考点巡考。考试结束后，我自己也花了一个小时写了篇同题作文，并与高三老师们开了个总结会。我对他们说，这个看似简单的题目，要写出新意却不容易。如果我来写，我会首先注意到，为什么全国卷III的适用地区是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这四个省份的考生，面对这样一道作文题，是否可以有什么特别的角度？

滇、桂、川、黔，这四个省的总人口有两个多亿，在中国版图上总体处在西南。除四川基础较好外，整体上说，虽然经济增速比较靠前，但发展程度比较靠后，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我们常说的深度贫困地区的“三区三州”中，有一半位于云南、四川省内。所以这四省的高中老师上完高中毕业前的最后一课，讲出这句“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的心情，显然与发达地区不同。这些大山里的孩子，可能高考之后就告别故土、走出大山、甚至落脚城市，那么坚守在这里的老师在最后一课看向学生的最后一眼，也就承载着更多的情感和深意了。

去年夏天，我来到滇西这个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开始为期一年的扶贫工作。到任的第一天起，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如诗如画的地方，贫困何以发生？

有人说，是区位条件注定、地理空间阻隔。没错，山川沟壑、地质灾害司空见惯，这也是当年主力红军选择这条曲折的道路，把革命火种传至陕北的重要考虑。因为即便在盘山公路修得叹为观止的今天，山里人要出去，仍然不是说走就走那么简单。可是要说山区就注定衰落，也不能让人信服，国内有皖南、闽东，国外有欧洲那些山地国家，为什么都各有前程？

有人说，是因为人懒。这一条更难令人信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曾专门在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同组合及其缝隙中，发现了不同产业的本质差别：畜牧业的劳动过程最短，如果一定要论所谓懒，那么畜牧业的业态，最助长、其实也是最需要“懒”，因为牧者的“勤奋”无济于事，是牛羊自己在觅得芳草后野蛮生长。农业的劳动过程较畜牧业要更繁琐些，但人的力量也不可能过度介入，因为“拔苗助长”是一种无效劳动；只有到了手工业，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劳动停止了，生产也停止了；而现代工业和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正是从手工业发育而来。清楚了这个逻辑链条，我们就容易理解，何以游牧较之农耕更为闲适、农耕较之工业更为自由，那都不是一种简单的“懒惰”抑或“勤奋”的二元站队，更可能是生产方式引致的生活方式差异，是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农业，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容不得懒人。云南的红河州元阳县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核心区，从唐代以来，哈尼族先民就来到红河南岸，这一活态的世界文化遗产只要有一年停止劳作，壮美的梯田风光就会抛荒消逝为一片黄土。懒惰的人怎么可能靠自己的双手辛勤耕耘出这片令世人惊叹的千级阶梯、人间奇景？这恰恰是劳动的伟力，奋斗的结果。

据我观察，教育的落后是导致当地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平均受教育年限刚刚超过9年。有太多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家中老人无力看管，仅仅一两个寒暑，就被外出打工归来的未成年同龄人身上新潮的服饰、手中新款的手机所吸引，踏出校门，再不回头。从全国范围看，仍有6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辍学。教育的缺失导致能力的贫困，最终直接影响到收入和生活的贫困。因此，控辍保学成为我们扶贫的重要工作。

摆脱贫困：精准施策改造发展生态

贫困的发生，受到地域、人口、产业、教育、生态等多方面影响，其成因是复杂多样的。面对这样复杂的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打出了一套精准扶贫的组合拳。

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致贫的原因也千差万别。因而，精准扶贫就不是一种短期行为，必然与整个地区发展的生态紧密关联。一个人长了一根白发，他可以精准地拔除它，但是整个头皮层下面的生态环境，才是白发得以滋生的根本原因。不改变这一基本面，拔掉了这个部位的这根白发，只不过在偶然性上消灭了个体现象，下一根白发还可能在另一个部位冒出来。

为了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发展生态，这些年来，国家采取了多项精准发力的扶贫政策，概括为“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扶贫经历，重点解读其中的三项。

首要的是产业扶贫。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贫困地区多为边远内陆山区，这种特殊的山区经济和产业形态，特别容易陷入资源诅咒和贫困陷阱。一方面，山区有丰富的特产和资源，适宜靠山吃山。大宗农产品一般在平原，特色农产品往往在山上。另一方面，山区农民坐拥相当规模的承包山地、承包林地，却无力开发。大山就在眼前，抬头就可望见，可是山区开发基本不能指望农业机械化，纯粹依靠自家劳动力也是杯水车薪。山区农业要搞好，必须善于用好海拔落差的梯度，根据不同的温度差异，分层次地种好不同品种的特色作物，借助外力把资源盘活，让资源变现，让农民获得稳定收益，这样“绿水青山”才能成为“金山银山”。

其次是易地搬迁扶贫。2016年起，它成了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旨在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问题。三年来，全国累计搬迁了870万贫困人口。易地的易，就是换的意思，就是让老百姓换一个地方生活。为什么非换不可呢？大家或许还记得，去年11月曾有一个新闻热点，云南楚雄一个80后乡党委书记因为头发全白了、照片看上去显老，被大家关注到了。当时有媒体编辑约稿，我就结合自己在扶贫一线的观察，对这位乡党委书记的主要工作——易地搬迁扶贫，谈了自己的一些理解。

有句老话叫要想富，先修路。可是直到今天，那些国家级贫困县之所以贫困，交通不便仍然是一块致命的短板。以至于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美景虽好，道阻且长，可望而不可即。到底是让外面的商人进去，还是让里面的百姓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如果是前者，那就修路。可是有些深度贫困村，零星的百十户人家在深山老林中组成一个聚落，几乎是与世隔绝过着原始部落一样的生活。究竟是让他们继续隔绝在这里，不时受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威胁？还是请他们搬迁到更适宜居住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我们选择后者，这就是易地搬迁。这个过程也相当艰辛，虽说是树挪死、人挪活，但真正要让搬迁出来的贫困户摆脱贫困，绝不是空间位移那么简单。后续一定还要有产业的配套、就业的支撑，需要基层干部有足够的耐心和高超的工作技巧，去做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这恐怕就是很多基层一线扶贫干部累白了头的一个原因。

第三是教育扶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教育扶贫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过去一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两件事：让学生“飞得更高更远”，让老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去年夏天，我颁发校友设立的奖学金，奖励全县高考前二十名的学生。我对他们说，作为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都没有这么狭隘，我们希望你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绝不给你们施加任何“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压力。你们走出大山、考到北上广深甚至未来落脚到那里，我们都为你们骄傲和自豪，也相信你们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来时的路，一定能用各种形式造福桑梓、回报乡亲。

去年秋天，当我跑完了几个乡镇中心校后，又选了统计表格上各项指标最差的一所小学去调研。来回往返奔袭八个小时，就为了跟当地唯一一名乡村教师聊一个半小时。他很激动，说之前没有县领导到过这里，听他讲这么长时间。那一天的山路非常难走，几次下车步行，但我看到了最边远的村小和“一师一校”的真实状况。坚守，是最高尚的师德；坚守，是最长情的告白。中国最基层的教育，就是靠着这些教师的坚守，就是靠着他们的脊梁扛起来的。

决战决胜：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关键在党

精准脱贫有这么多举措，怎样确保这些举措落实到位？确保2020年能如期打赢这场攻坚战呢？最终要靠我们的党，靠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强大组织力、凝聚力、执行力、战斗力。当下的扶贫体系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度配置各种资源所打造的纵横交错的帮扶政策体系。

纵向来说，就是“条”对“块”的帮扶，就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即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与贫困地区建立的长期帮扶关系。横向而言，就是“块”对“块”的帮扶，就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结成的对口支援关系。

比如，我挂职所在的县，就有中信集团作为中央单位定点帮扶、上海市徐汇区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方对口帮扶、我所在的高校作为教育部滇西片区对口联系帮扶。每家单位都会结合自身优势，带来大量资源投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各项事业，最长的帮扶时间已经超过了二十年。

假如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统一指挥和科学调度，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部门、多条线、高密度、强资源砸向贫困地区，众志成城致力于整体性改善一个区域的发展生态。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一个少数民族都不能掉队，穿行在崇山峻岭、铺设了道路桥梁，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书写了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壮美史诗。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同样关键在党。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未来披荆斩棘、破浪前行的根本保障。

减贫样本：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反贫困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耕者有其田”为标志的土地改革，在农业国的历史条件下求得了一个横截面上相对平均的分配。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改造，虽然农村在整体上进入集体化阶段，但分化仍然存在。不仅有集体内部基于“劳动—工分”制度的分化，集体与集体之间在生产资料、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分化也很明显，这也是后来农村改革开启之时“队为基础”原则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先富”带动“后富”。在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主要政策方向。

第三个阶段是新时代再次大力强化国家责任，建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致力于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体主义优势及其组织原则发挥到极致，同时通过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其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实践中蕴藏的守望相助、社会救济的资源充分激发出来，进而通过精准的反贫困政策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达成。

这样一整套顶层设计，置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时代场域中，置于追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背景下，确实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绝不是临时性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救一时之急，而是始终致力于长远根本能力的培养。扶贫过程不是孤立的、被动的，而是把贫困地区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链条甚至新增长点来看待，对不同的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纳入国家整体发展的轨道。扶贫者在扶贫中不是被“消耗”，而是发展、成长、壮大了自身，这既体现于个人的思想、觉悟、道德、心灵的升华和澄净，也体现于工作能力、经验、方法、作风的提高和历练。双方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巩固对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认同。因此这既是一场经济层面的重构，更是一场政治领域的动员和社会领域的再造。

精准脱贫攻坚战，不是一场孤军奋战，而是你我都有责任参与其中的一场“全民战争”。我曾经在前两年的毕业季频繁听到一首歌，里面唱到：“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像被命运叫醒了，它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

在扶贫前和归来后听这首歌，我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每每听到此处，几欲落泪。当我们鼓励大山里的孩子勇敢地闯荡世界的时候，我们作为北上广深的城市中人，却很有必要逆流而行、溯源而上，钻进大山，读懂真实中国，去深刻理解那些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中聪慧质朴的有志青年一路走来是何等艰辛。透过他们“清澈的双眼”，分明能看到每天走十几里山路上学的“冰花男孩”的身影。他们值得我们去付出、去关爱，去尽绵薄之力，让城乡“同此凉热”。

最后，我想用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一句话来作为此次演讲的结语。总书记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奋斗中的青春，最美丽、最光荣。只有永葆初心，才能永葆青春；只有初心不改，才能使命必达。

【思想者小传】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教学能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曾任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曾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著有《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职业农民的兴起——对长三角地区“农民农”现象的研究》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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