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屑写风景或不会写风景，这是胸襟和精神境界问题

徐 芳：您的很多文字，有着鲜明生动的“中国造型”，或者说被打上了深深的“历史地理烙印”，您始终致力于挖掘和褒扬生活其中的“本土性”资源及其特殊内涵？比如：写“一带一路”题材的一组散文，就写出了文化胸襟以及文化的自信；写风景风土，在我看来，您也是小说家中的好手。据说当下很多作家已经写不好自然风光了，在这方面您有何高见？

刘兆林：其实我没着意想过文字的“中国造型”和“历史地理烙印”这一说。经你一提示，倒真的回过一点神儿来。自己的小鼻子小眼睛所点缀的一张方型国字脸，可不就是典型的“中国造型”嘛！

我的家庭出身以及学历和经历，使我潜移默化忠忠实实地认同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象形性”和“象征性”。匆匆忙忙的一生中，我只走马看花地出过五六次国，每次最长不过半月，对外国语言没条件产生感情，自然也没交下半个外国朋友。等到改革开放国门四面八方洞开，有钱就可以“出国”或“去国”弄语言文字的“外国造型”和“历史地理烙印”时，我自己却既无条件，也无能力，因而更无此愿望了。只好一心一意在“外国造型”巨大冲击下，使自己的“中国造型”和“历史地理烙印”更鲜明生动点。

在“中国造型”方面，我最在意以鲁迅风格笔法打底。鲁迅先生饱读中国古典诗书，又积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不读中国古书，极力倡导使用白话文。但他是遍读了中国文言古书后，再创造白话文的，所以他的白话文既精炼深刻，又生动鲜活，且尖锐幽默。所以先生少有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废话连篇的“图财害命”之作，往往精篇短制惜墨如金，寥寥数语则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其小说、散文、杂文皆如此。

而他赞赏有加、推崇备至的现代东北女作家萧红，老家呼兰与我老家巴彦，只一河之隔，清朝时曾同为一县，后来才分为两制的。所以，少年时，永远31岁的萧红便作为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她那被鲁迅先生由衷赞美的冷峻幽默“越轨的女性笔致”,至今令我孜孜以求。她笔下胸襟豪迈的东北自然风光，我从小便身临其境，至今仍历历在目。而我青少年时期每一点喜怒哀乐，无不与那春夏秋冬的自然风光血泪交加地凝在一起。至今，虽已走遍中国，但栖息地，一直没想到要离开东北地域。这里的自然风光，已是我血肉和灵魂的组成部分。

所以无论小说和散文，每一开篇，我必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那些亲人似的自然风光，几乎离开它们我就难以动笔。即使写你提到的“一带一路”游记散文，我也都不由自主地想多着几笔与各族人民相依为命的西北自然风光。大自然真的与人相依为命啊！所以那组《丝绸路上的少女》《走新疆》《在西藏想你》等等，我都把对人和自然风光的描写，同等对待。

即使早期纯粹写军营生活的诸多作品，我对自然风光和官兵们，都用同样深情的笔墨去认真描写。记得当年我还在写给《小说选刊》的一篇关于军旅题材小说创作谈中总结了“四味”（即“风味”“气味”“人味”“兵味”）的体会，其中的“风味”即是对“地域自然风光与风俗”的特别重视。比如《风雪撩人》《因为无雪》《黑土地》《一江黑水向东流》《雪夜童话》《士兵小夜曲》《三角形太阳》等等。即使当下生活环境中的每一株花草树木，以及小动物，在我笔下，都当亲人一样看待。我特别喜爱与巴尔扎克同时代并且齐名的法国作家让.齐奥诺的代表作《人世之歌》。书中，大自然的每一棵树，每一条河流，以及河流中的鱼，都和人一样，会说话，会歌唱，有喜怒哀乐。所以他描写山岗吹过的风，都带了无尽的深情。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小说或散文，也无论篇幅长短，都尽量写到自然景物，而一写到自然景物又都不由自主拟人化去写。

中国台湾的散文大家余光中先生，曾几近生气地批评过，有些作家竟不屑写风景或不会写风景，这是胸襟和精神境界问题。我深以为然。因为，是大自然恩赐人类得以生存，而不是人类恩赐大自然得以存在！人类不该对大自然忘恩负义！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难道有理由不写或写不好自然风光吗？我的人生态度：不当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唯愿人人平等相处；同时也信奉，人与大自然平等相依为命。所以也便像恨贪官那样，痛恨不栽一棵树却偷砍乱伐无端祸害树的人！

人生阅历加深，“思想之胃”消化“时鲜食材”的能力相对强了

徐芳：“时代背景”可能与文学艺术的成就有正相关的关系，但究竟是怎么一个关系呢？“背景上”一些事情并非当时就会有所反映吧？有些可能得经过一段时间或时期的“消化”才能反应出来吗？您又是如何处理文学题材所反映的背景与“消化”程度的关系？

刘兆林：文艺作品是没法不与时代相关的。即使当下人热写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和故事，那也是当今世界与春秋时代有值得借鉴并能引发共鸣的问题了。而所谓“文学艺术成就”，我理解，应是作品当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与对读者的心灵作用，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还有文学史地位，即具有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时代背景，主要应是指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存环境。“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这句名言，就说明了时代背景的重要性。但凡活人，谁不关心当下天气的阴晴、月亮的圆缺啊？而关心这些的目的，不都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吗？所以，不关心时代，也不注重了解时代背景的作家，其作品就难以取得重大艺术成就。

但光注重历史背景，不具有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和深厚的艺术表达力，也难取得重大成就。历史性背景只是前提。不应历史之运而生，而是逆重大历史潮流而动，怎么会取得“重大成就”？即使取得了一时轰动性的影响，也会是一阵狂风卷起的一波滔天泡沫，狂风一过，泡沫也就无影无踪了。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轰动一时的文学书写，对一个时代的反映，光有一个背景的衬托，是极浅表的，重要的是对其历史原因的揭示，对人心灵影响与命运变化的深入描写，才会使“历史”不仅仅是“背景”，还具有多面的“历史意义”，才会产生所谓的“正相关的关系”吧？

因为任何重大历史现象的发生，都不会是孤立的，产生的作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只把时代当背景，而把时代当历史演变过程中陶冶人、检验人、塑造人所无法脱离的，如同风、水、气，日、月、粮般的生活元素去对待，这样的作品，成就就可能大到具有“历史意义”，可称得上史诗之作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具备了史诗品格。而我等只是在意了“时代背景”而已，成就与品格上若承载不了“时代精神”的分量，就只能算时代的一丝浮光掠影罢了。

把时代只当背景轻描淡写，或过于偏激地加以功利性的浓重渲染，都不够“文学艺术”。尤其刚一发生还在进行时的历史事件，并且远无结局便迅速反映的作品，只能算报告，离文学艺术较远，往往经不住历史检验，真就只是历史背景了。其实，文化本身便是历史的投影，而这投影一旦过于人为或过于功利，必然会使那投影不够文化。因而，作为历史投影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非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使狂热激情接近正常，让理智与热情能平等参与创作时，其作品较能经得住时间检验。我的长篇小说《绿色青春期》和长散文《父亲祭》，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亲身经历而且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灾难记忆，折磨得自己忍不住“文革”一结束就写出来，但几次动笔都流产了，直搁置到“文革”结束十多年后重新动笔才得以写成。

有了以上消化反刍的经验，另一部长篇小说《不悔录》和中、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船的陆地》等写改革开放新时期生活，经过反刍消化后才动笔的几部作品，反而较顺利得以成活。这几篇拙作虽分娩成活的情况有所不同，总的却都是经过反刍消化后的结果，所以至今还可以流传（我说的只是“可以流传”）。而《特殊合金钢》《钢筋铁骨》等特别及时写新生事物的偏激急就之作，则有的直接胎死腹中，有的虽得以出生，却早已灰飞烟灭，不可以流传了！如今，随着年龄增长，人生阅历加深，“思想之胃”消化“时鲜食材”的能力相对强了，但激情已随身体老化自然相对弱了，所以我这种情况，则应当反向进行一下“慢慢消化”和“积极写作”关系的调整。

一个作家，不管他写什么，更高意义上讲，都是在写自传

徐芳：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格曾说：中国的巨猛发展让整个世界惊诧不已。在这个语言和社会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当今的中国作家研究自己就意味着对社会的研究。一个作家既写历史又写现状，我们就可以自信地对他的国家他的语言有所了解……而您的“研究”从小说到散文，以文心去关照“人生”，这算“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吧？

刘兆林：是的，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却都令人惊诧不已，“以文心去关照”中国的“人生”，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其实反过来说，以中国的“人生”去充实世界的文心，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其实这两种说法，说的是同一件美好的事，即人生和文心有同命相连的血肉关系。文学是人学。文心即文人研究人民心声之心。我曾说过，一个作家，不管他写什么，更高意义上讲，都是在写自传。即使写别人的事，古人的事，甚至外国人的事，不也是“我”写的吗？其中必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以君子之腹揣小人之心的可能，总之都是以“我”的眼光和心态在表达。我们这个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泱泱大国，不仅生活在变，语言也在变，一切都在变得新奇而鲜活。感染得“要我写，我要写，要写我”的时候，那就更是写自传了。把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都研究透了，也写透了，别人读了也就对自己所处时代有所了解了。所以我的重要作品多以第一人称来写，且多用自己人生经历为素材的自叙传式方法来写的。

自己就是时代的活细胞，敢把自己写进去，一定比只写别人更准确，更真实，但这更需要勇气！我的《不悔录》《父亲祭》《绿色青春期》《我啊我》《妻子请来的客人》《一次遗憾》《感谢跳舞》等等，都是这样的东西，既是我要写小说，又是小说要写我，别人读了也既了解了我的生活，也了解我所生活的时代，这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是什么？而小说和散文，不过题材不同而已，一个可以虚构，一个必须真实，但不管虚构还是真实，所表达的情感都是真挚的。因材而裁，“为人生”而“用文心”,“因文心”而“动人心”,岂不真就是感觉最美好的事么？！

嘉宾介绍：刘兆林，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兼党组书记)、省政协原常委兼文化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现顾问)。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四百多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不悔录》《雪国铁梅》《绿色青春期》；中、短篇小说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违约公布的日记》；散文集《高窗听雪》《和鱼去散步》《父亲祭》《在西藏想你》《脚下的远方》；长篇传记《儒林怪杰——吴敬梓传》等多部。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冰心散文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文艺奖、中华文学基金会“庄重文文学奖”、东北文学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等。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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