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参加课堂的学员里，杨之芬显得与众不同。

年近四十的她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这与她不施粉黛的样貌、极为质朴的衬衣有些格格不入。

她又是听得最入神的那一个，始终凝视着讲者。

摄像师捕捉到了这一点，镜头朝着她的方向缓缓转来，她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授课内容再度吸引了她的注意。

一周前，她接到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顾薛磊的电话，让她去听一堂叫作“为孩子父母学校”的课。她本不想去，但对方不容推脱地说这对你有好处。

听完以后，杨之芬同意了顾法官的判断——“如果早一点听到这样的课，我或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长宁区法院的这堂父母课，从1989年起步，至今30年，见证了6000多位父母重新审视自己为人父母的爱与责任，也见证了中国婚姻观念的变化以及婚姻司法的变迁。

值得注意的是，30年来这堂课从未更名。这或许意味着，无论婚姻理念怎样更迭，一个主题是永恒不变的——人们依然需要学习如何做父母，如何爱孩子。

【遗弃】

5月20日的课堂内容，杨之芬印象最深的是那部微电影《离婚了，我们依然是最爱你的爸爸和妈妈》。

片中那个天真的小男孩豆豆像极了她的儿子。可是那么多年，她好像从没试图了解，儿子晓锋的内心到底怎么想。

3年前的一天凌晨，她坐在家对面的快餐店抹泪。

那一天她打了晓锋。原因是搬家时又听到了闲言碎语——她从老家来沪打工，却在“稀里糊涂之下”有了这个非婚生的孩子。

“要是没有这个孩子，人生一定不会过成这样！”儿子不听话时，她就这么想，下手也格外重。但同时又自责，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哭了许久，她暗下决心，带着8岁的晓锋一起去了位于虹桥路的长宁区法院门口。

“你去找顾法官吧。跟着我，你没有好日子过。”她有些赌气地说。晓锋没吭声，他还在生妈妈的气。

杨之芬抱了抱儿子，转身就走，一路冲向地铁站，没有回头。儿子没有追来。

这不是顾薛磊第一次遭遇当事人遗弃孩子。

顾薛磊1997年进入长宁区法院工作，2007年进入长宁区法院少年庭。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少年庭，于1984年成立，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抚养、监护、离婚、继承以及校园伤害等民事案件都由该庭审理。

“少年庭案件触及的往往是最特殊、最极端、最焦点的家庭矛盾，发生矛盾激化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庭审，估算有30%以上。在这30%中，近10%有扬言遗弃、自杀、杀死对方等极端行为。”顾薛磊说。

孩子被遗弃，在法院仅仅是矛盾激化后极端行为中的一类。纷争之中，父母往往把孩子作为附属品，或抢夺，或抛弃，或作为财产分割的谈判筹码，或作为惩罚对方的利器……“为孩子父母学校”因此建立。1989年，长宁法院和区妇联等机构联合创设了这堂针对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离婚教育课，一年1至2次，邀请法官、心理学专家、法学专家等授课。

顾薛磊曾在课堂上讲述亲历案件，提醒这些父母务必考虑到孩子的感受。

一个案子中，夫妻在离婚时都抢着要孩子，后来法院判给了女方。没多久，这女子发现带孩子太吃力，甩手丢给孩子爸爸。爸爸没法带，孩子又被送去爷爷奶奶家。那是一个大雪天，妈妈丢下孩子后转身就走，5岁的孩子哭着追出来，连鞋也没穿，光脚跑在雪地里。后来在法院安排下，孩子和妈妈相见。他看到妈妈，先是激动地奔过去想要拥抱，快到跟前又小心翼翼地止步，继而跑走，来回多次，最后向妈妈问出一句：“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要我？”

6岁的小朵情况更糟一些。父母离婚期间爸爸病逝，妈妈无力抚养，就将小朵交给爷爷奶奶。小朵变得不会说话，高兴或愤怒都通过大叫来代替；动物里她只认识猫；爱做的事就是剪纸张，越好看的折纸越是要剪掉；无法上幼儿园，连自己穿衣、上厕所都不会。

爷爷奶奶害怕孩子患上自闭症，但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接触后认为，这更像是一种受到挫折、应激后出现的退行行为。

“你们觉得她的心智大概是几岁？”第一次上门后，心理咨询师问爷爷奶奶。

“2、3岁吧？”奶奶猜测。

心理咨询师当时没忍心直言，后来对记者说：“实际我觉得只有10个月。”

5月20日，“为孩子父母学校”在长宁区人民法院开课，学员们正在观看微电影《离婚了，我们依然是最爱你的爸爸和妈妈》。

【考量】

顾薛磊明白，将孩子遗弃在法院的当事人是想给法院施压。

杨之芬也是如此。这已是她第二次遗弃孩子。第一次是在晓锋7岁时，她在法庭上借口离开，再没回来。那时孩子的生父不愿承认孩子，亲子鉴定后，由法院裁定抚养权给女方，男方每月付抚养费。但杨之芬觉得带孩子太累，希望把孩子的抚养权再判给男方，没有如愿。

这一次她在法院门口丢下孩子后，就躲了起来。任凭法官几次送孩子上门，亲戚们都以不知她行踪为由拒绝接收孩子。她天真地认为，或许这样法院就会将孩子送到生父处。

法官的考量、裁决并不会因为这些施压行为而改变。晓锋只得暂被送入福利院生活。

“成年人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孩子，你看到那些孩子的眼睛，他们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要被动成为成年人错误的受害者。”顾薛磊说，对其中的一些孩子，法院是维护他们权益的最后一道关卡。

判给谁，这很简单，问题往往出在离婚之后。顾薛磊遇到过一个小男孩，父母离婚后被判给爸爸抚养，但爸爸后来酗酒，每天醉倒在床。幼儿园看孩子可怜，除供给一日三餐外，还不时给他洗衣服、洗澡。而寒假后再开学时，幼儿园老师发现，孩子曾多次大便在身上，衣服竟然已经冻得硬邦邦。

另一个孩子，在父母离婚后，与爷爷奶奶生活了十几年。由于祖辈严格要求，孩子在初中时与老人闹翻，主动要求和妈妈一起生活。而妈妈因为产后抑郁延续至今，如今是重度抑郁。孩子于是休学在家，除了睡觉就是打游戏，不剪头发不剪指甲，愿望是“能够一直在家，躺在妈妈怀里打游戏就好”。

还有一个极端案例，孩子也是父母离婚后无人抚养，法官把双方父母都叫来问。爸爸这边的情况是：爷爷去世，奶奶患了严重精神疾病正在住院，姑姑患抑郁症自杀，叔叔刚从精神病院接出来需要照顾。妈妈则有严重的红斑狼疮，在住院期间还需要这个10岁的孩子陪夜。

对于这些家庭，往往都是少年庭法官出面，去跟居委会、街道、民政、派出所、学校等沟通。

有些有能力却没尽到责任的父母，法官们会记下，推荐其参加“为孩子父母学校”。

学堂的流程安排，是有所考量的。先安排学员集中观看专题教育片，再邀请专家、法官等从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角度进行高强度教育，最后趁热打铁，分散庭审，促使这些父母在肃穆而相对私密的法庭中反思。

顾薛磊认为，“为孩子父母学校”起到的是缓冲作用。

一方面是帮助夫妻独立思考，婚姻是不是到了救无可救的地步。毕竟，完整的家对孩子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原长宁区法院法官孟祥芝遇到过一个离婚诉讼案，缘由是家庭空间狭小，生育之后婆媳矛盾爆发。一次听课之后，孟祥芝看出夫妻感情尚有余地，便建议两人租房，两代分开居住后，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离婚。

另一方面，则是警示父母，告知他们自始至终必须承担的责任。顾薛磊说，少年庭案件近年明显增加，与家庭关系的复杂化，尤其是离婚率的上升有很大关系。有些孩子，几年前还是民事案件中涉及权益保护的未成年人，几年后就成了刑事案件中的嫌疑犯。

30年来，“为孩子父母学校”也像一双眼睛，见证了中国婚姻理念的转变。

比如，早期课堂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孩子，尽量挽救婚姻，但后来，更为公认的态度是，如果婚姻已处于死亡状态，拖着对夫妻双方和孩子都不好。为了孩子，要好好地离婚，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孩子的伤害。

法官的考量也在发生变化。

顾薛磊记得在一起案件中，他问一个5岁的孩子，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生活？

5岁的孩子一脸天真：“我想跟哥哥。”

“以前如果有两个孩子，更多是爸爸妈妈一人一个；其实二胎以后，在兄弟之情融洽的情况下，我们首先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考量孩子的成长，再兼顾父母或探望权的平等。”顾薛磊说。

【弥合】

社工刘愿介入的时候，已是杨之芬被抓之后。

杨之芬是在打工的餐厅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她有些害怕，转而心里就踏实了。至少她从警察口中得知，孩子安好。

在看守所度过3个月之后，杨之芬在家里见到了被妹妹接回的晓锋——高了，壮了，还对着她喊了一声“妈妈”。

她应了一声，就去洗澡。

那天，她刻意与儿子保持距离。第二天她做了顿饭，端到儿子面前时，儿子说“谢谢妈妈”。她终于没忍住，哭了。

这声“谢谢”击垮了她。“我妈妈10岁就去世了，爸爸很早就出去打工，爷爷奶奶也很早没有了，从小只有我们姐妹俩，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她说，她几乎没有感受过父母之爱，不知道该如何做父母，更没想过要教孩子感恩父母。

刘愿是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的一名社工。长宁法院自2018年起联合长宁妇联开设了“家庭辅导工作室”，在“为孩子父母学校”的课程之外，派心理咨询师或社工为个别案例提供帮助。母子俩重新共同生活后，顾薛磊请刘愿去见杨之芬母子，希望帮助孩子平稳度过转折期。

第一次见面时，杨之芬就向刘愿表达，感觉和儿子之间存在隔阂，并列举了一些儿子存在的问题，例如不写作业玩手机，制止了也不听。

见面后的一个周六，恰逢居委举办爱心义卖，杨之芬和妹妹这两家人都要去，刘愿也顺便去看看晓锋。

晓锋1米5的个子，肤色偏黑，说话朴实，很有礼貌，见面就叫“老师好”。

有一幕令刘愿印象很深。居委向他们发放了一些抵用券，到最后，晓锋发现券用不完，就说：“我们把券还回去好不好？要不然就浪费了。买了不用的东西就是骗社会的钱，就是撒谎。”阿姨劝他，“傻孩子，你不用今天就作废，给谁呢？”可晓锋就是不愿意。

刘愿向晓锋解释，“这钱是政府发给你的，是你所有的，不用的话，放到路边给不需要的人好吗？”后来晓锋想通了，把一些券给了妈妈和阿姨，但还是偷偷把一些券放在路边。

记者问杨之芬，有没有为遗弃向晓锋道过歉？

她有些迟疑地说：“小孩是不记仇的。”

而在刘愿的观察中，晓锋很清楚母亲遗弃过自己两次，尽管再度接受了母亲，他偶尔也会骂母亲两句。所幸，他的心理状况、个性发展整体健康。

刘愿认为，离开母亲的3年，晓锋已经形成独立人格。他不愿意听母亲的吩咐做事，而要自己考量，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学习上也自有规划，比如周六上午打球，下午休息一会儿再写作业；至于母亲提到的玩手机，他觉得，“我们全班都玩手机，第一名也玩手机，玩手机是种释压”。

刘愿后来对杨之芬说，不要过度担心晓锋，只要保持尊重、互相鼓励，相信他就行。

【延伸】

今年年初，法院以遗弃罪判处杨之芬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缓刑期间接受强制亲子教育。

“为孩子父母学校”就是其中一课。

听完那堂课后，杨之芬说：“我总是在做错误的选择。”她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顾法官，觉得“站在他们面前很羞愧”，“当妈的还没有别人对自己孩子好”。

与杨之芬在同一个课堂的王研清，婚育后与丈夫矛盾激增、渐行渐远，提出离婚。分居2个月间，由于丈夫对自己父母态度不好，她直接拒绝了丈夫看望10个月宝宝的要求，闭门不见。丈夫不甘示弱，请来律师要求申请精神损害赔偿。

上课当天，丈夫坐在最后一排。课前两人还剑拔弩张，课后气氛明显缓和。调解员对王研清说，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妈妈，也需要爸爸，爷爷奶奶的爱对孩子也很重要。最后很快达成一致，分居期间孩子爸爸可在双休时探望孩子，也可以带孩子去看望爷爷奶奶。

顾薛磊和心理咨询师陈巽以及案件主审法官在今年六一节前去了小朵家里。聊天之间，小朵突然踮起脚亲了陈巽一口。

奶奶解释，小朵如今每周都和妈妈见面，每次见面妈妈都会亲她脸颊，她也学着亲吻阿姨来表达喜欢。

陈巽介入的另一位孩子——休学在家打游戏的小凯，已经重返校园，即将迎来中考。

刚回学校时，小凯经常考不及格，多次想要逃回家，陈巽就鼓励小凯妈妈陪伴孩子一起出门做咨询。目前，小凯的成绩保持在中游。他告诉陈巽，未来想学美术，走艺术专业道路。

一位好法官的标准当然离不开公平和正义，但对少年庭法官来说，仅有公平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爱心，有怜悯之心。顾薛磊说，“为孩子父母学校”的设立，便是法律之外，情与理的延伸。

“学校能不能多办几期？”有当事家庭得知这所法庭学堂的存在后，主动来询问，得知一年只办1到2次时，颇觉遗憾。

顾薛磊也很无奈，一方面，主动要参加学习的当事人尚属少数，大多数人依然抵触；另一方面，法官审判压力大，精力有限，而且经费有限，目前的主讲嘉宾几乎都是义务教学。若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或许能帮助分担。

30年间，“为孩子父母学校”已多次走出法院、走向社区，但现在社区的基本停办，又回到法院了。顾薛磊希望，未来学校能再次走进社区，与老百姓紧贴在一起，这也需要社区充分理解学校的作用。

“督促父母正视自己的职责并且切实予以履行，是我们办学的出发点。”长宁法院院长米振荣强调，“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每个家庭的未来，为了全社会的未来，我们将要做的还有很多……”

临近分别，杨之芬小心翼翼提出：“我总是想，应该去福利院谢谢那些老师，把孩子教得那样好，也应该去法院谢谢法官们。如果我去了，应该怎么做，又该说什么呢？”

在场者帮她想了几个简单的办法后，她点了点头，说：“我再想想。”

之后，她拿起桌上那顶黑色的鸭舌帽，却没有再度戴上。她大方地向记者挥了挥手，汇入人流之中。

（文中杨之芬、王研清、刘愿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