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虽然地处祖国边陲，但在古代，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却极为重要。著名的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和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先生高度概括出了敦煌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交通枢纽、贸易集散地与军事重镇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敦煌便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它既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也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关口。从这里西行，经现在的新疆地区，再西逾帕米尔高原，可达中亚、西亚、南亚；东行可经河西走廊，抵达长安或洛阳。

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是中国与世界开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关口。西方的商品从这里输入中国，而中国的货物则从这里流向西方。得益于丝路的繁盛，胡商们频繁出入或留居敦煌，使敦煌成为了“华戎所交一都会”。

敦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方的金银器、宝石、香料、药材、高档织物，北方的驼马等，都汇聚于敦煌，并通过胡商和汉商的交易，分别流向东西方。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波斯银币正是五世纪的流通货币。

东来的胡商中，尤以粟特人最为有名。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其民族善于经商。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起着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介作用。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过一份4 世纪的粟特文书信，它是在中国经商的粟特商人写给他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主人和亲属的。信中说，由于洛阳被匈奴人烧毁，他们现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带经商。

敦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每逢中原王朝对西域用兵，都会将敦煌、酒泉作为军队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敦煌还承担着军用物资和粮草的供应和转运任务。有时，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还设在敦煌。如东汉的护西域副校尉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敦煌曾成为抗击西域的柔然、突厥、回鹘等的前沿阵地。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唐王朝进一步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立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得敦煌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

中原王朝对敦煌和西域的大力经营，确保了丝路的畅通。很多国家的使节经敦煌去长安或洛阳朝贡。据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记载，敦煌曾接待过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罽宾、龟兹、于阗等29国的使节。另外，一些西域国家还将本国王子作为政治人质留住敦煌。

缘于敦煌与西方诸国的频繁交往，敦煌藏经洞也为我们留存了相当数量的古代民族文字写本。如于阗文、龟兹文、栗特文、吐火罗文、突厥文、梵文、希伯来文等。

多民族文化交融汇聚地

敦煌的南北两面都是山脉。南面是祁连山，再往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马鬃山，再往北则是蒙古草原。我们知道，与其比邻的青藏高原先后居住过羌、吐谷浑和吐蕃等民族，而其北边的蒙古草原更是多民族繁衍和争战的舞台，相继有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驰骋于此。这些民族的兴衰成败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敦煌。如卢水胡人（北凉）、鲜卑（北魏）、吐蕃、回鹘、党项（西夏）、蒙古（元）等民族都统治过敦煌。以吐蕃政权来说，他们统治敦煌长达60年，一直推行着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少数民族长期活跃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所以敦煌民众中大量出现少数民族姓氏。敦煌藏经洞留存的古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写本，莫高窟北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版、回鹘文活字印刷本，和回鹘文木活字，都是鲜活的历史遗证。

敦煌石窟现存有一定数量的鲜卑人、吐蕃人、回鹘人、党项人和蒙古人的供养人画像，这说明他们曾为敦煌石窟的营建事业做出过积极贡献。另外，他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对了解和研究中国服饰史提供了形象的图像资料。

位于中西交通要道的敦煌，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吸纳着东西方的各种宗教文化。除了佛教，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广为传布，而且外来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宗教文化也随着商贸的往来和众多僧侣的西行、东游而兴盛。这些异域宗教的传入，不仅促进了敦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敦煌原有的文化格局，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佛教文化为实体和其它宗教文化为衬托的多元化宗教信仰模式。

1、传统汉文化是敦煌民众的根基

秦汉时期，敦煌曾先后居住着乌孙、月氏和匈奴等少数民族部落。至汉武帝时，发动了河西之战，使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并在河西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由于中原王朝不断向河西移民，使河西地区变成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结构。

随着中原王朝对敦煌和河西走廊的经营，使其建立起深厚的汉晋文化根基。并培育出一批著名的儒家学者，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或设馆授徒。

隋唐以来，随着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在敦煌扎根、繁衍。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

2、佛教是敦煌民众的心灵鸡汤

佛教，诞生于印度，它传入敦煌的时间很早。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有关于“小浮屠里”的记载，浮屠就是佛塔、佛教寺院之意。这意味着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已传入敦煌。而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的高僧更是促进了佛法的东传和流布。像竺法护，有“敦煌菩萨”之誉称，他带领弟子在敦煌译经、传教。沿丝路东来传教的西域高僧有安世高、迦叶摩腾、竺法兰、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鸠摩罗什等；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有朱士行、法显、宋云、玄奘等，他们都是经敦煌前往西域、中亚、印度，或东来中国的。在敦煌石窟的一些洞窟中，有关于西行求法名僧刘萨诃、赴西天取经的唐玄奘，以及东来传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会、佛图澄等人的故事和事迹。这些来往于丝路的高僧，不仅随身带来丰硕的佛教典籍，而且在敦煌和内地潜心翻译，他们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行。

至隋唐五代宋，佛教日益成为敦煌民众的主流文化。这一时期，在帝王将相和敦煌地方官员的极力推崇和倡导下，佛教得到空前发展，上迄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无不崇佛。由此，敦煌一地的寺院和僧尼人数大大增多，而且佛教也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僧俗吏庶不仅热衷投身于各种佛事活动和积极举办各类斋会，还醉心于抄经、写经、转经、建窟、修塔、造幡等功德事业。仅在这一时期，敦煌民众就在莫高窟兴建和重修了数百个洞窟。

3、祆教、景教和摩尼教曾异彩纷呈

祅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6至5世纪创立。后来，沿丝路传入敦煌。该教在敦煌的传播与粟特人密不可分，因为他们多信奉此教。而很早以来就有粟特人活动在敦煌，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出土过粟特文书信。有唐一代，敦煌还形成了粟特人的族聚乡——从化乡。在晚唐五代宋的敦煌文献中，也会经常看到康、安、石等昭武九姓人，其中一些人还在归义军府衙中担任要职。可见，在隋唐五代宋，敦煌定居着大量的粟特人。

粟特人信奉祆教，他们在敦煌城东修建祆祠，以从事宗教活动。后来，随着敦煌粟特聚落的消亡，祆教开始同中国的礼仪与民间信仰相融合。如在官府祈雨的祭祀、除夕的大傩礼、及赛祆活动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中的一支聂斯托利派。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七件有关景教的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还发现了一幅景教画像。这都说明景教曾在敦煌流行过。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所创。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有关摩尼教的文书，这表明摩尼教也传入了敦煌。

敦煌城东的祅祠，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景教和摩尼教经典，都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

作为文化瑰宝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中西贸易的集散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石窟就是在这种东西文明碰撞、交融的背景下创建的。莫高窟始建于366年，之后连续开凿千年不止。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艺术精美，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敦煌佛教艺术，一方面，秉承汉晋文化传统，广受中原文化影响，使其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它又凭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座桥梁，多方位、广渠道地吸纳古代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共荣，最终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敦煌壁画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就其建筑形制而言，早期的禅窟和中心柱窟分别受印度“毗诃罗窟”、“支提窟”的影响；早期的彩塑，如佛、菩萨、弟子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受到印度马图拉、犍陀罗佛教艺术造像的影响。中、晚期壁画有印度经过吐蕃传来的密教内容。总体来说，敦煌早期壁画艺术受印度马图拉、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较大；中、晚期壁画艺术多受笈多、波罗王朝佛教艺术风格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外来元素更是俯拾即是。有穿戴中亚、西亚、东亚、南亚等各式衣冠服饰的人物；有来自中亚、波斯的青金石、胡粉、密陀僧等颜料；有联珠狩猎纹、联珠对兽纹、联珠对鸟纹等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图像；有来自西亚和地中海的透明玻璃器图像，有波斯特征的金银器；有西域胡床；有西来的腰鼓、羯鼓、箜篌、琵琶、海螺、筚篥、胡琴等乐器图像；有中亚流行的弧旋舞图像等。还有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亚等艺术影响的日神和月神图像。这些外来文化元素，多源起于地中海的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后沿丝绸之路东进，在所经之处，又与当地文化融合后继续东传至敦煌。

敦煌佛教艺术在不断吸收印度、中亚等外来艺术营养的同时，充分彰显本民族的文化优势，在一千年间，孕育和创造出了富于中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气派的佛教艺术。敦煌三十多类经变画就是典型代表，它们是中国对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传承下的创新品。这些经变画还对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石窟是汇聚多种文明的宝库。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广泛吸纳和消化外来多元文化，并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典范。

当下，大力挖掘和弘扬敦煌文化，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时代的召唤。作为敦煌学人，我们将会受领使命，通过研究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和丰富多样的敦煌文献，更多揭示出敦煌文化所蕴含的多元文化价值，使丝路沿线的人民获得文化认同感，从而促进民心相通，进而携手共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