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崇祯年间任至礼部侍郎。钱氏博学广文，藏书楼绛云楼在他晚年遭遇了一场颇为蹊跷的火灾，直接酿成了“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此外，他与红粉知己柳如是的故事，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甲申国变，钱谦益曾赶赴南京，一度寄希望于福王朱由崧领导的弘光小朝廷，但腐朽的南明政权一年不到即宣告覆灭。清兵南下，他以迎降授任礼部侍郎，这一举动不仅为士论所诋，也导致他身被贰臣之名。入清以后，钱谦益曾因支持反清起义入狱，付出了惨烈的政治代价，出狱后他返乡著述，潜心佛教，在这一阶段曾暗中支持和联络反清复明活动。他的两部诗文集，《初学集》是在明亡以前所作，而《有学集》则在入清之后结集，他曾声称甲申国变后不作诗文，但最终不废吟咏，只是《有学集》所收的诗歌作品大多情感沉痛，近于哀哭。

晚明才子的宦海浮沉

钱谦益早有才名，高中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当时主持考试的内阁首辅为东林党人叶向高向来看重钱谦益，本拟将他取中为状元，但由于进士韩敬及其师汤宾尹为排除异己，暗中运作，导致殿试的状元最终落到了韩敬头上，钱谦益仅屈居第三，钱、韩两人亦就此结仇。钱谦益自视甚高，也确有卓越才情，平素以明末文坛宗主自居，“一代词章孰建镳，近从万历数今朝”（《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二），在明代前后七子身上投射了对自身诗学地位的想象和构拟：“吴中往往饶才笔，也炷娄江一瓣香”（同上《其九》）。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追求，曾经写下“爱酒令人狂，爱官令人鄙”，同时坦白承认“我本爱官人”（《饮酒》其五）。然而，由于明代中后期党争之风愈演愈烈，钱谦益在仕途上屡受挫折，饱受宦海浮沉之苦。继痛失殿试夺魁之后，钱谦益曾授翰林院编修，经历丁忧并在光宗朝起复。

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典试浙江，却被卷入“浙闱关节案”，成为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也是此后每次党争中屡屡被对方攻击的弱点。他在主持浙江乡试的过程中，取中一位叫钱千秋的士子，后者把“一朝平步上青天”这句诗分拆在每一篇的结尾，作为与考官约定的暗号。事实上，钱千秋等人确实贿赂了当时的考官，但这些考官是曾经与钱谦益相争的老对头韩敬暗中安排的，故意收受贿赂，通过向士子出售说好的关节暗号来诬陷钱谦益。钱谦益对此原不知情，钱千秋也有一定的文才，同考官把他的名次放在第二，钱谦益改到了第四。并且，在知道这件事以后，钱谦益曾主动辩白，但最终仍然因为失察得咎，削职返乡。天启四年（1624年），钱谦益官复原职，但就在次年，御史陈以瑞打算投靠阉党，为打击东林党而再度用“浙闱关节案”的理由劾罢钱谦益。

崇祯元年（1628年），钱谦益再次得到任用。当时正值崇祯朝改组内阁，群臣会推阁臣，作为东林党魁的钱谦益一度是众望所归：“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感恩述事凡二十首》其十），和钱谦益一样呼声很高的还有周延儒和温体仁两人。据相关史料记载，素来不喜东林党人的温体仁抓住鹬蚌相争的机会，联合周延儒对抗钱谦益，重提“浙闱关节案”，攻讦钱谦益在朝中结党营私，周延儒也为之佐证。虽然钱谦益在当廷阁讼中未落下风，但性格多疑的崇祯帝素来不喜群臣结党，钱谦益也难免失察之咎。为此，尽管钱谦益先前已经进入会推名单，在枚卜中也名列第二，入阁之事却瞬间化为泡影，得到了削籍返乡的处分，这对原本打算大展身手、实现宏图抱负的钱氏而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门人瞿式耜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到贬谪。崇祯九年（1636年），张汉儒诬告钱谦益、瞿式耜在乡间行不法事，温体仁以此大做文章，钱、瞿两人双双被逮入狱，史称“丁丑狱案”，后查明冤情才得抒解。

此后，与温体仁合作的周延儒最终如愿成为内阁首辅，但却逐渐被独裁专政的温体仁排挤出权力中心。崇祯十三年前后，赋闲在家的周延儒为争取东林党人的支持，前往常熟拜访钱谦益，因周、钱二人皆有志起复，双方冰释前嫌，准备携手入阁。钱谦益向周延儒献诗四首，既云“衮衣争聚看，棋局漫相陪”，记录了两人在山庄饮酒赏花其乐融融的交游景象，又云“乐饮倾村酿，和羹折野梅”，至以“和羹”为喻，透露出对周延儒为相治国如和羹的殷切期待，展现出政客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一面。但是，崇祯十四年周延儒虽然成功二次入阁，却并未提携钱谦益入朝，反而出语讥讽钱“虞山正堪领袖山林”，在明亡以前钱谦益也再没有还朝，多日筹谋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周延儒自己也因为谎报军情被赐死，身败名裂，入佞臣传。不过，就在崇祯帝自缢前，钱谦益还是收到了重新起用的消息，这令他感激涕零，只是当时的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危在旦夕了。

烈妇与贰臣的红豆之恋

“纵耽烈女《箜篌引》，难谱遗民铁石心。”国变之际，文人士大夫往往热衷于颂扬烈女节妇，形成男性对家国尽忠保节的某种置换。柳如是虽以名伎之身嫁给钱谦益，其节烈豪侠之气却殊有过之，并成为钱谦益在清初谋划反清复明活动的主要支持者和精神支柱。

柳如是本名柳隐，改名是，字如是，曾经嫁与某“云间孝廉”，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考证，这位“云间孝廉”就是复社名士陈子龙。柳如是诗书俱佳，行事磊落，格调高雅，具名士风流，自是一介奇女子，钱谦益弟子顾苓所撰《河东君传》，形容她“轻财好侠，有烈丈夫风”。崇祯庚辰年的冬天，柳如是“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坐船主动前往拜访钱谦益的半野堂，两人相谈甚欢。次年，时年二十四岁的柳如是正式嫁给了钱谦益，在半野堂后面新建一楼，即为江南藏书第一的绛云楼，也作为柳氏日常居处之用。为了筹措这笔建造资金，钱谦益忍痛割爱自己珍藏多年的《汉书》宋刻本，将花费一千两百金购得的《汉书》以一千金的价格售出。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后来才幸免于绛云楼的火灾。钱、柳两人成就红颜白首一段佳话，尽日于湖上泛舟同游，或在绛云楼中唱酬校书，相约酒朋诗侣，钱谦益直将柳如是唤作“柳儒士”。

据野史记载，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抵达南京，柳如是曾劝说钱谦益一同投水赴死，以求全节殉国，但钱谦益并未听从，柳如是决然自投池水之中，所幸被周遭仆人拉住。钱谦益虽然未能死节，他对崇祯帝仍有感怀之情，其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心态就体现在诗句的创作符码之中。例如，在《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中，“日月荒凉大地昏，山川悲啸百神奔”，“喜见陪京宫阙开，双悬日月照蓬莱”，皆以“日月”入诗，合成一个“明”字，暗自寄希望于福王建立的南明政权能够光复明王朝，而这也是明遗民诗学心照不宣的共同密令。

顺治四年（1647年），钱谦益因资助黄毓琪反清，被逮捕入狱。此次押解不仅突然，且来势汹汹，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在钱谦益本人也已经做好无法生还的心理准备，而当时仍处于卧病的柳如是“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为钱谦益此行带去莫大的勇气。尽管钱谦益的原配妻子陈氏仍然在堂，他在《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的小序之中明确写道“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首次赋予了柳氏以妻子的名分和称呼，虽因不合礼制受人诟病，足以见出柳如是的慷慨风义和钱谦益对柳如是抱有的感恩之情。此案了结之后，钱谦益对清廷越加心灰意冷，与明遗民社群之间的交往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和诗之作亦增多，并屡次痛悔自己的仕清之举：“故鬼视近真恨晚，馀生较死不争多。”（《再次茂之他字韵》）

“洞房清夜秋灯里，共检庄周《说剑》篇。”（《秋夕燕誉堂话旧有感》）对钱谦益来说，柳如是不仅是他文学方面的知音、知己，更是侠侣一般的存在。为了弥补背叛家国的举动、挽回个人的声誉，晚年的钱谦益打着游历幌子，为着明朝的光复到处奔走。在钱谦益试图游说清兵将领反清复明失败之后，第一个想要与之分享消息的对象也是柳如是。不过，这些的政治活动没有任何起色，亦鲜少留下记录，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仅仅在诗歌的只字片语中有所透露。

钱谦益曾命人摘取红豆为柳如是祝寿，有取于相思之意，其缱绻深情可见一斑，而陈寅恪在钱氏故园拾得红豆一粒，促成其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机缘之一。但是，世间好物不坚牢，钱谦益过世后，柳如是却由于钱氏宗族钱曾等人发起的“家难”受迫在荣木楼自缢身亡。而用钱谦益生前为名伎寇白门所作绝句来描写柳如是的结局也颇为合适：“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金陵杂题绝句》其九）任侠仗义的柳如是最后以香消玉殒的代价酬报了钱谦益的恩情。

从容迈向民间艺术

钱谦益曾任翰林院编修，在弘光朝礼部尚书任上提出过编修明史的主张，他的丰富藏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典籍是为了撰史所需而广泛搜集和添置，入清后曾充任明史馆副总裁，协理修治明史，由于身陷囹圄以及绛云楼发生火灾藏书尽毁，撰史一事亦复作罢，但他内心深处始终存有一份撰史的热望。“丁丑狱案”风波渐渐平息之后，他策划通过周延儒再相一事得到起复，在写给友人的诗中颇为得意地写到：“逐客已非周太史，故人犹是鲁朱家”，一方面他出身翰林，居史官之位，对著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撰史的迫切心情和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经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未能在庚寅年死节，已是愧对故国故主，而面对士论于他“贰臣”身份的指摘，钱谦益始终抱有极其深切的道德焦虑。他不仅重视史传文学，也非常了解史传传统的撰述规律和社会影响，对自己在国变历史之中的负面形象有着无比清醒的认知。他渴望亲自执笔书写历史，为自己剖白辨析，又对历史的客观书写充满敬畏和恐惧。

甲申国变之后，明代士大夫们难免每对故人思故国。由于歌伎等人物往往是故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历史的亲历者，因此频频成为钱谦益诗文寄寓感伤情怀的对象。顺治三年，在清廷礼部侍郎任上才刚待了半年的钱谦益饱尝被冷落的滋味，告假南归，途径淮安见到旧日熟识的歌伎冬哥，写下四首绝句诗，其中有云“临觞莫恨青娥老，两见仙人泣露盘”，意指冬哥和自己共同经历了甲申国变和南明政权失败两次亡国体验。途径金坛时，钱谦益又遇到了昔日相熟的歌伎，赋诗云“莫欺鸟爪麻故老，曾见沧桑前度来”（《金坛逢水榭故妓感叹而作凡四绝句》其一），同样借故人之眼抒发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之感。他还曾写诗告诫跟随龚鼎孳北游入京的歌者王郎“休将天宝凄凉曲，唱与长安筵上人”，希望他不要将明朝过往的历史轻易出卖作为谋生的内容和手段。

上述这些都印证了晚明士大夫游冶风气颇为盛行，士大夫与艺人之间的唱酬往还也很频繁。钱谦益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些民间艺人，并慷慨地赋予他们以历史见证者（eye-witness）的角色，正是出于对史传传统的敬畏和尊崇。此外，宋元之际的琴师遗民汪元量曾创作百首实录性质的组诗，被誉为“水云诗史”，钱谦益对此也心向往之。因此，无法堂堂正正地用朝堂史官身份记载正史的钱谦益，转向了民间和江湖的野史，渴望用诗歌在青史上留下与正史具有同等效力的文本，洗刷个人降清的名声。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钱谦益与明末清初享誉南北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交谊深厚，并借助后者完成其诗史书写的抱负。阮大铖想要结交左良玉，就将柳敬亭等奇人异士罗致在阮府中，后来柳敬亭为复社中人所警，愤然离开阮府，投奔左良玉。当初，左良玉拥军八十万以自重，因其未参立新朝，故不愿受诏，勉强归附南明政权。之后，左良玉又和与南明政权的阉党马士英等人产生矛盾，柳敬亭曾以一己之力在当中为之调停斡旋。不过，左良玉仍坚持以“清君侧”为名南下讨伐马士英等所谓“奸臣”，之前累积的双方的不信任一齐爆发，士论对左良玉的诟病和质疑也从未停止。加之左氏军中良莠不齐，南下途中烧掠武昌，而导致他最终覆灭的九江之役也是因为左良玉病笃呕血，部下叛变谋反。但是，柳敬亭对左良玉始终有知遇之恩的感激，即便失去靠山再度流落市井也始终不忘为故主辨白心志、沉冤昭雪。

1645年左良玉病逝之后，柳敬亭曾邀请画师为故主左良玉绘图二幅，分别是《左宁南画像》与《左宁南军中说剑图》，并求请文人名士为画像题诗，钱谦益题诗即为《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在这首长诗中，钱谦益模拟了弹词的文本风格，从正面的角度讴歌了左良玉的戎马一生，表达了对柳敬亭复述和重构历史的信心：“千载沈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羡。盲翁负鼓赵家庄，宁南重为开生面。”在一个政局如此混乱、无人主持史传的时代，国史的客观编撰已经成为一种奢望，而柳敬亭的说书技艺虽被视为院本弹词演史之流，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却注定要在千万人的耳闻口传当中流芳百世。

钱谦益虽才高八斗，却在波诡云谲的党争风波中屡战屡败，在政治运作和察举识人方面又过于天真和稚嫩，导致他仕途蹭蹬。而在一念之差做下的降清和仕清之举，更是成为他终生都悔之不及的道德症结，幸有柳如是红粉作伴，聊堪慰藉，晚年的他也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积极筹划联络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他在正史的记载中将永远背负“贰臣”的骂名，但他的诗史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流传下来，为他作着无声而有力的辩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