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和我的医学生涯基本是同步的。它是我们外科医师的常备读物，查完房、下了手术，大家每天都会抽空翻阅。当时不曾想，我也有幸被这份颇具分量的报刊多次采访报道。于我而言，与其说是荣誉，更多的是鞭策和激励。她时常提醒我：只是这点成绩，还远远不够！如今，再看到那些曾经的报道，唤起了我珍贵的回忆。

科研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是一定会有进步，对病人有利

我国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近代研究起步于1974年。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国际上已经开展了相应的研究；但得出结论却很不好，在传统的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下，有着非常高的死亡率，能存活的极少。重症急性胰腺炎成为了医疗界的“洪水猛兽”，发病突然，进展迅速，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暴发性疾病。国内的同道也都不愿触碰这一“医学禁区”，于是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人几乎等于失去了希望。

我当时在傅培彬老师指导下，带领胆道小组致力于胆石病的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在我与研究生戴坤扬及同道们的努力下，已经建立了“以化学成分及剖面结构为基础的胆石病分类法”。这种方法优于国际上流行的分类法，提高了我国胆结石诊治水平，被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组定为全国胆石病普查的结石分类标准，被命名为“傅氏胆石八类分类法”，奠定了瑞金医院在我国胆道外科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但就在这时，傅培彬老师却要求我在胆石研究之外，再挑起重症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研究的重担。我觉得很茫然，因为从过往的研究成果来看，不管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保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死亡率都是居高不下的。当时傅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科研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是一定会有进步，对病人有利”。正是这句话，给了我承担这项研究的勇气，也激励了我和小组的同道们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传统上对重症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外科治疗仅限于引流，效果很不理想，所以大家都不敢进行手术治疗。但是仅仅靠内科抗炎疗法，同样很难达到良好的疗效。在傅培彬教授的指导下，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动物试验，我们发现，将手术方式从单纯引流坏死组织转变为同时切除坏死胰腺，能够提高病人存活率，这是第一步成绩。以后，又发展到“个体化手术方案”，使病人成活率又进一步提高。这也就是《解放日报》1983年10月报道的“危急：一孕妇患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罕见：瑞金医院全力抢救母子脱险”中提到的典型病例。

1983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

但是大量的随访和研究却发现手术死亡率虽有下降，但手术后恢复效果不一，有些病人顺利恢复，而有些病人却出现了各种并发症。比如1992年7月，还是《解放日报》介绍了瑞金医院治疗著名演员梁波罗的过程。他接受手术后连续出现霉菌性败血症和细菌性败血症，四次走在死亡边缘，最终虽然还是被抢救了回来，但吃了不少苦头。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我和团队成员，特别是ICU的汤耀卿、毛恩强等同事们，在开展大量临床和动物试验后发现，重症胰腺炎病人机体自身的抵抗力已严重受损，再经过一次或多次手术的打击，创伤过大，造成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菌群失调，严重影响病人的恢复，甚者可致病人死亡。为了克服这新出现的难关，我们的研究队伍又扩大到消化科、病理科、营养科。这就是我们在全国胰腺大会上提出的“多学科联合治疗重症胰腺炎”的思想根源。

只有大量实践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1974年8月开始至1998年，我和团队共计进行了390余例重症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治疗，抢救成功率达到了86.1%。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国内外会议及杂志上发表，这样不断使其它兄弟单位享用我们的经验，又迫使我们不断提高。1999年，我们又在全国首先提出“短时血液滤过法”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方案，采用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发生72小时内，进行短时血液滤过方法，先后治愈了14位生命垂危的病人。那时候，《解放日报》的记者曾来采访报道，评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为重症胰腺炎病人带来了新生的曙光。但谈起感受，我更多的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和鞭策，因为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让更多重症胰腺炎病人得到救治，让我国胰腺外科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

我们医院的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可是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病人，他们该怎么办？这样的念头常常让我寝食难安。

首先，我和小组的同道们一起，在我们20余年的治疗经验基础上，结合国际上资料，1977年制定了我国“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诊断及分级标准”；2007年又制定了“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经全国胰腺会议讨论通过，定为我国胰腺学组的正式文件。由此及彼，作为全国胰腺学组的组长，我考虑到胰腺外科是我国腹腔外科最晚开发的一个领域，其它两个重要疾病，如胰腺癌、胰腺内分泌肿瘤，其普及不够的现象也是一样存在的。在此基础上，我萌发了由全国胰腺学组组织一个“胰腺外科讲学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交流的想法。

张圣道教授为学生们授课。

我和学组顾问朱预教授、秘书长赵玉沛教授三人商量，他们欣然同意，热情很高，并表示这个工作必须由我们带头来做，再辛苦再困难也要坚持做下去。朱预教授担任“胰腺内分泌肿瘤”的讲解，赵玉沛教授负责“胰腺癌”的讲解，我则负责“急性重症胰腺炎”的讲解。我们先后到了湖北、天津、宁波、温州、宁夏、安徽、广西、江苏、海南等全国九个省市进行宣讲，受到热烈欢迎。那时候，大家称我们的行动为“胰腺万里行”，也确实为提高胰腺外科的全国诊治水平打下基础，我的心里感到了初步的安宁。

抢救的时候，心里只能有病人

1999年8月的一天，大约晚上10点钟左右，刚下手术台的我接到一个紧急会诊请求，便匆匆赶往新华医院。病人是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高血脂诱发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当时已经使用了两天的保守治疗，情况却越来越差，已经到了极危险的境地。在会诊讨论会上，十多位会诊医师都主张继续做保守治疗，只有我提出要立即做手术抢救病人。这个主张受到大家的质疑，理由是“重症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本身的预后就不好，再加上病人现在的全身情况太差”。我的一位老朋友轻声对我说：“要为这样一位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病人做手术，她现在情况如此严重，一旦失败将要面对怎样的后果，你考虑过没有？”我自己也确实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在这迟疑的关头，是傅培彬老师说过的那句话：“抢救的时候，心里只能有病人”让我坚定了手术的信心，再加上在场的上海市领导同志们的鼓励，我下定决心走上手术台。当我打开病人的腹腔，在手术灯光照耀下，一下涌出足足2000多毫升的坏死感染组织及血性腹水，看得所有人心惊肉跳。我不敢有一丝分心，切除坏死胰腺组织、做空肠和胆管造瘘、放置引流管。手术完毕，窗外东方已经发白，但我没有一点倦意。讨论到手术后的治疗，我请示了瑞金医院院长。时任院长李宏为支持我的想法，他说：“既然瑞金医院已管了这个病人，就要管到底”。医院立刻组织内科、外科和ICU医生成立抢救小组。我在手术后带着呼吸机将吴启迪转至瑞金医院继续治疗。我们整个抢救团队在李宏为院长、俞卓伟副院长的亲自领导下，精心治疗，随时处理病情变化。吴启迪前后经过5次手术，8次心跳骤停，都被抢救回来。这样的情况，在抢救医学史上也是从未见过的。经过长期艰苦战斗，终于，历时150余天，我们团队把吴启迪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康复后，她不但能正常继续工作，以后又升任国家教育部、国务院的更重要的工作。这个事实，又纠正了一个传统观念，那就是“患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病人，即使治愈也不能再工作”的错误想法。

事后我听说，《解放日报》对此事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在病人康复出院后，甚至用了大版面进行宣传。看到这些报道，我的内心只有两个感受：首先是欣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正是这样有分量的报道，让越来越多的同道开始关注重症坏死性胰腺炎的治疗，也将这项研究推向了高潮，同时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重症急性胰腺炎不是绝症，是可以被挽救的；再是感到惭愧，因为我做得远远不够，重症坏死性胰腺炎的救治不能只靠外科医生，还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和协作。

1999年12月28日《解放日报》。

现在，我很欣慰，看到了重症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多学科合作治疗取得新成果，我的想法一个一个变成了现实；也看到一批一批的年轻人踏上医学之路，推动着各项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我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

如今再看《解放日报》，通过她了解时事发展，看到祖国繁荣，她更像是我的良师益友，曾经的激励，如今的启发，这份报刊记录了祖国70年的沧桑巨变，祝愿其与祖国一同迈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