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东大杨浦，沿东北角的定海路由南朝北，跨过黄浦江上的定海桥，进入复兴岛，便能望到坐落在岛南的中华造船厂，原名大中华造船机器厂。它由爱国民族资本家编创建于1926年，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自上世纪八九十年至今，已先后走出五位作家（其中三位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这在上海的一家大“厂”中可说是一个“奇迹”。

数年前，作为同在复兴岛工作过的文友，我采访了作家、诗人，《中华造船厂报》原主编路鸿，听他回忆当年工厂的18位文学爱好者在防空洞偷偷举办“文学沙龙”的往事。

中华造船厂热爱文学的风气是有渊源的。早些年的上海曾涌现出一批工人作家，其作品以描写工厂生活见长。当工厂文学之风吹到复兴岛上，唤醒了中华造船厂青工心中蛰伏的文学之梦，他们纷纷提笔写诗作文，一时间竟名声在外，被评为上海群众文学创作的“红旗单位”。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末，大名鼎鼎的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到上海，也亲临船厂访问。柯切托夫也是船厂工人出身，当时他的长篇小说《茹尔滨一家》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拥有甚多的拥趸者。1961年，写过《天山牧歌》《吐鲁番情歌》的著名诗人闻捷从甘肃回到上海后，蹲点船厂，曾一度负责过船厂的宣传工作，致力于提高青工中文学爱好者的文学素养。

文学的种子悄悄埋下了，但绿苗破土而出、长高长大，尚需假以时日。

上世纪70年代初，受当时风气的裹挟，船厂厂部将各车间的“笔杆子”抽调出来，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每周日下午脱产半天——其时为了避开交通高峰，上海造船系统休息天都安排在周四——这些人集中在船厂厂办底下那个很深、很简陋的防空洞里，写所谓的批判文章。

令召集人始料不及的是，此举竟使得全厂的18位文学爱好者（他们自诩为“十八棵青松”——这是当年京剧《沙家浜》中，歌颂18个新四军伤病员的家喻户晓的选段）汇集到了一起。他们在草草写完“批判稿”交差后，先是偷偷地交换幸存下来的“禁书”阅读（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文学名著都被打入“冷宫”，或烧毁，或没收，或当废品卖掉），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四出分头寻觅古今中外的名著。找到后，就由老高中生、文学素养好的罗达成一边选稿，一边手工抄写，搞出了两本字迹工整的厚厚的《散文精选》和《诗歌精选》。

此时，“老三届”高中生路鸿在厂轮机车间当车工，因写得一手好字，刻蜡纸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他下班后，在家里昏黄的灯光下埋头刻字。几个月后，两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散文精选》和《诗歌精选》发到其他“防空洞洞友”的手中，大家欣喜异常。散文选中有刘白羽、杨朔、秦牧等的名篇；诗歌选了艾青、郭小川、闻捷和域外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佳作。这在当时是何等宝贵的精神食粮啊！

在这群“文青”中，有一位稍稍年长的老大哥——很早就参加上海作协的工人作家仇学宝。他正在中华厂“下生活”，挂职任厂船体车间的党支部副书记，也是“大批判”组的成员。他时不时地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文青”讲解如何写短篇小说。

在防空洞的一个塞满大批判书籍的书橱中，不知谁插进了一本雨果的《九三年》，大家便轮流读了一遍。书中有个因为一门大炮没有拴好，在船上遇到风浪就滚来滚去的细节，大家都觉得蛮有趣的。还有孙犁的《白洋淀记事》，以诗一样的语言写出白洋淀碧绿的田田荷叶竟成为埋伏在水中的游击队战士头上的隐蔽物，从而一举歼灭了日寇的情节，也深深地感染了大家。大家有意模仿孙犁的笔调，学写自己的习作。

每次在防空洞读“禁书”和交流体会时，大家都是小心翼翼，谨慎而警觉。洞口一有脚步声，他们马上把书塞进隐蔽处，迅速拿起事先放在桌子上的大批判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翻看。他们自嘲说，我们太像地下党在开秘密会议了。侥幸的是，他们一次也没被发现。否则，后果就难说了。

从防空洞出来，大家意犹未尽，放着厂门口对面的77路公交车（设有中华船厂站）不乘，边走边谈文学。他们越谈越兴奋，不知不觉走过定海桥，出了复兴岛，拐弯到了杨树浦路站。后来步行两站路后，才各自意犹未尽地上了77路。

孜孜汲取养料，互相如切如磋。他们又编选了自己的诗歌、散文作品选，打印后互相传阅。在“老大哥”仇学宝的辅导下，他们还编了一本《船台春潮》的短篇小说习作集。后来，他们的作品终于集中亮相，接连发表在上海的一些报刊杂志上。灿烂的文学之花在经历了一番苦寒后，终于绽放了。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走进报社、电视台和出版社。至上世纪未，中华船厂已走出了罗达成、刘绪源（已故）、钱国梁、钱勤发、路鸿等5位作家。本世纪初，已离厂的和仍旧在厂的“洞友”们重新聚会，大多已两鬓斑白。

回首往事，尤其是那难忘的“洞中岁月”，大家感慨地说，想不到在当年这种情形下，我们还能坚持每周在防空洞里举行一次“文学沙龙”，防空洞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所文学院啊。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