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集，是农耕时代的商贸形式。但渐渐地，它在大都市里以一种新的意义出现。    
   

在发达的全球都市，市集的复兴是城市自我修复人与人的温情、建立本地文化认同和社群空间的一种方式。

而在上海，它的价值或许一直被忽略和低估。

农副市集：城里的人想出去
   

易晓武是一名程序员，做了多年环保志愿者。有朝一日成为农副市集组织者，他自己也意料不到。
   

那是2010年，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上海越来越多消费者追求更高品质的农副产品，不惜花费更高的价格，只是苦于没有渠道。
   

在国外，周末出没的农副市集已是一种普遍现象，摊主们获得许可后，自己卖自己种植或制作的产品。

市集本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但在现代化的都市里，反而得以复苏，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返璞归真”。这种趋势和风潮，也刮到了2010年的上海。
   

那天，易晓武第一次组织了20个左右的摊位，在制造局路的一个创意园区摆了农副市集。摊主是一批返乡创业青年，产品以蔬菜为主。
   

“蔬菜不便于保存，运输成本很高，几乎没有盈利。”易晓武回忆当时的情况。准备期间，他特地拉了一笔1万元的赞助，给每位摊主发了200元交通费。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试水”，谁也不知道销售情况会怎样，仅仅在微博里做了预告。
   

没想到，当天销量不错。高价位的农副产品火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踊跃购买。似乎这样露天、临时、摆在年轻人聚集区的农副市集是一种时髦。
   

此后，周末的农副市集在上海走入快车道。喜玛拉雅中心、大拇指广场、五角场等等，易晓武他们每个双休日辗转上海的各个公共空间，高峰时几乎同时收到几个邀约。

顶棚下的时尚市集一度成为城市风景线，在实体店铺销售下滑时，反而逆势增长。
   

有一次，上海纽约大学邀请易晓武前去校园里举办市集。效果非常好，不仅深受老外们的欢迎，而且学校还组织了一次论坛，专门讨论有机农业在中国大城市的重新崛起。
   

渐渐地，有了媒体报道，有了故事，每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摊主都吸引了一批长期粉丝。
   

李姐就是其中之一，她家住五角场附近，一直想买一点“健康食品”，当时网购生鲜并不流行，渠道不多。周末逛街时，偶遇易晓武的农副市集，她顿时有了兴趣。
   

李姐坦言，这些农副产品固然好，但并不是长期吸引她的理由。毕竟再怎么好，白菜只是白菜。能成为长期粉丝，甚至不惜每到周末特地出门一逛，动力是另一个———人与人的交流。
   

五角场的市集位于办公楼附近，周末下午开市，而上午也没闲着，年轻的新农户们上午在办公楼里举办沙龙，分享彼此有机种植的经历和故事。

他们当中，有人原本是摄影师、设计师，甚至企业高管，但对繁忙的都市生活心生倦意，渐渐向往农田。他们迷恋有机种植，回归田园，寻找天宽地阔般的耕读生活，在上海的郊区租下一些田地做种植实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模式和心路历程。
   

“这些故事一听都很有意思，这些人也都很有意思。”李姐说，城里的听众们特别爱听，常常听着听着，对农村开始感兴趣。
   

添加摊主的微信后，不去市集也无妨，摊主们一般都提供网络定期送菜的服务，微信下单即可。而微信公众号会举办自然教育活动。李姐参加过一次崇明岛的体验，去看看摊主们的农田，看看农产品是怎样从田里长出来，对城里长大的人，别有一番吸引力。
   

在这批粉丝眼里，摊主并非传统意义上简朴劳作的农民，而是“有自己想法的年轻探索者”，探索用现代的理念，重新建设农村，重塑一种新都市的生活方式。而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的终端，就是销售，也就是农副市集。
   

消费者们大多是城市年轻的中等收入群体，不看重单价，喜欢有机食品，推崇环保。彼此像家人一样有了感情，成为志同道合的伙伴。
   

这大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上海的城乡之间就有了新的链接。

创意市集：文创流行之地
   

今年正月十五，虹桥天地的走廊里张灯结彩，有趣的摊位一字排开，吸引消费者驻足停留。有兔子灯、捏面人、糖画……

袁圆是其中一位摊主，主打手工饰品，自制的编绳、手环、发饰等等，摆得琳琅满目。她其实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手工作品只是兼职的兴趣爱好。

成为一名市集里的“手作人”纯属偶然。2015年，大学读财务专业的袁圆偶然借了一本手工书，介绍丝网花。她边看边学，不懂的地方网上查找视频，发现自己颇有天赋，从手工中获得极大乐趣。学了一种又一种，编绳、中国结、时光宝石等。直到大学搬校区，她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中制作的作品已经多到所有行李箱都塞不进去，想想还是“务点正业”吧，就此打住。
   

没想到，后来工作地点位于南京三牌楼一带，时常有“手作人”出没，市集日渐热闹，袁圆没忍住，业余时间在那里摆摊，不为赚钱，只为开心。
   

她通过微博认识了一批年轻的“手作人”，正式加入这个圈子。摊位租金每天约100元，第一次赚到500元。

2016年，袁圆到上海工作，双休日便参与上海大大小小各种创意市集。
   

上海的市集非常多，展会、商场邀约也多。但她不习惯的是，摊位租金比其他城市都贵。有的市集一天600元租金，但手工作品在中国市场卖不贵，赚不到那么多，必须和朋友合伙参加才能勉强不亏本。
   

作为一座时尚消费的城市，上海的创意市集中，饰品是热销门类。年轻的姑娘们走一走，看到漂亮的饰品忍不住就会下手买。尤其当这些饰品“独一无二”，网上并不批量生产的时候，100元以上的价位也能接受。
   

然而让袁圆感叹的是，上海的商业嗅觉过于敏锐，没过多久，市集文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迅速被上海的购物商场盯上。
   

上海的商场主动举办各种市集。比如环球港的饰品主题，迪美购物中心的汉服主题，虹桥天地的仙女主题等。

“商旅文”一体的打造，在创意市集这个小品类上得到集中展现。几乎每个商场都不甘落后，创意市集忽然间成为实体商铺引流的“撒手锏”，文创流行和网红打卡之地。

国际市集：社群交流的空间
   

海派文化的上海还有一个“洋市集”隐藏在老弄堂里，每个月第一、第三个周六举办，被很多国际旅游杂志列为来上海的打卡之地，就是嘉善老市。

它位于陕西南路，原是弄堂里的一个旧厂房，改建后变身为创意园区，有多家异域风情的餐厅和咖啡店。

周边如今依然是老式小区，许多第一次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总是抱怨“找不到”，因为实在太小，宽度不过五六米。

到了周六，园区两栋老楼之间的空地上，嘉善老市开市了。
   

老外们带着自制的或家乡的物品在市集中摆摊售卖，如项链、娃娃、时装等。摊主有印度人、土耳其人、日本人、西班牙人……有意思的是，这些外国摊主常常和中国友人结伴前来摆摊。不会英文，也有“翻译”在。

慕名而来的顾客大多是老外。配合周边的老房子、咖啡馆的小装饰、白色的太阳伞，各种肤色的面孔挤作一堆，市集一眼望去，几乎以为在国外。
   

狭小的弄堂里，大人、孩子、宠物在糕点、巧克力、红酒中穿梭。各种肤色、各种年纪、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构成一个热闹又洋气的市集。还有老外弹吉他、打鼓，唱着不知道哪里的小调。
   

“很潮，像一个联合国。”———许多人这样评价。
   

这里的场地隶属于一家国际建筑设计企业，初来乍到时，看着周边破旧但有风味的老房子，设计师们萌生了激活空间的念头，于是仿照国外的常见做法，在园区空地招募一个市集。
   

如今嘉善老市的召集人是一位美国人，他平时在上海的大学里教英文，在上海待了很多年，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每一个摊主都会和他打招呼，像老朋友一样热情聊天。
   

他说，为了吸引人反复前来，摊位有意识地定期更换类型，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他对申请者的要求之一就是东西独特，售卖的商品类型在市集里必须不重复。
   

很多摊主并不在意买卖，更乐意和游客聊天。比如一位土耳其人，娶了上海姑娘，两人正和一位闲逛的上海阿姨聊天。

上海阿姨好奇地询问两人怎么认识的，他们也不羞涩，主动说起相识的过程，男主人怎么跟随妻子来到上海。聊得愉快，上海姑娘拿出一个热水瓶，里面是自制的土耳其特色果茶，请阿姨喝一杯……
   

摊主们说，来市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喜欢这里社交的氛围。有些人“鸡同鸭讲”，有些人用带着口音的蹩脚英语加上生动的肢体语言比画着。
   

在陌生的城市，彼此邂逅，面对面聊天，每个人都像一本书，充满故事，互相聆听，仿佛畅游过世界。不经意的角落里，还有猫咪惬意地蹲在纸板箱上消磨时光。
   
   

“这大概是只有上海才能发生的故事。”一位大学生说。它不只是商业，更是城市文化，是上海国际交流的一个生动注脚。

后工业时代的市集：
空间激活与社群复苏
   

都市人类学者布宾那斯曾经专门研究过美国都市里的市集现象。
   

在一个大规模生产、商品化、标准化的时代，这些只在节假日出现的市集，意义早已不同于农耕时代以物易物的价值。它们在大都市里，有着非正式经济的特征，甚至成为城市公共活动的平台，如艺术展演、公共教育、环保活动等。
   
   

布宾那斯认为，都市白领们不再青睐大企业和全球化组成的食品文化。重建人与土地联系的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构成了市集的基础。
   

而它背后更指向一个大都市的必需品：陌生人的城市里，人们越来越渴求市中心有一个相聚的公共活动空间，汇聚人流、解决就业、推广本地资源、凝聚文化认同，有些市集甚至设置在市中心的湖港边、河岸边。 
   

布宾那斯指出，在美国，市集的主要顾客具有这样的人口学特征：白人、女性、中年、受教育程度高、本地中产。这群市民珍视市集带来的社群感，试图用自己的消费，为地方复兴作出贡献。    
   

它最终吸引人的，是社群的交流、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尤其是在陌生人社会的大城市，达成一种基于信任的熟人社会关系。
   

而如今，上海也有这样的趋势。但在商业味浓厚的上海，它们有自己的发展逻辑。

特色主题，特色定位
   

在上海，成为一名兼职的市集摊主，几乎赚不了钱。
   

袁圆对手工品的定价没有标准。比如一条手链，她花2天时间编织，从60元到260元都卖过。有一回，一位小姑娘看着手链满眼放光，真心喜欢，但钱不多。交流了一会儿，袁圆开了20多元的“友情价”就卖给对方了。
   

创意市集的招募在上海比较简单。微信群主们从各种渠道拉进来一帮“手作人”，在群里发通知。如双休日某广场有市集，公布主题内容、数量、摊位租金等信息，询问大家是否报名。报名者只要群里发作品图片，写商品类型，一次性付清所有天数的摊位租金和押金费，主办方审核通过即可。
   

租金费每天300元到1000元不等。有一次某个商场要价每天3000元，由于主题是小孩子走秀，卖儿童的东西好赚，依然有人踊跃报名。
   

历数在上海参与过的市集，袁圆比较钟爱的还是虹桥天地。这里也是她长期参与摆摊的地方。“别看是一家新商场，市集特别多，主办方靠谱。”袁圆解释。
   

2018年，虹桥天地举办过十余场市集。如传统节日市集、二次元文化类市集，针对节假日采取不同主题和策划。

元宵市集当天，除了十几个摊位商铺，商场还设计了木偶戏、川剧、老上海西洋镜，元宵晚上有电光舞狮表演。
   

当天，市民徐小姐带着6岁的女儿拖着兔子灯逛得津津有味。她坦言“懒得去市中心轧闹猛”，现代化商场里的“庙会市集”逛起来更轻松，购物环境也更宽敞些。
   

商场市集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元宵、清明、端午、中秋，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会设计举办市集，但和真正农耕时代的市集不同，现在的新市集更讲究“时尚逼格”，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如同样是舞狮，但是披着光电的外衣，在夜里舞动起来闪闪发光。同样是灯笼，但里面已经改为LED彩灯，空间视觉效果重新进行一番设计。

此外，虹桥天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是市集热闹的原因：

虹桥火车站直达，给苏浙一带的年轻人提供便捷。一趟火车，可以直接来摆摊，结束当天就能赶回家，再加上已经成型的商业街区，定期举办IP展，抓住了一批年轻人的喜好，配上周末的市集，便是锦上添花。
   

另一个上海知名的长期市集位于大学路。它更加“开放”和“自在”，长期固定举办，且不规定营业时间，摊主们想做多久做多久，只要有生意，晚上12点回家都行。光顾的人有学生、老师、附近居民、咖啡馆店主等等，几乎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生态圈。

上海的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
   

小徐靠手工羊毛毡维持生计，通过市集，她打开了微信上商品的销路，可以说是一名职业“手作人”和“市集人”。
   

2015年来到上海，她经历了一些大广场的市集价格越来越贵。“有些手工创意市集在变味。”小徐说。

从重视文化创意，到以盈利为主，几乎成为淘宝的线下展示。有一次，她在上海的创意市集里，看到有人卖品牌玩具、大米，和普通商铺没有啥两样，“我简直惊呆了，这还能叫市集？”
   

主办方为了赚钱，招募了20个摊位，但真正的手工匠人可能只找到10个，剩下10个怎么办？只要付了租金谁都能进场。
   

相比之下，她更喜欢其他城市的市集，摊位租金不贵，几乎全是手工匠人，东西漂亮，陈列也富有创新，有些市集整个屋顶上布满气球，成为文艺青年的打卡地，也是文创的发源地之一。

而在上海，创意市集越来越商业化、盈利化。这是一把双刃剑。
   

2014年，五角场云海大厦愿意给农副市集提供一个地下室放大阳伞、20张桌子。于是每到双休日，这里就有农副市集，年轻人一边卖菜一边弹吉他。广场上，父母带着小孩晒太阳，自由奔跑，甚至大家一起念诗。
   

同济大学教授、园林景观设计师刘悦来记得，2014年也是自然教育的元年，伴随着对环境的关注，一部分青年返乡，有机食物、农田体验、环保教育等等，连接了城乡之间的关系。赶集的人热情高涨，有人特地从徐家汇赶到五角场。
   

但后来，农副市集衰退，最大的冲击来自电商。电商平台上不仅品种多样，而且规模化销售，物流成本低，价格普遍比农副市集便宜。
   

“电商购买就是单纯的购物，没有感情，只剩下比价。这恰恰是市集想要弥补的。”李姐遗憾地说。市集吸引人的地方，更多在于交流，在一个冰冷的商业和购买关系的城市里，重新激活人与人的情感，温暖整个社区和街区。
   

有段时间，易晓武的市集被以往的广场业主抛弃，开始到处“流浪”。2016年，刘悦来的“创智农园”项目启动，主动找易晓武合作，结合农副市集策划了一系列生态教育、自然教育活动。比如社区居民和小朋友手作的东西，都可以来市集交易。公益环保团队加入，进行垃圾分类、回收衣服之类的宣传，环保类活动质量越来越高，但参加的人数却在减少。
   

大家似乎只是图个热闹，并没有把市集，或者说市集背后对社区文化、空间关系、社群认同、文创启蒙的价值长久地挖掘下去。
   

这些星罗棋布、此起彼伏的市集，不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修复城乡之间的链接，而且有助于乡村振兴、社群激活、文创试水。
   

但现在，它就像一阵风。

上海打造“四大品牌”的同时，能否给市集，也是后工业都市里才会出现的珍贵的非正式经济，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更激发创造力的平台呢？