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住宅楼落下的墙砖，砸中谁的概率最大？

可能是车顶，可能是路人，但百分之百会“砸”到街镇干部的脑袋上。街镇当然需要为属地安全负责。而因为墙体老化造成的坠物风险，无疑也需要即刻的维修。于是问题来了——如果一处房屋的开发商早就不知所终，维修基金“余额不足”，又未到法定大修年限，谁来出这笔数额不菲的维修款？

根据人们下意识的反应，当然是街镇。于是问题又来了——既未在预算中列支，又难言法定责任，街镇拿出这笔钱，通得过年底的审计吗？

这不是“沙盘推演”，而是不少街镇社区入夏以来正在遭遇的烦恼。现实、民意、法律、规章等，每一条都要求基层干部作出正确选择，但所有“正确选择”加在一起，未必都能让人全身而退。

有时候，来自不同出发点的不同选项，本身就有着错位甚至对冲，越是想求全，越是难保不出问题。一旦责任全压到基层，“正确选择”，常常就会变成“两害相权取其轻”。

前些年就有基层干部反映，小区车满为患，民意沸腾，社区干部想尽办法“螺蛳壳里做道场”，前脚刚辟出了车位，居民满意了，后脚就接到了有关部门厉声问责——因为调整涉及绿化，尽管已经设法让绿化面积保持“动态平衡”，却仍难抵“毁绿”的批评。也有地方，既要整顿沿街商业，又要创造“活力经济”，也要照顾居民需求，还要确保井然有序，自上而下的“两全”指令，往往让基层陷入两难。

外地还有干部亲历，上级有关部门要求每个乡镇必须建立污水处理站，不按时建要被问责，建则涉及土地报批。有不少位于基本农田附近的地，审批程序复杂、颇为耗时，如果按进度要求“未批先建”呢？也要问责。这类让基层“吃力不讨好”的事，各地都不少见。论其动因，无外乎某种“既要……又要……”乃至“也要……还要……”的要求，一种严格的“辩证法”。

其实，“既要……又要……也要……还要……”本身不仅没有错，还是追求科学发展、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应有思路，是做成许多大事、难事颇为重要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道理，基层干部都懂。但缘何谈起“既要……又要……”，不少人就面露难色，甚至提前做好“因公负伤”的心理建设，准备好“伸头一刀，缩头一刀”？

显然，正确的方法在执行中被异化、误用，“追求全面”成了“求全责备”，“辩证思维”也简化为“刀切豆腐两面光”，这与各自初衷大相径庭。再究其背后，有制度设计的问题，有权责划分的问题，也有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

基层干部常常抱怨，自己总是在当“三夹板”。有时候，制度供给跟不上社会变化，基层一线不得不直面问题和压力，也难免要当一下“三夹板”，这也是对干部担当作为能力的考验，大多数人并不会怨声载道——要解决问题，制度上多动脑筋，各方协力进行突破就是了。

也有时候，“三夹板”完全是上下权责不清、关系不顺所致。比如“既要……又要……”，本是强调要平衡有道，到了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这里，却成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基层干部是人，不是机器不是神。他们没有三头六臂，没有特异功能。当他们没有被充分赋权，更没有被充分赋能，却要承担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义务，求那些并不存在的“完美解”时，理想中的“左右逢源”，只能变成“左右为难”。

有人说，“左右为难”也是干部的“宝贵经历”，是很能锻炼人的。这话看似境界高，其实经不起推敲。“为难”里有多少事出有因，又有多少纯属折腾，还有多少是因为“责任甩锅”“问责过度”，基层干部心里都有一本账。

这些年各地流行签“责任状”，还流行“一票否决”，有基层干部一人就签了几十张“责任状”，头顶十几个“一票否决”项目，俨然成了“高危人群”。而背后呢，本应提供支持帮助、甚至本就是责任主体的上级部门，却成了“指挥官”，当起了“评议员”。

有些自上而下“评议员”，要的还不只是下面交上的“答卷”，还是一种“感觉”，于是在就事论事的“求全责备”之外，基层又遭遇更多考题——“上午发通知下午要反馈”“今天布置明天出成效”“既要活干得多还要材料写得好”……

这背后被误读的，又岂止是一句“既要……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